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農村是長三角的腹地，以我們在浙江調研的經驗，越是發達地區，農村經濟越有活力，越有活力，就越有更多二、三產業的發展，就越有大批的二、三產業經營者發財致富，成為老闆。奇怪的是，我們調研的上海四地農村，村莊內卻很少有經營二、三產業致富的老闆，農民主要收入都靠務工。少數地方的農民還有房屋出租收入。有房屋出租收入的農村一定是靠近城鎮或工業區的村莊，這樣的村莊就不是一戶有房屋出租收入，而一定是戶戶都有。此外，上海農民基本上都不再種田，而是將承包地反租到村社集體，農民獲得同樣水平的租金。上海為農民建立有相對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系統。上海市有一個說法，就是“太陽照到了的地方，大家都是一樣的”，上海戶籍就是太陽，只要有上海戶籍，所有上海農民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上海農民收入水平相差不多，與浙江農村村莊內農民收入嚴重分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二
上海農民收入分化很小，首要原因是上海農村的鄉村工業似乎沒有浙江和蘇南發展迅猛。上海是中國最大的都市，具有極強的行政管理能力，工業也非常發達。改革開放之初，全國工業品短缺，市場供給不足，尤其是工業品供給不足，因此全國出現了風起雲湧的鄉鎮企業尤其是鄉村工業的發展。上海是中國製造業的中心，既有技術，有淘汰的設備，還有大工業配套的需要，因此，上海農村具有得天獨厚的發展鄉村工業的條件。
在應對巨大的市場機會中，離中國製造業中心上海最近的浙江和蘇南採用了不同的方式，蘇南主要是發展村辦集體企業，而浙江普遍是發展個私企業。上海農村也是以發展村辦集體企業來應對。沒有疑問，無論是個私企業還是集體企業，長三角地區農村的鄉村工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到了1990年代，隨著工業品供給能力的迅速提高，賣方市場很快變成買方市場，鄉村集體企業的產權弊病逐步暴露出來，其市場競爭力遠不如個私企業，蘇南、上海農村村辦企業改制，集體企業轉製為私人企業。這些轉制而來的私人企業有一些發展不好，逐步被淘汰。還有一些發展不錯，尤其是有廠房而有發展的潛力，原來的集體企業負責人現在的私企老闆就可能成為身家過億的土豪，只不過，這樣的土豪非常少，且他們基本上都已經脫離了村莊生活。
從1980年代開始，一直到1990年代，長三角農村一直都有比較好的發展個私工業的空間。浙江農村正是憑藉個私工業的迅猛發展而快速發展的。在浙江的一些經濟重心地帶如溫州、紹興等地，農民發展個私經濟，往往是先買一臺機床，利用家庭的空間上馬，效益不好就下馬，效益好，生產出來的產品有銷路，就擴大生產規模，再買兩臺機床。效益特別好，就用利房前屋後的空地搭一個簡易廠房。這樣，農民就可以比較便利地且低成本地辦起個私工廠，失敗了損失有限，成功了利益很大。最為重要的是，利用家庭空間，簡易手續開辦工廠，使那些經營有活力產品有銷路的鄉村工業有了旺盛的成長機會，幾年下來，這些有活力的鄉村工業就成為了一個地方的品牌，甚至形成一村一品、一鎮一業，形成了產業生態鏈，形成了地方競爭力。藉助這些地方競爭力，鄉村就有了更多的產業機會商業機會，就有更加活躍的個私經濟的發展，因此也就形成了鄉村社會內部的企業家群體。簡單地說，浙江寬鬆的地方政策使個私企業具有巨大的生產空間和旺盛的成長活力，以個私企業為主要特色的浙江鄉村經濟推動了整個浙江經濟的成長。
上海農村以及蘇南地區與浙江不同之處在於，上海市有極強的行政管控能力，不會允許農戶利用房前屋後的空地來建廠房。農戶響應市場機會，買一臺機床在自家進行產品加工，這個不違反政策。效益好，農戶可以再買一臺機床回來擴大再生產。但無論效益多麼好，上海農村不可能像浙江一樣將房前屋後的空地蓋成廠房來擴大生產規模，因此，上海農村的個私經濟要麼侷限在家庭內部，要麼就搬到一個已有空間，比如租用村社集體之前的倉庫，利用廢棄的村企廠房，或已經撤點的村辦小學教室。所有這些空間在上海農村都會被充分利用，但違建是不允許的，無論是農民利用自家房前屋後違建還是村社集體為獲得租金而在農地上建廠房出租。上海市強有力的管控能力保證了違建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此，上海農村，鄉村工業沒有能借助個私經濟的強有力發展衝動如浙江農村一樣發展地起來。也是因此，在上海農村，除通過農村集體企業改制而產生出來的極少數土豪以外，很少有個私企業家群體。
簡單地說，因為上海市對農村強有力的行政管控，上海農村沒有能在1980年代、1990年代鄉村工業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產生一個以個私經濟為主要特點的農村工商企業家群體，村莊工業化程度也十分有限，因此上海農村除極少數通過集體企業改制而產生出來的土豪以外，缺少一個在村莊影響力巨大、人數也比較龐大甚至要佔到全村人口10%的老闆群體，這是上海農村農民收入與分層的一個重要特點。蘇南的體制與上海農村類似，因此其農村經濟收入與社會結構也與上海農村相似。
三
陽光照到的地方大家都是一樣的，在上海的一個最為重要的表現是養老保障。上海農村，農民養老保障有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就是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障。這一部分還不普遍，數量還比較少，不過正是快速發展；第二種類型是上海特色的“鎮保”。這個“鎮保”水平較社保略低，較新農保要高很多。“鎮保”是上海市為解決失地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而由地方財政出錢支持建立起來的農村保障體系。當前上海“鎮保”覆蓋了上海農村1/3弱的60歲以上老年人群體，每月保障金大約有1500元；第三種類型是上海新農保。上海新農保的平均水平為800元/月，較全國70元/人的水平要高很多。一般有新農保的農戶都有承包地，也就有承包土地流轉出去所產生的租金收入，以每畝每年1000元計算，一個農戶家庭有四、五畝承包地，每年就有四、五千元的土地租金。而凡具有“鎮保”的農戶都不再享受承包地的租金。
上海所有超過60歲的農村人都享有最低800元/月的新農保，還有相當部分農村享受保障水平更高的“鎮保”和“社保”，因此，上海農村，農民家庭收入再低也低不到那裡去。也是因此，上海農村的低保戶極少。我們調研過的五個村，低保戶最多的有四戶，最少的只有一戶。
當前上海幾乎所有的農地都已經反租到村社集體，農民基本上不種地，農民進廠務工。而按上海市的統一要求，所有企業事業單位僱工都必須繳納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障。外地來滬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並不關心企業是否繳納社會養老保障，他們希望將所有未來保障變成現金按月發下來。上海本地農民則完全不一樣，他們進廠務工，連續15年繳費，60歲以後就可以拿到社保，這樣老年生活就有保障了。外地農民工一般都會盡可能加班，以獲得最大化現金收入，所以普遍是“12小時單休”，即每天工作12小時，一個月休息兩天，以獲取最高現金收入，上海本地農民對現金收入的關切讓位於社會養老保險，他們之所以進廠務工，主要目的是企業為自己繳納社會養老保險，因此，上海本地人進廠一般都是“八小時雙休”，每天上班八小時，一週上班五天，這樣的不加班的工作就只能拿到2020元的最低工資。非常有趣，上海農民進廠務工一般都是拿最低工資，而外地農民工通過加班，一個月工資四、五千元是很普遍的。
要獲得社保就必須要有連續15年的社保繳費，上海農民在60歲以前就必須連續在企業工作。一般來講，工廠需要年輕人，而不歡迎年齡比較大的人，尤其是超過40歲的上海農民，工作目標就是要企業繳社保，工作普遍不認真且工作能力因為年齡而下降，上海就出現了中年農民就業難的問題。40~60歲的農民工沒有企業要，就無法繳納社保，這就會造成嚴重問題。
因此，上海市一方面要求企業招工時必須招收一定比例上海本地人，另一方面則創設各種就業機會。我們調查的幾個村，一個村才2000人，竟然有政府設立的大約100個工作崗位，全都是最低收入，又主要針對中老年的農民，這些崗位如護林員、清掃員、家庭護理員等等，五花八門，十分多樣，其實都是上海市為就業困難的中老年農民提供的就業機會。上海農民竟然對這些只拿最低工資2020元的工作機會有極其激烈的競爭。一個村，一個空缺的護林員崗位竟然有80多人報名競爭。因此，上海農村40~60歲農民普遍心態是找一個可以繳納社保的企業打工，打工的目的只是為了繳納社保，而不在乎工資收入。上海農民就業上的消極心態、保守心態與外地農民工以及與浙江農村都形成鮮明對比。
一旦60歲了，就可以拿社保，也不用找企業打工以讓企業繳納社保，這個年齡的上海農民就可能到現金結算的村辦企業或農業公司打零工。調研的幾個村，每小時6元的臨時工，上海60歲以上的農民竟然會積極爭取。
四
上海農民的收入主要來自打工收入再加上60歲以後所獲社保鎮保農保收入。這些收入都比較低，但上海農民一般住在自己家中，已建住房，且種有菜地，精打細算，日子還是過得去的。一對夫妻60歲以後，如果拿兩個鎮保，一個月的收入就有3000元，而很多上海農民，一對老夫妻一個月的支出也就500元，這樣每月就可以節餘出2500元。
與上海農民一般只有相對有限的農業收入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徵地拆遷所帶來的補償。上海農村拆遷，一般按照1：1的比例還建，就是說，農戶有250平方米的住房，拆遷後就可以還建250平方米的商品房，一套100m2，一套90m2，一套60m2，子女住大套，父母住小套，出租一套，每月可以有幾千元的租金收入。此外，徵地拆遷後，農民都算失地農民，由地方政府無條件納入到失地農民社會保險體系。這個保障與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障是同一個水平。因為徵地拆遷可以形成巨大利益，因此，上海農民都盼望徵地拆遷。當然，大部分農民是沒有機會徵地拆遷的，他們也就無法實現土地利益的變現。不過，整村整村地徵地拆遷所產生巨大利益使通過打工緻富的想法變得可笑。與其自己努力打工，不如等待徵地拆遷。徵地拆遷的都富了，打工卻沒有致富的先例。這樣的考慮就進一步讓上海農民變得消極，不思進取。
五
上海農民收入分化很少，村莊內部的人情往來也不頻繁，農民所感受到的熟人社會的人情壓力很小，這與浙江農村正好相反。同時，上海農民基本收入穩定，生活有保障，尤其是未來有保障，因此，他們在生活中變得較為謹慎，不敢冒風險，無論是生活還是工作都缺少打拚，心態保守，顯得慵懶。一方面增加收入的空間不大，也缺少增加收入的動力，一方面支出上精打細算。這樣一種寧靜是浙江農村所看不到的，更是外地農民工中所不存在的。
六
無論是上海還是浙江農村，絕大多數農戶的主要收入來自務工，如前已述，在已經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下面，本地人務工的工資並不一定高於外地人。不過，有兩種情況使本地農民可能獲得較外地農民更多的收入機會，一旦本地農民在當地更容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機會，或更輕鬆的工作條件，比如本地人更可能當中層管理人員，及更多從事技術性工作的機會，二是本地人更容易找到務工機會，甚至年齡比較大的農民也可以找到各種諸如治安巡防、門衛保安的工作機會。儘管如此，上海、浙江農村絕大多數農民的家庭收入來自務工，這個務工收入與外地農民工的收入並無本質差距。
僅就浙江和上海農村來看，因為浙江農村村莊熟人社會中普遍存在一個富裕的老闆群體，這個群體的人情往來極大地增加了村莊中主要依靠勞動收入農民家庭的人情壓力，所以浙江農村依靠勞動來獲得收入的家庭就有更大的通過市場來獲得更高收入的動力。如果無力參加到村莊人情循環，就可能被排斥出村莊主流社會，這個是任何一個熟人社會中的家庭都不願承受的。
上海農村的村莊熟人社會中則不存在一個活躍的富裕老闆群體，也沒有因此而起的人情壓力。因此，相對於浙江農民，上海農民追求更高收入的動力不強，農村就會顯得平靜而保守，缺乏浙江農村的活力，也沒有浙江農村普遍存在的張力乃至衝突。
上海農村與浙江農村的另外一個重要差異是，上海建立了比較健全且較高水平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相對來講，浙江農村缺少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浙江地方財力遠不如上海，無法建立覆蓋面廣而且相對水平不低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
相對健全的養老保障進一步加劇了上海農民的保守心理。上海農民說，“凡是太陽照到了的地方，大家都是一樣的”，上海40多歲的農民進工廠務工的十分普遍，並且大都是拿最低工資，他們的目標僅是連續繳夠15年養老保險，從而可以在60歲以後獲得與城鎮職工一樣的養老保障。浙江農民則有更大的積極性來獲得高收入，這一點甚至不遜於外地農民工。
2016年1月15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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