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說一個外國人跟房租與房東作鬥爭的故事。
38歲的史蒂夫鮑德溫（Steven Baldwin）是一個單親爸爸，他和自己的父母還有孩子住在洛杉磯博覽園區。他們已經在這座帶有五間臥室的房子裡生活了14年，每月的租金是1700美元。但是最近發生的事情，讓鮑德溫不確定自己還能在這裡住多久。
去年秋天，他居住的這幢住宅樓被出售，新的房東金鐘淑（音）和金大榮（音）發佈逐客公告，限所有租客在60到90天內搬走。他們計劃對這座大樓進行翻新，然後租給收入更高的租客，比如在附近的南加州大學上學的學生。他們會有這種想法也是理所當然，因為在街對面，一個單臥公寓月租就是1500美元，雙臥則可以租到2500美元。
房東下達逐客令並不違法，有些租客也按要求搬走了。但是像鮑德溫這樣的人無路可走。“我們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家裡還有一個癌症病人，” 鮑德溫說，“我覺得他們這麼做是不對的，所以我們決定反擊。”
於是鮑德溫和他的鄰居們聯繫上了洛杉磯租客工會（Los Angeles Tenants Union）。在他們的幫助下，這些租客們立刻要求對每個人的驅逐進行單獨的陪審團審理。這其實是一種拖延時間的方法。“在洛杉磯，房東逐客的現象太普遍了，但是負責審理這些案件的法官只有33名。” 租客工會的組織者保羅·蘭科特（Paul Lanctot）說，“只要提出陪審團審理，就能拖慢時間。”
這給租客們爭取了幾個月的時間去商議計劃。但是新房東拒絕和租客談判，所以他們基本只能抗議，以此獲得媒體的關注。他們要爭取在法院審理開始前獲得公眾的支持，與此同時，他們還亮出了租客的最後一張王牌：罷租抗議。
什麼是罷租抗議？
罷租抗議指的是租客拒絕向房東支付房租，除非房東滿足他們的要求。在許多情況下，罷租期間的房租都會暫時交給租客工會來收取，在爭議解決之前都由他們代管。租客可以以任何理由進行罷租抗議，比如居住環境不安全，或者房租上漲不合理。像我之所以進行罷租抗議，則是因為好幾個月都沒有解決的鼠患問題。
罷租抗議在20世紀初的時候特別普遍。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罷租抗議發生在1907年的曼哈頓，組織者是年僅16歲的保琳·紐曼（Pauline Newman）。這次抗議共有10000戶家庭參加，其中有2000戶家庭成功壓下了房租，而這起抗議也推動了現代房租管制體系的形成。
但是大部分，租客們並不會採取這種措施。但在最近，一系列的罷租抗議開始席捲克利夫蘭、洛杉磯、舊金山、華盛頓特區等地。“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抗議早已成為工會運動的一部分，現在我們在用抗議來對抗逐客和城市改造。” 特立尼達·路易茲（Trinidad Ruiz）告訴我。路易茲是洛杉磯的一位活動組織者，目前他正在組織一場有200名租客參與的罷租抗議活動。
“這個問題很現實，如果租客不進行罷租抗議，他們就可能流落街頭。” 路易茲補充說。雖然勞動力市場不斷收緊推動了薪資上漲，而且全國都在努力提升低收入階層的工資，但在整個美國，還沒有哪個縣的最低收入工人能夠租得起一間兩臥公寓。
罷租抗議通常是租客在與房東談判無效情況下使出的最後殺手鐧，但這麼做並不能保證成功。最近的一次成功案例發生在今年二月，位於洛杉磯博伊爾高地的一座公寓樓中的租客通過長達一年的罷租抗議，獲得了42個月的租房期限，房租漲幅被控制在了五個百分點。
但一旦抗議失敗，你就要被驅趕出門。2016年，洛杉磯高地公園的一群租客在罷租抗議後在法庭敗訴，最終他們只能拎包出門，房東則如願以償開始對公寓進行翻新。很多情況下，租客和房東雙方會達成一致協議，兩邊都作出一定的妥協。
“如果你的方法正確，而且這樣的問題總是有正確的解決方法，那麼你可以迫使房東正視你的要求。” 拉丁經濟發展中心（Latino Economic Development Center）的羅伯特·沃爾（Robert Wohl）告訴我。拉丁經濟發展中心是一個非營利性機構，目前正在支持華盛頓特區的一次罷租抗議活動。
（1919年發生在紐約市哈林區的一次罷租抗議。圖片來源 International Film Service）
組織罷租抗議的巨大代價
面對罷租抗議，房東可能會採取報復措施。進行罷租抗議的租客經常會被切斷熱水供應或者斷電，房東還會威脅他們：如果他們的個人記錄上顯示遭受過驅逐，他們從今以後都別想再租到房子。（最後這項威脅並非空穴來風 —— 你確實是個不支付房租的人，所以他們可以驅逐你。）
鮑德溫說他的一些私人物品都被拿走了。“以前我們有些東西是放在房子外面的，像燒烤架、椅子、小孩的自行車之類的。但是房東僱了一些人來把那些東西全搬走了。只要是沒有被鎖住的東西，他們全都拿走了。” 鮑德溫說，“我去報警了，但是警察說因為我沒有付房租，所以只要是在屋子外面的東西，只要他們認定是廢棄物，他們就可以搬走。”
“我已經因為這些事情患上了頭痛。有時候我連飯也吃不下去。有時候你會感覺好一點，但是一想到這些糟心事，你又會覺得很難過。” 鮑德溫說。他現在已經開始定期接受心理治療，應對住房問題帶來的壓力。“當我走到停車的地方，我都會想，也許以後我連停車的地方都沒有了。”
他還擔心一旦遭到房東驅逐，他們一家人可能就要被分開了。他的父母可能要去養老院，他和他的孩子只能去很偏的地方找個便宜的房子租。“我的孩子不知道他們要怎麼見自己的爺爺奶奶，” 他說，“如果我們搬去谷區那一帶，那我們就不可能每天都和他們見面，也許只能在假期見到他們。”
房東面臨公眾羞辱
因為這種罷租抗議只有極小的一部分會鬧上法庭，因此最終決定抗議是否成功的基本上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房東。
丹尼爾·伯恩斯坦（Daniel Bornstein）是舊金山的一位律師，專門處理這類租房爭議。他還曾經辦過一個 “訓練營” 項目，專門幫助房東應對這類問題。在罷租抗議方面，他有著多年豐富的經驗，他警告租客們在發動類似的抗議活動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後行，因為他們的行為可能缺乏法律支撐。
如果房東存在嚴重的違規行為，而且租客是因為他們的違規行為而拒付房租，那麼你的罷租抗議可能是合法的。” 他說，“但是如果租客對房東的做法很不滿，但是房東的做法完全符合法律規定，那麼這時租客拒付房租，就是一個很不明智的決定了。”
在和他的房東客戶探討應對方法時，伯恩斯坦首先會詢問他們想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回應。如果他們想要和租客死磕到底，而且他們這麼做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只要他們有經濟實力支付法律費用，且租客欠下的房租對他們沒有太大影響，那麼他們可以直接和租客開戰。“如果房東覺得他們被冤枉了，他們會希望我繼續要求租客支付房租。” 他說。
但是在決定如何應對罷租抗議時，伯恩斯坦希望房東們牢記一點。“這件事是否已經上升為一起公眾事件，是否已經把你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下？” 他說，“抗議這種東西可能很有效果，因為它能抹黑房東的形象，很多房東可能寧願少收租，也不想揹負公眾罵名。”
也就是說，在罷租抗議之後，租客們真正的最後王牌，其實是公眾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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