編輯語/張敏：“人紅是非多”，名畫也不例外，作為最富傳奇色彩的十大名畫之一《千里江山圖》在賺足吃瓜群眾眼球的同時，也招來了四面八方的質疑聲。

《千里江山圖》“打假”第一人曹星原2017年在故宮出版社的雜誌《展記》上發表了題為《王之希孟——的國寶之路》，認為這件作品是梁清標拼接的，同時，也質疑蔡京跋的真偽性。

在曹星原質疑《千里江山圖》真偽的同時，陝西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韋賓發表了“關於曹星原質疑《千里江山圖》涉及文獻的再研究”，韋賓認為曹星原關於《千里江山圖》是偽作的觀點經不起推敲，並在文中一一列舉回應。

還有學者質疑王希孟十八歲就能畫出這樣一幅山水鉅製長卷畫的可能性，但也不乏動情的講述者，如陳丹青。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餘輝近日在北京大學人文論壇“《千里江山圖》研討會”上公佈了故宮通過科技手段對《千里江山圖》的檢測。認為《江山圖》絹絲密度跟徽宗的《雪江歸棹圖》比較接近，徽宗用絹相當於“一級宮絹”，《江山圖》相當於“二級宮絹”。並推測，希孟姓王，這個姓不會是梁清標隨意給他的。

可以說，關於《千里江山圖》真偽和天才少年王希孟的質疑之聲從來沒有間斷過，雖然大部分人更願意接受“十大名畫”和“英年早逝畫家”這樣的組合標籤，但仍有人拒絕這種“商業吹捧”，持專業學術精神，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以下為黨晟所作關於《千里江山圖》作者是不是王希孟的研究文章，原文標題：“希孟”考——故宮藏《千里江山圖》作者身份新探。

北宋《千里江山圖》（部分 ） 現藏故宮博物院

“希孟”考｜《千里江山圖》作者不是王希孟？

引言

故宮博物院藏（傳）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如今已是中國古典繪畫的煊赫名跡。作為公認的北宋繪畫傑作,此畫不僅載入各類出版物，而且被製成多種“衍生品”廣為銷售，知名度之高，只有為數極少的幾件傳世古畫可以相比。

遺憾的是，關於圖卷的作者，除北宋權相蔡京在卷尾所題跋文透露了少許信息——從中可知其名為“希孟”，繪製此畫時年僅十八歲——幾乎再無可靠的記載。作品的崇高地位與畫家的曖昧身份形成戲劇性的對照，足以激發美妙的想象，從而演繹出一個天才少年發奮學藝、勞瘁致死的感人故事，加上流傳甚廣的不經之談，為沉默無言的畫卷平添了撲朔迷離的傳奇色彩。

然而，歷史研究的旨趣並非發掘久遠往事中的戲劇因素。如果擯棄成說，廣泛蒐集、深入分析相關的文獻資料，也許可望破解《千里江山圖》作者的身份之謎。這大概是一個與通行版本迥然有別的故事，即便令人敗興，但有可能更為接近歷史的真相。

如上所述，有關《千里江山圖》作者的有限信息出自蔡京（1047－1126）的題跋，所以我們的研究必須從這份原始檔案入手。

蔡跋全文如下：

政和三年閏四月一日賜。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諭之，親授其法。不踰半歲，乃以此圖進。上嘉之，因以賜臣京，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跋文記錄了宋徽宗趙佶將圖卷賞賜蔡京的日期，畫家的名字、年齡、履歷及其進獻畫作的經過和徽宗的褒獎之詞，唯獨沒有道明畫家姓氏及作品的題目。

《千里江山圖》蔡京跋文

除蔡京一跋，圖卷後紙尚有元人溥光（生卒年不詳）的長篇題識。不過，題識者的著眼點主要在作品的藝術成就，認為其 “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獨步千載”，但無一語述及圖卷之作者。

蔡跋所謂“希孟”被冠以王姓，成為名垂後世的“王希孟”，又是始於何時，緣於何人呢？根據現有記錄，此畫曾經明末清初鑑藏家梁清標庋藏，“王希孟”之稱始見於梁氏的題簽。梁氏友人宋犖有《論畫絕句》二十六首，其中第五首即題詠此卷之作，詩云：

宣和供奉王希孟 ,天子親傳筆法精。進得一圖身便死 ,空教腸斷太師京。

並注：

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秘傳,經年作設色山水一卷進御。未幾死,年二十餘,其遺蹟只此耳。徽宗以賜蔡京。京跋雲：希孟親得上筆法，故其畫之佳如此，天下事豈不在乎上之作之哉！今希孟已死，上以茲卷賜臣太師京，展閱深為悼惜雲。

宋氏之詩為《千里江山圖》附加了重要的新信息：作者“王希孟”是徽宗宣和年間的畫院畫家，進呈此圖之後不久亡故，年僅二十餘歲。依照清儒耽癖考證之習尚，凡有新說，就該揭櫫所據，何況還有附註，更應詳加闡釋，可惜宋犖隻字未提。相反，在轉述蔡跋內容時，宋犖作了隨興的發揮，說徽宗以此卷賞賜蔡京時畫家已死，蔡京“深為悼惜”，與原文多有出入。

梁氏之後，此捲入藏清廷內府，奉敕編修的《石渠寶笈》著錄為：“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一卷”。乾隆皇帝還在卷首親題七言律詩一首，有“江山千里望無垠”之句，為圖卷欽定了畫題。 對於前人所定畫題、畫家姓名，當代學者大多采取了認可或接受的態度。如此，身份不明的“王希孟”就成了《千里江山圖》公認的作者，同時也被譽為中國繪畫史上最傑出的畫家之一。

《千里江山圖》溥光跋文

提問

01、蔡跋為何直言“希孟”而略其姓氏？

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唯有辨明此一疑點，才有可能就圖卷作者的身份展開進一步的討論。古人重姓氏、鄉貫，首次介紹某人，自然要說他姓甚名誰、何方人氏，交代清楚，下文才徑稱其大名或字號。史志傳記，固不待言，各類雜著、序跋，大體亦循此例。有沒有例外的情況呢？主要的例外有二：一是歷史名人或以字號見稱，如謂杜甫為“子美”，韓愈為“退之”之類； 二是皇室宗親名前不冠姓氏，因為他們乃“天潢貴胄”，與當朝天子同姓同籍，不言姓氏實為彰顯其尊崇身份。在宋代的官方文書中，宗室是否“著姓”是必須上奏皇帝裁定的律法問題，如熙寧三年（1070）曾規定宗室出任外官須稱姓，“若降宣勅或自表及代還京師，宜複稱皇親，不著姓”。本文發表時有刪改，查看原文請關注“藝術品鑑官微”。

此外，筆者核查了宋代趙姓畫家的所有傳記資料，士庶人家出身者如趙光輔、趙元長、趙幹、趙昌，在宋人的記載中姓名、裡籍俱全，甚至真名不傳的“趙邈齪”，綽號裡也少不了一個“趙”字，但宗室成員如嗣濮王宗漢、端獻王頵以及孝穎、仲佺、士雷、令穰諸人，則一概不言其姓氏。若是函札、隨筆也還好說，圖卷乃徽宗御賜之物，蔡京特意為之作跋，足見其重視程度。跋文記錄了賜畫的確切日期，不可能在作者姓名這一關鍵問題上疏忽大意。因此，我們難免產生一種推想，即：蔡跋不記“希孟”姓氏是否出於上述緣由，也就是說，“希孟”既未“著姓”，他是否姓趙，是一名大宋王朝的宗室子弟？

02、“希孟”是畫家大名，還是表字？

古人有名，有字，蔡跋所謂“希孟”是畫家之大名，還是他的表字？這也是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宋元時期以“希孟”為名、字者頗不乏人，如北宋女詩人謝希孟（1000—1024年）字母儀，元代散曲作家張養浩（1270—1329）字希孟，皆其例證。是故，至少不能斷言“希孟”必為畫家之名，何況以古人的禮俗論，稱人之字號比直呼其名更合常情，所以“希孟”反而可能是畫家之字。果如此，其名為何？

03、“希孟”為何“數以畫獻”？

以其“昔在畫學為生徒”的經歷，“希孟”不難結識畫界人物，如果僅為獲取助益、提高技藝，他可以向前輩求教，也可以與朋儕切磋。假定他亟欲成名，他理應拜謁貴官顯宦、鴻儒碩學，憑藉先達的獎掖提攜而立足畫壇，何至於冒“塵瀆睿覽”的風險，拿他尚不成熟的作品驚擾皇帝大駕？而且在被認為畫得還不夠好的情況下，仍屢屢向徽宗進呈畫作，令人不能不為他的大膽和執著感到幾分詫異。顯而易見，他孜孜以求的是得到皇帝的“聖裁”，箇中莫非隱含必須由最高統治者予以恩准的功利目的？

從文獻記載可知，宋畫院的御用畫家受命為皇帝作畫，須先呈交圖稿，得到認可之後，方能繪製正式作品。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這位“希孟”多次以畫作進獻，以其“十八歲”的年紀與涉世極淺的履歷，他何以有此資格？這種違背慣例的行為可否佐證上文的推論，或者說，除了畫學生徒的出身和文書庫吏員的名分，獻畫者是否另有不為人知的顯耀背景？

04、徽宗緣何對“希孟”關愛有加？

所謂“召入禁中文書庫”語義含糊，並未說明是授予他具體的職務，還是給他一份閒差，特許出入宮禁，以便觀摩內府所藏先帝宸翰、古今圖書。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即他有充裕的閒暇作畫。蔡京的跋文提供了明確的證據：他不僅多次向徽宗獻畫，而且花費半載光陰繪製了一幅流傳至今的山水長卷。按照某些學者的說法，在今天的物質條件下，一名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臨摹這幅畫卷，也需要每天工作八個小時，總計五六個月才能完成。此外，據說這幅畫的質地還是極其貴重的“宮絹”，所用的石綠、石青之類礦物顏料也價值不菲。如果“希孟”只是一名文書庫小吏，他憑什麼放著份內的差事不幹，整日調色染翰，沉溺繪事？這顯然是一種非常人所能享有的特殊待遇。非但如此，徽宗還親自傳授畫法，使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天子門生”。所謂“其性可教”不足以作為徽宗對“希孟”格外青睞的理由。可以設想，在皇家創辦的畫學之中，經過層層選拔，必定不乏天資聰穎、有心向學的俊異之才。如果因為“其性可教”，徽宗便要一一“誨諭”，豈不忙煞這位風流道君？聯繫前文提出的問題，我們不能不懷疑徽宗與這位年青畫家之間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

05、徽宗為何將圖卷賜予蔡京？

最終，徽宗為何將圖卷賜予蔡京？跋文稱：“上嘉之，因以賜臣京”。由於“嘉許”某人之所作所為，故將其作品轉贈另一人，因果之間缺乏必然的關聯性。換言之，蔡京的說法是一個邏輯鏈不完整的表述，其間必定還有尚未道明的原委。據此，有理由猜測徽宗賜畫也有具體的用意。那麼，徽宗的用意究竟何在？

探尋：破解作者身份之謎

依循前文提出的思路，假定《千里江山圖》的作者乃趙姓宗室子弟，那麼能否在宋代宗室之善畫者中找到一位“疑似”的人物，進而蒐羅史料證明兩者實為同一人，以期查清“希孟”的真實身份呢？

筆者認為，基於古代文人以“人品”論“畫品”的批評原則，他們或許會忽視眾多造詣非凡的職業畫家，但“衣冠中人”之長於繪事者，則是他們關注的主要對象；如果《千里江山圖》的作者確為宗室成員，所謂“畫史失載”的可能性應該不大。因此，檢索宋代畫學文獻不僅是無可迴避的必要環節，更是從事此項研究的關鍵步驟。

宋人所撰畫學論著，比較系統的斷代史僅有兩種，即北宋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 和南宋鄧椿的《畫繼》。前者承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之餘緒，上起唐武宗會昌元年，下迄宋神宗熙寧七年，記錄了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的畫壇人物及其成就；後者又續郭氏之書，始於神宗熙寧七年，終於孝宗乾道三年，正好涵蓋了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的歷史階段。以上三部著作，不僅內容前後銜接，而且貫穿了一條脈絡分明的精英史觀。 從研究的旨趣出發，《畫繼》卷二《侯王貴戚》一章理應予以特別重視。本文發表時有刪改，查看原文請關注“藝術品鑑官微”。

與此同時，一位名為“士衍”的宗室子弟引起了筆者的注意。

士衍號花一相公，長於著色山水，宣和初進十圖特轉一官。犍為王瑾家有扇面，意韻誠可喜愛，然少見於世，瑾即其甥也，故得之。

“士衍”與“希孟”存在令人驚訝的類同

對照《千里江山圖》及蔡京跋文，不難發現“士衍”與“希孟”之間存在令人驚訝的類同之處：

01、 善畫“著色山水”

從中國山水畫的風格演變來看，唐代是“著色山水”的鼎盛時期，查兩宋以擅長著色山水而見諸記載的畫家，不過寥寥數人而已。值得注意的是，鄧椿並非泛言“士衍”長於“山水”，而特別標出“著色”二字，說明“著色”是其畫風的顯著特徵。

02、時代相同，年齡相仿

依據蔡跋、鄧文所敘，“希孟”與“士衍”都曾向徽宗進獻畫作，毋庸贅言，他們生活於同一時代。

政和三年即公元1113年，是年“希孟”虛齡十八，故學者推斷其生年約為1096年。

再說“士衍”，從他獻畫求官的行為來看，可以肯定他已經成年，但年齡不至於太大。他的雅號“花一相公”，也令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位翩翩佳公子。

03、

尤其引人矚目的是二者的作為：一則 “進十圖”而“特轉一官”；一則“數以畫獻”，最終獲得“上嘉之”的寵遇，其行為與結果何其相似？這一高度類同之處純屬偶合，還是有著必然的關聯？前文已經說明，沒有特殊的背景恐怕很難向皇帝進獻自己的作品，而 “士衍”、“希孟”卻能多次以畫作進呈御覽，並且最終都得到了徽宗的嘉獎。聯繫二者的藝術特長、年齡及“希孟”所受到的優待，可以說，偶合的概率極低。

基於以上三點認識，可否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即蔡跋所謂“希孟”，就是《畫繼》記載的“士衍”？

考證

01、名、字是否對應

如上所述，倘若“希孟”是畫家之字，則蔡京的跋文不僅省略了他的姓氏，而且也沒有言及其名；相反，鄧椿僅記士衍號“花一相公”，偏偏沒有交待士衍之字。

兩條信息殘缺的材料，如果具備足資參證、互為補充的關係，就有可能形成完整的證據。

先說“希孟”。“希”者，“睎”也，用今天的話講，也就是“仰慕”、“敬佩”；“孟”，指儒門亞聖孟軻，所以“希孟”即服膺孟子之意。“希孟”，表明其仿效孟子“養氣”的志趣。再看“士衍”。此處之“士”為行輩字；關鍵在於“衍”的含義及其與“希孟”是否對應。《說文》：“衍，水朝宗於海也。從水，從行。”王筠《句讀》：“當是即形為義，乃《孟子》‘水由地中行’之說。” 按王氏所引《孟子》語出自《滕文公下》，即所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龍蛇居之，民無所定……禹掘地而注之海，驅龍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 也就是說，“衍”的本意為江河之水流經陸地，匯入大海，孟子則將這一現象視為大禹治水的功績和文明開化的象徵。

此外，“衍”亦通“延”，所謂“衍其緒”，即繼承前人的傳統。宋仁宗封孔子後裔為“衍聖公”，就是一個彰明昭著的事例。

依據以上分析，作為人名的“衍”字，寓意可理解為 “追求道德完善”，也可闡釋為“紹續儒家大統”。無論取意為何，都與《孟子》一書或孟軻其人有著明確的關聯。因此，名“士衍”，字“希孟”，名、字對應，可謂若合符契，為證實“士衍”與“希孟”為同一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02、從宗族關係看徽宗為何對圖卷作者關愛有加

據《宋史·宗室世系》（以下簡稱《世系表》），宋代官方定義的“宗室”包括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魏王趙廷美的所有後裔。太宗一支的行輩字依次規定為：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可知“士”字輩乃太宗五世孫，與北宋歷朝皇帝同出一系。在《世系表》第十五“漢王房”內，載有“士衍”的名字。他是太宗長子漢王元佐後裔；祖宗旦，累任主管宗室事務的大宗正司同知、大宗正，拜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華陰郡王，追贈滕王；父仲戡，襲房國公；士衍為其父幼子，有六位兄長，他本人的頭銜為“成忠郎”。參比《畫繼》所記，這可能是他向徽宗獻畫之後獲得的最終官階，與大畫家李唐在南宋畫院供職時的銜位相同。按其行輩，士衍應為徽宗疏屬從弟，與畫史有名的令穰、士雷亦屬同輩。從《世系表》看，其名下無“不”字輩人名，說明他沒有子嗣。

明確了宗室“士”字輩與徽宗的關係及趙士衍的家世，反思《千里江山圖》作者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及徽宗何以對其“關愛有加”的問題，我們就會有不同以往的認識，所有疑問亦必隨之冰釋。道理很簡單：倘若“士衍”與“希孟”果為同一人，則其祖、父輩貴為王公的顯赫地位，他本人的宗子身份，以及他多次獻畫的殷殷之情，才是徽宗對他另眼相看並給予關照的主要原因，所謂“其性可教”至多不過是一個附加條件而已。

03、趙士衍獻畫時的年齡

毋庸贅言，《千里江山圖》之所以能贏得廣泛的讚譽，除作品自身的藝術價值，畫家年僅“十八歲”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是故，要證明趙士衍即是此圖之作者，就必須考察其向徽宗獻畫時的年齡。

據《宋史》本傳，士衍祖父宗旦“七歲如成人，選為仁宗伴讀。” 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上在東宮，真宗選宗旦伴讀。” 按仁宗趙禎（1010—1063）冊為太子在天禧二年（1018）九月，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即位。因此，宗旦奉詔伴讀當在仁宗入主東宮之後至即位前二年之間，是時虛齡七歲，假定其生於大中祥符六年（1013）前後，似無太大偏差；另，據王珪（1019—1085）所撰《趙宗旦妻賈氏墓誌》，宗旦原配夫人賈氏生於大中祥符七年（1014），18歲出嫁，慶曆八年（1048）亡故，生七子、三女，其中二子、二女早夭。嘉祐五年（1060）賈氏入葬時有三孫，二孫系出長房，一未賜名，又有六孫女，俱在室，可見晚至此時其諸子大半尚未成年。在《世系表》中，士衍之父仲戡名列賈氏幼子之次，為宗旦第六子；仲戡有弟三人，皆非賈氏所生。又《宋會要輯稿· 帝系四》之十七，治平四年（1067）“宗旦妻沈氏服其姑德妃所遺銷金衣入禁中，宗旦坐罰金”，可知宗旦有繼室沈氏。這位沈氏夫人極有可能就是仲戡及其三弟之母。綜合以上分析，仲戡應該生於皇祐二年（1050）以後。士衍為仲戡第七子，若定其生年為紹聖三年（1096，即今人認定的“希孟”生年），則士衍出生時其父已年屆不惑。以古人婚齡普遍偏低且貴族男子配偶可能非止一名的婚姻狀況而論，如此年紀生養七個兒子似嫌稍久，但《世系表》不包括宗室家族的女性後代，亦未記入夭折的男嬰，考慮到情理之內的諸多變數，以上推斷大體可以成立。本文發表時有刪改，查看原文請關注“藝術品鑑官微”。

結論：趙士衍向徽宗進獻畫作時約當十七八歲，與蔡跋所記《千里江山圖》作者年齡相符。

04、“兩道詔書”——入畫學為生徒及任職文書庫

依據蔡跋所記，“希孟”曾經是官立“畫學”的生徒，繼而又被召入“禁中文書庫”，以他“十八歲”的年齡論，這大概就是他的全部人生履歷。

那麼，趙士衍是否曾入“畫學”，日後又應召前往“禁中文書庫”？可惜，除《畫繼》中的簡略介紹，尚未發現他的完整傳記，所以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他也有同樣的經歷。但是，縱觀北宋後期的歷史狀況，入學讀書已經成為多數宗室成員謀求祿位的必由之路，而承值館閣秘府無疑是偏寵有加的恩榮。

其一，是神宗於熙寧二年（1069）所頒裁減宗室恩數的詔書：“近制，皇族非袒免以下更不賜名授官，止令應舉。”

宋朝宗室制度的獨特之處，在於沒有按照服紀親疏界定宗室的範圍，而宗室人數的迅速增長勢必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 最初幾代宗室是皇帝近親，他們雖無參定軍國大事之實掌，但卻享有不經選試而獲封高位美爵的特權和優渥的生活待遇。作為熙寧變法的一項內容，神宗的詔書剝奪了太祖、太宗第五代及魏王第四代後裔賜名、授官的資格，同時又向他們開啟了科舉考試的大門。這是一項重要的改革，其意義在於改變了宋初宗室“不預科舉”的現象，鼓勵他們通過科考轉變為普通的官僚。

此後，雖然無服宗子仍名列玉牒，具備“皇親”身份，但要謀取一官半職，他們也必須像庶姓出身的士人那樣，通過自己的努力尋求晉身之階。

其二，是崇寧三年（1104）徽宗頒發的詔書：“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由此確定了從學校選拔官員的政策，幾乎罷廢科舉近二十年，至宣和三年（1121）始全面恢復科舉考試。

同年六月，準都省奏議，設立書學、畫學，冠以“崇寧國子監”之名。關於徽宗特諭設立的畫學，今日知之甚少。可以確定的是，書、畫、醫、算四學統屬國子監管轄，是北宋後期國家高等教育與選官體系的組成部分。畫學採納了太學的“三舍法”，即分生徒為外舍、內舍、上舍三個等次，通過嚴格的選試程序逐級遞升，最終授予上舍生以相應的官職。直至大觀四年（1110）併入翰林圖畫局，畫學始終是一個獨立的教育機構。將畫學與畫院混為一談固為謬見。

綜上所述，既然無服宗子必須通過選試獲取官職，而徽宗朝又實施了以學校升貢代替科舉取士的政策，那麼，對於有繪畫天賦的趙士衍而言，進入統屬朝廷選官體系的國子監畫學修業不僅是入仕的可能途徑，而且是一條謀取祿位的便捷之道，因為畫學的考試科目和選拔標準畢竟要比太學略為寬簡。

此外，蔡跋所謂“禁中文書庫”也須加以考辨。有研究者認為此稱所指為“金耀門文書庫”，即北宋所設管理國家稅賦檔案的衙署，並由此推測“希孟”獻畫是為了擺脫謄錄賬目的冗雜事務，以求進入畫院任職。但是，跋文既明言“禁中”，則此府庫必在宮城之內，而不可能位於汴京外城西北隅的金耀門附近。僅從所處位置看，跋文所言絕非專管三司戶口賬簿的金耀門文書庫，而應該是隸屬秘書省的崇文院，亦即收存並整理集賢院、史館、昭文館及秘閣圖籍的皇室圖書館。

需要說明的是，供職於崇文院的官員皆為名重文壇的一時之選，即便是秘書郎、正字之類低級職務亦非等閒之輩可以充任。一名畫學出身的少年被召入三館書庫，很可能只是虛應一個並無職司的名頭，為他觀摩秘閣所藏法書名畫提供方便。這一破格選薦的事例也從另一側面反證了應召前往者必定是一位家系顯耀的皇室宗親。

05、獻畫與賜畫

雖然畫學被納入選官的體系，但不比太學生通過殿試可賜進士及第的待遇，此類 “雜學”出身者只能除授三班以下低級武職。按照《畫繼》的說法，趙士衍獻畫的意圖是為了求官，亦即希冀皇帝推恩而擢升其職位。這就為前文提出的“希孟”何以屢屢向徽宗進呈畫作提供了合理的答案。因為“嘉之”同樣是一種含糊其詞的說法，如果多次獻畫僅為領受最高權力者的一句口頭表彰，未免與當事人的辛勤付出太不相稱，所以“轉一官”才是“嘉之”的具體措施，當然也是獻畫者渴望達到的目的。

明白了獻畫的意圖所在和最終結果，徽宗將畫卷轉賜蔡京也就不足為怪了。姑且不論其為政得失、德行人品，蔡京在徽宗朝可謂權傾一時，並且主導了多項重要改革。在嚴厲打擊元祐黨人的同時，他大力推行以“三舍法”為基本制度的學校教育，並在西、南兩京建立“敦宗院”，有計劃地將五服以外的宗室遷移往洛陽、商丘居住。大觀三年（1109），徽宗下詔關閉“敦宗院”，隨之蔡京為臺諫彈劾而罷相。三年之後，蔡京復為宰輔，不久宗室外遷政策又得以繼續實施。要之，蔡京的免官和復職與“敦宗院”的廢立正相對應，而徽宗賜畫恰恰就在蔡京重返政壇整滿一年之際。

如此看來，徽宗的評語頗富深意。所謂 “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在特定的語境中應該有具體的含義。聯繫上文所述的史實，此語表面上是說：傑出人才的成就在於自身努力，言外之意當為：朕之族人亦同此理。這既是對蔡京振興學校教育及推行宗室制度改革的肯定，同時也暗示此人可用，為其從弟“轉一官”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一名低級武官的敘遷，不合特予頒發詔書，故以此畫作為轉官的憑據，交由蔡京著相關部門酌情辦理。相應地，蔡京為圖卷作跋，不僅說明獻畫之原委，而且引述皇帝口諭，也就有了“立此存照”的意思。

最後，還有獻畫和賜畫的時間問題。蔡跋記為“政和三年閏四月一日賜”，《畫繼》則雲“宣和初獻十圖特轉一官”，在時間上稍有偏差，但前者為實錄，後者為追記，故亦不難理解。此外，徽宗朝概稱“宣和”，乃是前人行文習慣，宋犖明知圖成於政和年間，仍稱作者為“宣和供奉”，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06、身份變更猜想

在《畫繼》有關趙士衍的簡略記述中，提到了一個名為“王瑾”的四川犍為人，其人其事，無可稽考。不過，王瑾既為士衍之甥，則士衍必有姊妹適犍為王氏。從宋人存世詩文可知，犍為王氏乃富甲一方的名門望族，尤以家藏萬卷圖書而享譽士林。這似乎給我們提供了某種暗示：假定梁清標、宋犖所謂“王希孟”或有所本，也許是因為王家傳有其畫，遂致雜錄、稗史誤記，鑄成了“趙”冠“王”戴的千古懸案？

此外，據其年齡判斷——如果排除“早死”的可能——趙士衍應該經歷了“靖康之難”。在這次毀滅性的災難中，與徽、欽二帝同時為金人所擄的宗室多達千餘名，其中80% 以上的人因不堪凌辱而死於遷徙途中，但也有少數人僥倖得以逃脫，趙士衍的同宗兄弟趙士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士皘……隨上皇俱北遷，乘間變姓名入僧寺中，落髮，衣僧衣以行，至會稽。

我們不妨設想，如果趙士衍也混跡於這支由高貴的囚徒組成的龐大隊伍裡，他會做出何種反應？極有可能，他也會像趙士皘那樣，設法保全自己的性命並尋找南渡的機會。隱瞞其“皇孫”身份，是他苟且偷生的首要條件，而冒用姻親之姓，也許是一個人在慌亂中所取的應變之策。倘若他能逃得一命，投奔其姊妹所適的犍為王氏也不是沒有可能，因為終南宋之世，犍為縣仍處於漢人政權的領土之內。

遺憾的是，沒有史料可以證實以上猜想。我們也無從獲知趙士衍在北宋覆亡後的任何消息。但看來凶多吉少。以他早年所顯示出的藝術才華，真能渡江南下或避居川西地區，他應該在南宋畫壇多少留下活動的蹤跡，然而毫無線索可查。另一種可能的結局是，他未能逃脫命運的詛咒，最終死在風雪交加的燕山腳下。他沒有子嗣；而且——按照鄧椿的說法——他也沒有留下多少作品。

也許，正是這場巨大的變故，使生逢離亂的“趙士衍”變成了以畫名世的“王希孟”。

結語

通過以上討論，本文試圖證明蔡跋所謂的“希孟”就是《畫繼》所載之“士衍”。在當前掌握的史料範圍內，也不難得出初步結論，即二者名字對應，年齡相仿，特長一致，行為類同，尤其是聯繫北宋後期宗室制度和取士之法改革的總體情勢，筆者深信二者為同一人的可能性極大，換言之，現藏故宮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圖》很可能就是趙士衍（字希孟）進呈徽宗的“十圖”之一，也是其留存於世的唯一作品。筆者無意推翻學界成說。寫作本文的目的，與其說是尋求確切的答案，不如說是一種研究方法的探索。

（本文在發表時限於篇幅，對原文有大量刪改，查看原文請關注“藝術品鑑官微”。原文刊於《藝術品鑑》雜誌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