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左二）、沈龍朱（左一）和家人在一起。
沈從文年輕的時候喜歡讀什麼書？他有沒有書單？別說，還真有。他在 1935年 6月的《青年界》上發表了一篇《我年輕時讀什麼書》，那一年他33歲，在他的書單上列了三種書。沈從文說他第一次對於書發生興味，並得到好處，是五本醫書。“我那時已讀完了《幼學瓊林》與《龍文鞭影》。《四書》也成誦。這幾種書簡直毫無意義。”而之所以喜歡讀醫書，是因為好玩、實用。“從醫書中我知道魚刺卡喉時，用貓口中涎液可以治癒。小孩子既富於實驗精神，家中恰好又正有一隻花貓，因此凡家中人被魚刺卡著時，我就把貓捉來，實驗那丹方的效果。”從醫書裡，沈從文還學會了一些偏方，並試著做過實驗，從而記住了不少藥性和病名。
如果說第一種書是科學的興趣引導，那麼沈從文喜歡的第二種書卻是實實在在的神話——《西遊記》。“使我明白與科學精神相反那一面種種的美麗。這本書混合了神的尊嚴與人的諧趣——一種富於泥土氣息的諧趣。當時覺得它是部好書，到如今尚以為比許多堂皇大著還好。”沈從文還以許多讀者喜歡的 《項羽本紀》為例，說西楚霸王只能活在書生腦子裡，而《西遊記》裡的“豬悟能”雖是神話人物，卻是很可愛的活人。
第三種書是一本兵書，“上面有各種套彩陣營的圖說，各種火器的圖說，看來很有趣味”。但是因為看這本書，卻看“掉”了沈從文的世襲將軍夢。他在通讀此書後發現自己體力不夠統治人，行為不想受到拘束，且“孫子兵法”太過玄遠，索性決定放棄將軍夢，回到更喜歡的當前生活，做一個自由人。
由沈從文的“書單”繼續尋跡他的閱讀興趣，發現他在這次書單之後還做過一次文學書系點評（《讀 〈新文學大系〉》，署名為炯之，見1935年11月29日天津《大公報·文藝》）。當時他提到了良友公司所編的幾本文學選本頗為值得注意：《小說一集》（茅盾編選）、《小說二集》（魯迅編選）、《小說三集》（鄭伯奇編選）、《散文一集》（周作人編選）、《散文二集》（郁達夫編選）、《戲劇集》（洪深編選）。“就已出的六本書材料分量說，這種篇幅四百頁到五百餘頁價洋七角錢的書，已無可疵議。”
這套書的編選者可謂是名家雲集，可見出版社對於編選質量是有所期望的。沈從文對這套選本總體覺得滿意，只是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個人意見，如：“茅盾選小說，關於文學研究會作者一部分作品，以及對於這個團體這部分作品的說明，是令人滿意的。魯迅選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為問題比較複雜了一點，愛憎取捨之間不盡合理。……周作人選散文，大約因為與郁達夫互商結果，選遠遠的郭沫若不選較近的朱自清，（正與鬱選冰心朱自清相同），令人微覺美中不足。郁達夫選散文全書四百三十餘頁，周氏兄弟合佔二百三十一頁，分量不大相稱（其實落花生不妨多選一點，葉紹鈞可以不選）。”應該說，沈從文是看中這套選本的，因此給予真誠而客觀的意見。
同時，他在此文中還提到了關於編書的一些注意事項，也頗為有趣。一是編選者的個人趣味不應該有損選本的真正價值；二是編選者責任自覺，應該極客觀嚴謹；三是“編選者應注意作者作品——尤其是作品的影響、意義、價值，加以分析，不能盡從所屬團體或搜索文章一二字句作為這個人全部作品的批評”；四是“總其大成的對分部編選人能否勝任，得在他名頭以外注意一點事實”；五是版權問題，“例如散文二集選周作人十多萬字的文章，是不是應該給版稅？”應該說沈從文所言編書五點，至今仍有價值。
從沈從文後來的文化研究可知，他的讀書既廣博也龐雜，後來把馬、列、毛等大部頭的文集都通讀了至少一遍。早在1937年初，他的讀書興趣就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如 1937年 1月 1日的《宇宙風》“二十五年我的愛讀書”專欄即刊登了沈從文的文章，他在文中列了兩本書，李健吾的《福樓拜評傳》和蕭軍的《八月的鄉村》。
汪曾祺的回憶文章說，抗戰時期，沈從文在雲南時常借給朋友、學生們書，“聯大很多學生手裡都有一兩本扉頁上寫著 ‘上官碧’的名字的書”，簡直是在散書了，這顯然與一些讀書人的“書和夫人概不外借”的原則是相悖的。記得後來沈從文的學生諸有瓊曾作《書兮歸來》，呼籲曾借用沈從文的研究用書和史料書的人士儘快把書歸還本人，此為後話了。
汪曾祺還記得老師沈從文讀的書五花八門，“他的藏書也真是兼收幷蓄。文學書、哲學書、道教史、馬林諾斯基的人類學、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髹漆、糖霜、觀賞植物……大概除了《相對論》，在他的書架上都能找到。”（《一輩古人》，汪曾祺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沈從文看書的習慣也很有趣，大量做批註並粘貼紙條，紙條上密密麻麻都是字。關鍵是有些題記和批註似乎與此書無關，“比如，有一本書後寫著：‘雨季已過，無虹可看矣。’有一本後面題著：‘某月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一輩古人》，汪曾祺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為什麼這個大胖女人使沈先生心中十分難過呢？其實這樣的疑問也好解釋，作為一位敏感的作家，看書的時候常常會浮想聯翩，靈魂出竅，因此引發一些看似不相關的感想也就不奇怪了。
沈從文對於借書很大方，似乎每借出去一次就是一份福分的積累。記得我到沈從文之子沈龍朱先生的書房時，他也曾指著屋內堆積如小山的書說，喜歡什麼選一些，臉上滿是微笑。
書人茶話
為“錢”所困的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大文豪，素有“國民大作家”之稱。所謂國民作家，就是擅長寫發生在我們身邊，如影隨形的日常生活的人。在他們的文字空間裡，每位讀者都可以對號入座。
漱石先生與森鷗外並稱“明治大正時代的兩大文豪”。1984年，他的頭像還被印在日元一千元的紙幣上，直到2004年更換新版紙幣為止。可誰知身後獲此殊榮的夏目漱石，生前真是與“錢”結了孽緣，一生為“錢”所困。可與其說他是為“錢”，倒不如說是為“情”所困。
夏目漱石生於明治時期的江戶，怎奈出生之時家道中落，又是么子。家裡有兄有姐，顯然他是多餘的。送至的養父母家膝下無孩，對他百般溺愛。可就是這幼年時多得用不完的愛，造成了漱石先生“悲劇”的人生。當然，或許就是經歷了那麼多世間冷暖之後，他才寫出了那麼多精彩的性情小說。
“有一天，下著小雨。他打著一把傘，像往常一樣朝本鄉方向走去，既沒有穿外套，也沒有穿雨衣。在離一家車鋪不遠的地方，他遇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人。”夏目漱石的自傳體小說《道草》的開頭有這樣一段。
彼時，漱石先生已從英國留學歸來。妻子兒女，一大家子人勉強靠他在中學教書的收入維繫。租房養家僱傭人都需要錢。妻子鏡子是來自廣島的大家閨秀，並不那麼擅長打理家務，夫妻關係並非琴瑟和諧。而且，夏目漱石一生愛書如痴，月收入的三分之二都拿去買書。就像當年的魯迅先生與內山書店一樣，書店每月將新書送來，月底結賬。最可怕的，就是他的“親戚圈”了，好像每個人都缺錢，都想把他當成恩主。
小說開篇提到的“意想不到”的人，便是夏目漱石的養父。鬼鬼祟祟跟蹤漱石到家門口，也是為了要錢。漱石在養父母家獲得的變態的愛，完全扭曲了他幼小的心靈。他們赤裸裸地表明：愛就需要回報！漱石對這種人性中卑劣的吝嗇痛恨之極。從小他就認為，錢不是什麼好東西。可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啊！
夏目漱石少年的時候，養父母離異，養母改嫁。他無法再待下去，親生父親看不下去了，又把他接回家裡。縱然如此，養父還是逼著漱石寫了張字條，大概意思就是：“這次脫離關係之後，雙方都不要做無情無義之事。”養父想讓漱石用一百塊錢將字條贖回去，這讓漱石大為惱火。可他就是這麼個人，儘管涉及錢物糾紛的事讓他厭惡之極，可最後還是不得不靠他出錢解決。說到底，他脾氣有些怪，可還是個善良的人。
如果說與養父母之間不存在血緣關係，將夏目漱石視為搖錢樹尚有情可原。可漱石的姐姐遇人不淑，丈夫賺錢不少卻豢養外室。姐姐體弱多病，每每伸手向漱石要的零花錢，也被丈夫搶走了。漱石對此又氣又恨，卻毫無辦法，只得裝聾作啞。
那麼，夏目漱石與妻子的關係到底怎麼樣？有一部日本時代劇《夏目漱石之妻》，根據他的妻子夏目鏡子與女婿松岡讓合寫的《漱石的回憶》改編而成。劇中的漱石脾氣暴躁，不懂溫情，還有恍惚幻聽等精神疾病。妻子鏡子倒是賢良淑德，通情達理，把捉襟見肘的家庭生活照顧得井井有條。
可在《道草》裡，夏目鏡子的形象卻截然相反。在漱石筆下，妻子是個倔強、粗獷，凡事大大咧咧的人，還身患癔症。她甚至對丈夫大喊：“你要是再這麼冷酷地對我，我的癔症可又要發作了！”說到底，夫妻之間的事外人無法評說。想到漱石從英國歸來，連枚戒指都沒給鏡子買，而是捎了幾大箱書回來。鏡子的父親，舉債需要擔保，還是親自登門懇求漱石作保人。這下兩廂扯平了。夫妻真是一種神秘而暗黑的社會關係。
夏目漱石的一生，疾病纏身，為家庭俗事煩擾不休，可他卻始終堅持文學夢想。自傳的書名叫《道草》，不僅有隨風飄搖的寓意，也有堅持生存的指向吧。歸根結底，在他的文字裡，我們可以讀到知識分子對道德與良心的人性渴望。
這樣說來，你們還認為夏目漱石是將“我愛你”譯為“今晚夜色真美”的那個人嗎？如果是，請指明出處。
閱讀更多 全民閱讀導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