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福建省閩侯縣大湖鄉紀檢幹部向建檔立卡貧困戶楊珍（右二）瞭解幫扶責任人履職情況。陳新星 攝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扶貧資金是貧困群眾的‘救命錢’，一分一釐都不能亂花，更容不得動手腳、玩貓膩！”比起“大老虎”，損害困難群眾利益的“小蒼蠅”，給扶貧工作帶來的痛感往往更加直接，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必須要旗幟鮮明地“亮劍”，持續釋放脫貧攻堅“敷衍塞責必問責、敢動奶酪必嚴懲”的強烈信號。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發佈，指出要嚴肅查處貪汙挪用、截留私分、虛報冒領、強佔掠奪等行為，集中曝光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扶貧領域典型案例。今年4月起，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開通的“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曝光專區”，已集中曝光44起典型案例，引發輿論廣泛關注。

方式五花八門，盯的都是群眾“救命錢”

今年6月26日，天津市紀委監委通報6起扶貧助困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典型案例；

7月22日，湖北省紀委監委通報12起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典型案例；

8月1日，貴州省紀委監委通報5起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典型案例……

頻繁的點名道姓、通報曝光彰顯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的鮮明態度和堅強決心。而深入剖析這些腐敗典型案例，不難發現，貪腐方式五花八門、花樣翻新，盯著的都是群眾的“救命錢”。

“騙”，花樣百出謀私利。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信義鎮馬家溝村黨支部原書記賀飛飛在協助信義鎮政府實施養殖扶貧項目過程中，虛報144只羊，騙取扶貧資金7.2萬元用於個人支出；黑龍江省五常市常堡鄉南崗村黨支部原副書記田保平先後5次以為村民辦理低保為名，騙取村民張某等5人共計1.49萬元，用於個人支出。“騙”的方法不高明、手段不隱蔽，卻能頻頻得手、屢試不爽，原因在於村幹部離扶貧資金最近，一旦耍伎倆、動邪念，扶貧資金就容易落到個人口袋。

“截”，層層設卡亂揮霍。實施脫貧攻堅是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一系列的扶貧政策和資金要想實現從紙面到現實的“無縫對接”，必須一路綠燈、暢通無阻。但現實中，有的鎮、村幹部盯著扶貧資金“做文章”，層層設卡“雁過拔毛”。安徽省渦陽縣渦南鎮胡鹼村計生專幹張紅梅先後5次私自從貧困戶曹某某惠農補貼資金銀行存摺上取出糧補款共計5700元，用於個人支出。無獨有偶，貴州省銅仁市科學院黨委委員、副院長楊華軍在擔任江口縣怒溪鄉鄉長期間，虛報套取水利項目資金、扶貧專項資金共計人民幣149.02萬元，並將其中的133.99萬元挪用於公務接待、工作用餐和拜年走訪。

“收”，權力變現頻斂財。脫貧攻堅實施過程中，民生項目一上馬，就會涉及大量資金往來，這往往成為“蒼蠅”眼中的“香餑餑”。如，山東省威海市環翠區溫泉鎮殘聯原理事長林國忠在2013年至2016年，利用負責危房改造工程的職務便利，為工程承攬人協調村裡關係、辦理相關手續、工程審計與撥款等提供幫助，收受他人所送現金5萬元。再者，重慶市黔江區白土鄉原黨委委員、副鄉長曾慶品利用其負責扶貧開發、農村綜合改革、招商引資，分管基礎設施建設、“四個一居住”體系建設及其他相關工作的職務便利，貪汙3萬元，受賄7.9萬元，濫用職權造成公共資金實際損失67萬餘元。

“索”，不給好處不辦事。低保的申請、危房的改造、補助的發放……這原本是脫貧攻堅的日常工作，卻讓少數基層幹部嗅到了利的“味道”：不給好處不辦事，辦了事就要拿好處。2016年2月，重慶市雲陽縣盤龍街道陽明村原黨支部委員、綜合服務專幹餘小平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需要到上級“打點”為由，向該村已實施危房改造的貧困戶餘某某索取現金5000元，並據為己有。

“蒼蠅”亂飛，原因錯綜複雜

打贏脫貧攻堅戰，是黨的莊嚴承諾，是一項必須完成的政治任務和政治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從現在到二O二O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強調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為推動精準扶貧扶到根上、落到點上，紀檢監察機關始終瞪大眼睛、拉長耳朵,強化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但現實中，卻有人依然“賊心”不死、頻頻伸出“黑手”。究其原因，錯綜複雜。

從面上看，扶貧資金管理的制度“網”還不夠密、不夠牢。現實當中，大多數職能部門普遍存在“重下撥、輕監管”現象，資金一撥了之，給了基層幹部暗箱操作的“彈性空間”。如前不久，湖北省鄖西縣審計局對縣直部門及18個鄉鎮（場、區）開展惠農資金審計，發現縣財政部門對已發放扶貧資金使用效益缺乏監管力度、財政資金監管不到位，造成部分單位及鄉鎮(場、區)違紀違規未及時發現。

“蒼蠅”亂飛還與執紀不嚴不無關聯。基層尤其是鄉鎮紀委查辦案件數量少，一些鄉鎮紀委甚至多年“零查處”，懲治扶貧領域腐敗問題的高壓態勢傳導不足。這其中，基層執紀力量薄弱是一方面原因。我國大約有70萬個行政村、4萬個鄉鎮，照此推算，一個鄉鎮平均管轄17個左右的行政村，但鄉鎮紀委普遍專職人員少，業務培訓少，平時多隻辦理“第一種形態”和簡單違紀案。另一方面，部分基層紀檢幹部既怕得罪人，也擔心查案過多會影響幹部工作積極性，對案子能推則推、能放則放。

深層次的原因，則是脫貧攻堅的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主體責任“空轉”，必然導致工作“轉空”。有些鄉鎮黨委書記對脫貧攻堅停留在“口頭上重視、報告裡強調、會議中落實”，沒有形成經常抓、深入抓、持久抓的思想認識和行動定力。今年5月份，雲南省華坪縣紀委監委對脫貧攻堅工作中履行主體責任不力的17名領導幹部進行了問責，並在全縣範圍內對11名未認真履行脫貧攻堅工作職責的工作人員進行點名道姓通報批評。

除此之外，少數基層幹部和黑惡勢力相互勾結、沆瀣一氣，藉助黑惡勢力的庇護，橫行鄉里、欺壓百姓。這些“蛀蟲”，把“黑手”伸向貧困群眾的低保金、救助款、危房改造資金，等等，即便貧困群眾知道了真相，往往也敢怒而不敢言，習慣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更加助長了基層“蒼蠅”的囂張氣焰，長此以往易形成惡性循環。

消滅“蒼蠅”，守護群眾“奶酪”

蟻穴雖小潰大堤，蝗蟲多了吞沃野。基層“微腐敗”損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眾獲得感，揮霍的是基層群眾對黨的信任。

2017年底，中央紀委決定從2018年到2020年持續開展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專項治理。《意見》則再次強調，要集中力量解決扶貧領域“四個意識”不強、責任落實不到位、工作措施不精準、資金管理使用不規範、工作作風不紮實、考核評估不嚴不實等突出問題，確保取得明顯成效。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中，則需要多部門聯動，打好一套“組合拳”。

“加強和改善黨對脫貧攻堅工作的領導”，《意見》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打贏脫貧攻堅戰作為重大政治任務，增強政治擔當、責任擔當和行動自覺。”

2018年上半年，廣東省委開展全省扶貧領域專項巡視及督導，向紀檢監察機關移交黨員幹部違紀違法問題線索239條，推動立案114宗，給予黨紀政務處分111人。與此同時，廣東省在省直系統建立懲治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協作機制，由省紀委分管副書記擔任召集人。省扶貧辦、公安廳、審計廳、信訪局等作為協作單位，每月定期向省紀委監委移送扶貧領域問題線索和查處臺賬。

“強化扶貧信息的精準和共享”是《意見》給出的八條指導性意見之一。積極探索扶貧開發大數據平臺建設，運用“大數據”等現代科技手段織密扶貧資金管理的“網”，其帶來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

去年9月起，福建省福州市建成惠民資金網，將分散在財政局、農業局、民政局等部門的扶貧項目資金等數據融合共享，實現資金髮放異常情況預警功能，並上線公示2016年以來該市發放的城鄉低保補助、五保補助、中央財政扶貧資金等64類資金項目，形成“人人都是監督員”的新局面。據悉，截至目前，福州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通過該系統已發現問題線索467條，給予黨紀政務處分119人。

將加強基層幹部管理與縣鄉紀委“三轉”結合起來，適當增加並統籌使用縣、鄉兩級紀檢力量，探索村級監督新模式，是改變基層執紀力量薄弱現狀的有效之策。

“超標的拿下了，真困難的救濟了。”遼寧省瀋陽市紀委正風肅紀監督室主任黃玉介紹，瀋陽市紀委在鄉鎮街道配備“三專兩兼”紀檢幹部，去年8月起，又在村、社區和市屬國有企業，聘請人品正、威信高的4279名普通黨員擔任“正風肅紀監督員”，核查監督村務及民生資金。從去年8月至今，瀋陽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發現各類侵犯群眾利益問題23649個，給予黨紀政紀（務）處分1049人，全市清退低保、五保戶領域裡的優親厚友、騙保家庭3052戶，主動退出2018戶，新增符合條件但過去沒人管的低保戶、五保戶家庭1546戶。

而前不久，貴州省遵義市紀委印發《關於在全市紀檢監察系統常態化開展“訪村寨、重監督、助攻堅”專項行動的通知》，對膽敢向扶貧資金伸手的黨員幹部和欺壓百姓的“村霸”“寨霸”一律嚴查。遵義市的做法，既正面盯住扶貧領域的腐敗問題，又與掃黑除惡相互結合，也不失為一記“重拳”。

“我們還要充分利用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成果，加強對扶貧領域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的監督監察，為脫貧攻堅提供堅強的紀律保證。”江西省景德鎮市昌江區委常委、區紀委書記、區監委主任方群結合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有感而發。（本報記者 李偉 通訊員 鍾盛明 李進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