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有一件不得不記的小事：《江城》《尋路中國》的作者何偉回到中國，到四川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
他離開這裡的12年裡，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鐵開到了涪陵，從重慶過去只要38分鐘，而他當年到涪陵支教時只能乘船抵達，一路要走8個小時。
再次回到中國，他首先要學會的是如何使用打車軟件。
中國人看的書也和十幾年前不一樣。“非虛構”概念被何偉帶火了，從圖書出版、報刊深度報道到如今的新媒體寫作，非虛構寫作都成了一門顯學。經歷了連續幾年的電商打折戰，新書不得不走向精品化，單本書價突破了50元，定價100元以上也是尋常事。
2014年9月8日，上海，美國作家何偉舉辦籤售。/圖蟲創意
房價和書價的上漲，讓買書、藏書越來越變成了一件必須精挑細選的事。藏書五萬冊的翁貝託·埃科曾計算過，他的書放在意大利米蘭的普通公寓裡，每本書所佔空間的房價至少40歐元。
在這個變化越來越快、生存空間越來越昂貴的時代，書籍的位置在哪裡？被寄予厚望的非虛構，又如何記憶過去、描述當下、想象未來？在閱讀和寫作之前，沒有答案。
《陳寅恪家史》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義寧陳氏家族的奮鬥史，從客家遷徙戶到文化託命人的家族命運，呈現了從古典中國到現代中國的歷史轉型脈絡：
從陳寶箴官宦生涯裡的功名奮鬥、維新變法，到陳三立的功名、商業和文化等政經詩文方面的身份糾纏，再到陳寅恪的身世遭際和文化立命，陳氏家族的近現代命運與遭逢，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家族縮影和身世特質。
正因此，陳氏家族的傳奇遭際，給後世留下了太多的偽說和傳奇，真偽難辨。
張求會致力於陳氏家族研究近二十餘年，對陳氏家族的史料及其運用不僅如數家珍，且以勘校糾謬的謹慎精神，讓“陳寅恪家史”中的每一句話都源自於信史，還原一個真實的陳氏家族史。
陳寅恪一家。/wikipedia
全書史料註釋內容幾乎超越了正文內容，正文的每一句話皆濃縮自大量腳註的糾謬勘誤，對於陳氏家族的歷史傳聞則往往考究其流傳史之過程，堪稱“信史佳作”。
該書的腳註也是近年來歷史研究著作中極為難得的特色，讓腳註不再被當做附庸，不讓腳註淪為例行公事的堆砌儀式：
有的腳註是對史料出處的二次考證，有的是對史料引文的錯訛校訂，有的則是對正文話語的多重實證，更有甚者是對某類陳家傳聞的譜系化考據。
該書腳註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正文內容，重新恢復了腳註的尊嚴，對信史研究有著標杆性意義。
《倫敦人：大城市的日與夜》
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
出品方：浦睿文化
什麼樣的人會在倫敦這座城市落腳？
他可能是一個有案底的人，因為把倫敦視為一個“用黃金鋪設著人行道、只要來了生命就會得到改變”的地方，揹包裡揣著福柯的《規訓與懲罰》、齊格蒙特·鮑曼的《廢棄的生命》就來了；
他可能來自伊朗，幾經波折來到倫敦，終於感覺自己是一個“人”了；也包括作者本人——他在加拿大西部的一個海邊小村長大，2000年抵達倫敦。
他花了5年時間採訪了200多個人，傾聽他們的倫敦故事。“如果你最關心的是房貸問題，那就不要在倫敦想這個事。”
“如果你關心健康，那肯定有比倫敦更好的地方。”但是，他從訪談對象那裡最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但我不能去別的地方，這個地方屬於我。”
“倫敦人就是你目之所及的那些平常人。”/《倫敦生活》
那麼，什麼樣的人算得上倫敦人？
有人說，真正的倫敦人出生在可以親耳聽見老倫敦城內鮑爾鐘聲的地方；有人說，真正的倫敦人永遠不會支持曼聯；還有人說，一個倫敦人從來不會自稱“倫敦人”。
作者則說，他對“倫敦人”這個詞只有一種定義：他們就是你目之所及的那些平常人，不管他們的故事是什麼、不論他們來自何方，他們一直在這座城市動、動、動——倫敦是一座充滿動詞的城市。
希望作者去採訪《倫敦生活》女主角Fleabag，跟她來一場對談——但說不定作者會覺得Fleabag有點popular了（他應該聽說過這部英劇在中國頗受歡迎），他更願意傾聽普通人的故事。
他記錄的是倫敦人的故事，也是所有城市居民的故事。
《生死秦始皇》
出版社: 中華書局
辛德勇說，通過《生死秦始皇》能一目瞭然地看破秦始皇的生死玄機。話雖自誇，卻有根有據。史學考據如何做到通透、可信，有兩點至關重要：
第一個是：許多所謂的“學術爭議”，很可能是因學問沒做到家、解讀史料的能力不足而產生的偽問題。
比如，《史記》中的“偶語《詩》《書》者棄市”一句該如何解釋，歷來眾說紛紜，進而又影響到對其他歷史問題的判斷。
辛書追溯詞源本義，考據得出“偶語”“偶言”乃是“寓言”的原始寫法，即藉著某個由頭說事兒之意，遂使人豁然開朗，以往種種糾結與不解，隨之煙消雲散。
秦王朝波瀾壯闊又眾說紛紜的興亡大歷史在書中露出了真容。/《英雄》
第二個是：歷史研究須始終保持對“最基本的人情事理”的尊重。
辛書中說，“要是在基本的人情事理這一關上過不去，不管你說得如何天花亂墜，有多麼時尚的理論和方法作支撐，或者是有多麼新鮮的出土史料作證據，我都不信，打死我也不信。”
類似的體悟，也見於民國史家呂思勉。呂曾說，“研究歷史，有一件最緊要的事情，便是根據著現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實的真相，根據著歷史上較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塗、荒誕的事情的真相。
這麼一來，自然見得社會上古今的現象，其中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得了這種原則公例，就好拿來應用，拿來應付現在的事情了。所謂臧往以知來，歷史的用處，就在這裡。”
呂重視從“明白、近情”之事去推想“糊塗、荒誕”之事，辛在意“基本的人情事理”，做學問的旨趣是共通的。
《坂本龍馬與明治維新》
譯者: 曾小楚
出版社: 上海三聯書店
出品方: 理想國
1950年代，馬裡烏斯·詹森對他人提起自己的研究對象坂本龍馬時，“得到的反應似乎總是憐憫和困惑”。
在日本人看來，坂本也只是個早死的維新志士而已，名聲不出土佐。
1961年，詹森的《坂本龍馬與明治維新》出版時，情況已經有了變化。
隨著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具備時尚元素的歷史人物被文化界再發掘，包裝成滋補民眾文化需求的符號，坂本因其自身特質脫穎而出，被塑造為勇敢樂觀的時代弄潮兒。
司馬遼太郎從1962年開始連載的小說《龍馬來了》對此居功至偉，50年來光是電視劇就拍了5版。
坂本龍馬的信，寫於慶應2年12月4日，現藏於京都國立博物館。/wikipedia
《坂本龍馬與明治維新》也同樣經受了50年的考驗，成為西方世界瞭解日本幕末歷史的重要著作。詹森書中的坂本當然不如司馬筆下的傳奇、樂觀，但卻更具現實感。
全書不始於坂本之生，也未終於坂本之死，而是全景勾勒出坂本所處的時代環境，活動其間的人物和死後影響。
書中對坂本推動薩長聯盟、開創海援隊、提出船中八策等重要功績，都有專章研究，細節豐富、角度犀利。
本書沒有繁瑣的考據和不知所云的理論構建，語言簡潔、敘述生動，能使讀者對坂本身份意識、目標、自我定位、西方觀的形成，產生更進一步的認識。
《被統治的藝術》
譯者: 鍾逸明
出版社: 中國華僑出版社
出品方: 後浪
宋怡明（MichaelA. Szonyi）是一位匈牙利裔的加拿大漢學家，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是其代表作。
他在福建沿海做過多年田野調查，其間收集了一批族譜、地方誌和口述資料。
從這些記敘中，宋怡明發現了明朝軍戶“被統治的藝術”，他們在被動服從與主動反抗之間，找尋和官府打交道的最佳策略——既獲得體制規定外的利益，又不至公然違反朝廷法度。
軍戶在鄉村、衛所和軍屯，與體制“鬥智鬥勇”的一個個故事，都使讀者看到，在明朝嚴苛、僵化的軍事體制下，百姓唯有成為“刁民”，才可能過上一點好日子。
久而久之，軍戶制度自然走向崩潰，明朝被迫改行募兵，以至在巨大的財政壓力下走向滅亡。
從明朝入手，剖析中國文化肌理。/《大明王朝1566》
在本書最後，宋怡明由福建軍戶種種“被統治的藝術”，討論到中外“早期現代國家”的共同特點。
在他看來，瞭解這些歷史，“不只有助於我們瞭解遙遠年代的日常政治，還能夠將過去和當代的中國社會聯繫起來”，或可謂之以史為鑑。
《法國人民》
譯者: 汪珍珠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法國人是以愛折騰聞名於世的民族，法國大革命、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68一代運動，乃至如今家常便飯般的罷工遊行。
因此，也難怪法國會被查爾斯·蒂利，這位以研究集體暴力和社會抗爭聞名於世的社會學家相中，一再提筆對其進行剖析，試圖找出法國人折騰背後蘊藏的本質原因。
《法國人民：四個世紀、五個地區的歷史》（原書名“The Contentious French”直譯為“抗爭的法國人”）可以說是蒂利對法國人折騰史的一次提綱挈領而又細入毫末的綜合分析。
但綜合分析並非整體研究，這部書雖然如書名所言，內容橫跨法國四個世紀、五個地區的歷史，但它卻並非將其寫成一部抗爭通史，而是著眼於一個具體問題，即民眾在抗爭時採取的方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1789年7月14日，法國大革命攻佔巴士底獄。/wikipedia
蒂利將抗爭方式比作戲碼，那麼決定戲碼如何上演的，自然是舞臺。這個舞臺，正是遭到抗爭的人自己搭建的。蒂利更進一步指出，國家權力的擴張為法國人的抗爭戲碼提供了舞臺和表演劇本。
19世紀的法國是個典型的例子，國家權力的擴大化導致負責運轉的官僚機構變得日趨龐大和複雜，國家雖然在名義上掌控所有資源，但事實上能夠動用的資金相當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
每一次國家權力的擴張都需要尋找新的資金來源，這必然跟民眾利益產生衝突。而掌權者為了壓制民眾抗爭需要投入的資源會更多，反而會進一步削弱自己的權力。
因此，到19世紀後期，逐漸形成了一種對話協商的模式。雙方都達成了一種默契，即“多次小革命可以避免一次大革命”，而這也塑造了一個表面上愛折騰內部卻秩序井然的穩定法國，甚至可以說是整個西方世界。
《死屋》
譯者: 孔俐穎
出版社: 四川文藝出版社
出品方: 後浪
“死屋”這個詞來自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半自傳體小說《死屋手記》，即“死者之屋”，用來形容沙俄時期的西伯利亞。
這片廣袤的荒原，因為沙皇“淨化社會”兼帶“殖民開發”的決定，在並不短暫的時期內逐步改變了俄國曆史甚至世界歷史的走向。
在《死屋手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親身經歷為基礎，淋漓盡致地刻畫了西伯利亞苦役的精神狀態。
丹尼爾·比爾的《死屋》，則向我們展示了沙俄流放制度對人的改造，不僅體現在環境的殘酷和肉體的酷刑上，甚至給俄國民族的心靈乃至世界歷史的未來帶來了刻骨銘心的深遠影響。
畫作《告別歐洲》描寫的就是流亡到西伯利亞的波蘭人，畫家本人在右邊方尖碑附近的流放者中。/wikipedia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寫道：“一個最高尚的人也可以因習慣而變得愚昧無知和粗野無禮，甚至粗野到慘無人道的程度。......到最後，就連最反常的現象也會為頭腦和感情所接受，甚至感到十分愜意。”
就像契訶夫小說《在流放中》的老船工“精明人”，將流放生活徹底內化，像一塊石頭、一塊泥土一樣適應了西伯利亞荒原，等待著歷史的另一重召喚。
西伯利亞的流放史，從那口因殺死皇儲而被流放至荒原的烏格利奇大鐘開始。丹尼爾·比爾藉助當時的新聞報道和官方報告等史料，追溯流放制度是如何形成、發展和衰落，以及它衰落之後又是如何變形的。
最終，烏格利奇大鐘被西伯利亞人敲響，匯聚成另一股歷史的回聲，終結了沙俄王朝。
進入20世紀，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在短暫的廢除後，再度成為一種新型的社會實驗。要理解俄羅斯民族的過去與世界歷史的近代變遷，丹尼爾·比爾的《死屋》是不能錯過的論述。
《“愛國的”獨裁者：佛朗哥傳》
作者: [美]斯坦利·G.佩恩/[西]赫蘇斯·帕拉西奧斯
譯者: 李永學
出版社: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在中國的歷史認知裡，上個世紀曾長期統治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將軍是一個典型負面人物，中外主流史觀都將其視為臭名昭著的法西斯軍事獨裁者，介紹佛朗哥的專著甚少。
斯坦利·G.佩恩所著《“愛國的”獨裁者：佛朗哥傳》一書，為讀者講述了一個豐滿、立體的佛朗哥：他是一個政治家，同時也是皇家馬德里足球隊的狂熱球迷、電影迷、忠實的電視觀眾、保守沉悶的天主教徒。
佛朗哥奠定其歷史地位的起點始於西班牙內戰，與人類歷史上大大小小的戰爭和武裝衝突相比，西班牙內戰是二戰前的一場小型衝突，但卻在世界歷史中佔有與其體量不相稱的影響力，畢加索、奧威爾、海明威和加繆等文藝界的知名人士都曾作為共和政府的支持者捲入到戰火中。
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於1959年訪問西班牙時與佛朗哥會晤。/wikipedia
關於佛朗哥的一些政治笑話曾流傳甚廣，有一則笑話是這樣說的，佛朗哥時代西班牙引進的外國電影，壞蛋的名字絕對不能叫“佛朗哥”。
然而，在二戰後到1975年他去世為止，在這四分之一世紀裡，西班牙卻悄然發生了劇變，政治高壓消解，佛朗哥死後甚至實現了國家民主化轉型和政治和解；經濟高速發展，增速僅次於日本；西班牙結束外交孤立，與美國結盟，與蘇聯實現關係正常化，甚至在1973年，佛朗哥生前即與中國建交。
佩恩最有趣的觀點，也許是他將西班牙與中國作對比，他認為兩國的治國方略非常類似——用不斷髮展的市場自由化代替嚴格管控的計劃經濟政策。仁者見仁，中國讀者們應該認真讀讀這本書。
《巨浪下的小學》
譯者: 尹楠
出版社: 文匯出版社
出品方：新經典文化
《巨浪下的小學》說的是巨浪下的日本。
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9.0級地震引發大海嘯，超過1.8萬人遇難。死難者中，包括351名學生，其中74人來自宮城縣石卷市的大川小學——該校幾乎全軍覆沒。
大川小學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其他學校的學生大多數逃過一劫？
《巨浪下的小學》採訪那些心碎的家長和災難親歷者，記錄了很多無私奉獻、堅忍不拔的個人，但也殘忍地揭示了，海嘯對房屋、橋樑、公路造成的毀滅性破壞，也施加在人際關係上，災難後的人們面臨信任破裂、鄰里反目、親友交惡，倖存者們被劃分為兩種：孩子還活著的，孩子已經死了的。
掩蓋真相絕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日本沉沒》
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描述災難與人性，更發人深省的是作者最終的追問：海嘯不是問題所在，日本本身就是問題。
災後日本人井然有序地救災、高度剋制的情緒，展現了強大的民族復原力和尊嚴感，但問題也在這裡，很少人追問政府的責任，大多數民眾逆來順受，默默消化了海嘯帶來的巨大痛苦，連憤怒都很剋制。
直到海嘯發生2年364天后，訴訟期即將結束，遇難學生家長才將當地政府告上法庭。
官司贏了，遇難學生家長得到了賠償金，但沒有任何人、任何機構被問責，法庭對學校領導層的過失、當地教育委員會的逃避、倖存教師的不實證詞，都保持了沉默。災難問責以一種日本式的體面結束了。
在書中，一位遇難學生家長說：這就是日本的運轉方式。
《16和17世紀英格蘭大眾信仰研究》
譯者: 芮傳明 / 梅劍華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迷信”這個詞，如今已經被牢牢釘在恥辱架上不得翻身，理應被放逐到歷史的垃圾堆裡去奄奄待斃。但弔詭的是，它的生命力居然如此頑強，像感冒病毒一樣感染到社會生活的每個領域。
為何迷信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讓人為之意亂神迷？基思·托馬斯的經典鉅著《16和17世紀英格蘭大眾信仰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正揭示了迷信妖魅般的魔力根源。
16、17世紀是中世紀邁向現代的過渡時期，這是令人目眩的孵化與創造的時代，也是一個由妖巫、魔咒、術士和迷信構成的俗眾世界。
查理大帝與教宗哲拉旭一世、教宗額我略一世在一起。/wikipedia
中世紀的教會利用了人們的無助，將前基督教時代的迷信和巫術收編進教會的儀式和崇拜之中，通過將“迷信”官方化來讓人們接受教會權威的支配。
宗教改革看似撼動了教會獨一無二的權威，但它給出的替代方案卻製造出一種新的大眾迷信，對無所不在又難以捉摸的“天命”的狂熱信仰。
自稱領受天命的預言家和彌賽亞新鮮出爐，縱橫天下，成千上萬信眾對其頂禮膜拜。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剔除了宗教中大量巫術成分，卻反而給了巫師術士填補空白的機會，前基督教時代的古老迷信法術紛紛借屍還魂。
這可能是最具諷刺性的一點：旨在消滅迷信的種種做法，反而被迷信所征服。
正如基思·托馬斯所指出的那樣，迷信之所以擁有如此頑強而持久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於它乃是人之本性。
正因如此，這本研究16和17世紀的鉅著，對解釋當代世界一樣具有深刻的洞見。
作者 | 蕭軼、譚山山、言九林、司馬戡、楊津濤、閻濱、李夏恩、朱人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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