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就到2018年高考季。每到高考季，家長、考生的焦慮總會逐步升級。
家長和考生關注的高考新政無外乎三點：一是高考成績以外的加分問題；二是錄取批次的合併問題；三是國家考試卷的採納和使用問題。
對應以上三點新政來說：首先，控制和取消加分的政策，是要解決有關部門乘高考搭政策“便車”的問題，過去一些部門穿著各種“外衣”，尋找本系統本部門的加分，結果讓加分膨脹到極致，造成不合理、不公平現象；其次，錄取批次的合併是模糊競爭的白熱化，不同省（市區）政策不盡相同，但大都可以歸類為二三本合併，或者一二本合併，但是究竟為什麼要合併，大家的意見不完全統一，但這種趨勢已經形成；其三，為什麼將命題權逐漸上移到國家層面，原因之一是分省出題的質量問題得不到確保，而且國家命題體現了嚴肅性。
除了關注三點新政，家長還有三種顧慮，而這些顧慮是三個誤區，造成了當前我國千萬考生和家長的焦慮：其一，讀大學必須選一流大學去讀。如果不是一流，將來一輩子都會受委屈，比如即便你博士畢業了，也要問你本科是哪裡讀的。這個看起來正確的觀點，暴露出來了我們這個社會（少數機構）的弱寬容性。其實，社會的成熟度如何，主要看它對“浪子回頭”的寬容和“後來居上者”的讚賞。
其次，非高考而不能成才。何謂非高考不能成才，就是說，不在高考這個跑道上成功，就再也沒有補救的機會了。
其三，“非好專業，學了等於白學”。家長認為孩子必須得選擇好專業，否則就等於“嫁錯了郎”，一輩子沒有向好的可能了。這樣的情緒有可理解之處，但是不要忘記一個前提，選擇大學志願與選擇郎君本質上並不是一回事。什麼是大學教育？大學教育的魅力就是為你提供糾錯機會。
不能理性看待高考和考生的發展，是造成時下我國高考成為“社會病”的根源。要診治“高考社會病”，筆者有以下拙見：解決高考社會性焦慮，僅僅靠改革招生方式和考試方式是不完整的。為老百姓提供更多優質高等教育的機會，才是正確的方向。一旦優質機會多了，社會焦慮才會真正下降。
何為優質機會？擁戴“雙一流”皇冠的學校是優質機會，具備“雙一流”學科的大學以及處在“雙一流”之外但卻是地方重點建設的兩三百所大學也是優質高教資源。可全國“雙一流”大學加起來，區區不過四百所，它們所提供的優質高教機會也只是全部高招的五分之一。因此，做大蛋糕，探討優質教育機會的增加，並不比怎麼考、怎麼招事小。是精細地分蛋糕還是做大蛋糕，教育主管部門要做好抉擇。竊以為，二者不可偏廢。過去十五年，我們有過很多有益探索。比如擴大招生、新建校區、中外合作、升格擴容等，都是不錯的嘗試。
做大優質資源的第二個思考，是藉助轉學機制實現普通高校與高水平大學人才培養的有機結合，以增加優質高等教育機會。美國加州公立大學系統沿用將近六十年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去研究。讓學生在離家較近的社區學院和州立大學學習一兩年，然後經過加州大學的選拔機制，錄取這些學生，讓他們最終獲得加州大學系統的學位，實質上是擴大優質高教的機會。如此安排，不僅可以擴大優質大學的容量，而且可以為考入名氣相對不高且學費低廉高校的學生提供了獲得優質資源的機會。假如我國優質大學建立起相對完善的轉學機制，至少可以多增加百餘所優質學校，這將是功德無量的事。眾所周知，我國不是沒有轉學，而是一些部門把它看作是特別資源，限制它，而不是擴大它，主管方面“怕出亂子”的思想還嚴重存在。
此外，廣納世界高等教育資源而用之的思想還沒有得到普遍認可。老百姓要接受優質高等教育的良好願望是值得理解的。在我們資金困難、優質資源難以短期擴大的前提下，通過政府的幫扶，讓部分人才選擇國際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是可取的。
納世界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為我所用，是緩解我國優質資源缺乏，進而緩解高考社會性焦慮的良策。藉助當前我國的教育國際化政策之50萬（或60萬）的《留學中國計劃》，鼓勵更多學子遠赴海外，接受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用來華留學的同等資助額度，資助我國優秀青年海外留學，不是過分的要求。大幅度擴大海外留學人員歸國獎勵計劃，更不是過分的要求。如果加大資助力度，將留學美國的學生增加到50萬，到歐洲、澳洲和加拿大留學的學生增加到40萬，到其他地區留學的人員增加到10萬，這就無疑在國內新建了幾十所水平相當於“211工程”的大學。利用他國資源收穫更多的高等教育優質機會，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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