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協議》是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後達成的協議。協議內容主要包括：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廣場協議》簽訂後五國按約定開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在國際外匯市場大量拋售美元，繼而形成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1985年9月美元兌日元的比率在1美元兌250日元上下波動，協議簽訂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裡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兌200日元左右，跌幅達20%。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美元對日元貶值了50%，也就是說日元對美元升值了一倍。日本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其經濟對外依存度極高，然而隨著日元的升值就使日本國內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急劇下降，同時大量的海外資金進入日本套利，日本資金紛紛進入股市房市等行業，使房價、股價呈現出虛高態勢，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迎來了所謂”失去的20年“。那麼日本人當時對《廣場協議》的影響是否有所預見呢？這個問題得兩說——日本人當時確實可能預料到《廣場協議》可能會對本國經濟產生一些不利影響，不過要說當時日本人就能未卜先知預料到日本經濟會陷入到”失去的20年“狀態未免誇張，況且導致日本經濟陷入到”失去的20年“狀態並不能完全歸咎於《廣場協議》，只能說《廣場協議》成為了壓垮日本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就給我們兩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日本為什麼會接受對自己不利的《廣場協議》？既然壓垮日本經濟的不只是《廣場協議》，那麼還有什麼原因？
美國作為二戰後的世界頭號強國最警惕的就是在某一地區出現足以獨霸該區域的大國出現，因為這將危及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乃至動搖美國的世界霸權。事實上美國對日本經濟的壓制並非始於《廣場協議》——從上世紀60年代起隨著日本戰後經濟的復甦開始了與美國持續近30年的貿易戰：早在上世紀50年代日本的紡織品就已開始搶佔美國市場，進入60年代後這一現象已引起美國的重視，最終美國通過限制日本紡織品的法案迫使日本”自願限制出口“。然而在70年代日本的鋼鐵行業取代紡織產業湧入美國市場，於是美國在1977年發起反傾銷起訴迫使日本”自願限制出口“。進入80年代後日美貿易戰中最激烈的汽車戰爆發，到80年代末日美貿易戰轉入以半導體及電子產品等高新技術領域。這一時期蘇聯由於阿富汗戰爭以及美蘇軍備競賽，加之東歐諸國劇變，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美國則在經過1980年代中期的經濟週期後逐漸走入低谷：住房金融產業出現危機，社會信用危機日益嚴重。此外經常性國際收支趨向平衡，但國內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也不斷上升，財政赤字創下歷史紀錄。當美、蘇兩極都走上下坡路的時候日本經濟卻一路高歌猛進，日本人甚至在討論買下整個美國的話題。這時出現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號，全體國民預感到“日本的時代”即將到來。
當時的日本經濟到底有多牛呢？當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近10%，被世人稱之為“日本經濟奇蹟”。就在簽訂《廣場協議》的1985年日本GDP總量達到了1.3萬億美元，同時期的美國是3萬億美元，這時日本作為國土面積只有30多萬平方公里的二戰戰敗國在經濟總量上已超越了2200萬平方公里的超級大國蘇聯，而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與法國的GDP總量加起來才勉強接近日本。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日本佔據了近一半，三菱、豐田、松下、日立、索尼、本田、日產、東芝等國際知名龍頭企業全部進入世界企業前50，而在世界10大企業中日本就佔了8家並席捲前三。當時的東京是世界500強企業總部最多的城市，東京的GDP總量是紐約的3倍，比我國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還高。手裡拿著大把美元的日本人開始在美國大肆購買。這些揮舞著支票本的日本人好像對價格根本不屑一顧。他們似乎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以致於當年的美國媒體發出驚呼：“美國正在變成日本的第四十一個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不少讓人瞠目結舌、匪夷所思的事。有一次一棟美國大樓打算賣給日本人，美方報價4億多，雙方談妥後美國人就等著日本人付錢交割了。然而日本人卻拿來了新的合同書，美國人以為日本人要砍價，可翻開新合同後赫然看見上面寫的價格是6.1億。日本人作為買方愣是給加了2.1億，弄得美國人莫名其妙。最後日方人員解釋說：他們的老闆頭一天在吉尼斯世界紀錄裡看到歷史上單個大樓出售的最高價是6億美元，所以他們想要打破這個紀錄。當時的日本人就是這麼做生意的——為了爭面子、破紀錄就不惜主動送對方兩個億。
當日本人熱衷於探討買下整個美國的話題時他們可能忽略了一點：美國是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全方位的霸主，而日本無論是綜合國力或是單純就經濟實力而言與美國都仍有相當的差距。我們先暫且不提美國在政治軍事領域的優勢，即使單純在經濟層面上日本也仍是落後於美國的。表面上看日本經濟一路高歌猛進，以致於威脅到了美國作為世界經濟霸主的地位。這絕非是危言聳聽，事實上當時的世界格局可以總結為“政治上兩極、經濟上三極”：所謂政治上的兩極當然是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至於經濟上的三級則是北美、西歐、日本。日本以一國之力得以與美國主導的北美自貿區以及歐洲共同體抗衡。然而與此同時日本經濟對美國市場的依附狀態卻並未得到改變：日本的戰後復興本身就是在美國的扶持下得以實現的，因此日本的戰後經濟從一開始就對美國形成高度的依賴性。1944年7月1日44個國家或政府的經濟特使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佈雷頓森林舉行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正是這次會議確定了二戰後的國際貨幣體系——佈雷頓森林體系。根據這一體系：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世界上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作為國際交易的結算貨幣，由此奠定了美元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霸權地位，也奠定了美國在國際貿易金融領域的壟斷地位。上世紀70年代隨著石油危機的爆發佈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被當時的尼克松政府宣佈結束，隨即美國又適時建立美元石油交易體系作為替代。只要美元一天還是國際結算貨幣，那麼國際貿易市場就處於美國的掌控之中。日本作為一個資源匱乏的彈丸島國自二戰結束後就確立了貿易立國的基本國策，在日本戰後經濟崛起的背後相當程度上有賴於美國的扶植，而日本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美國控制下的市場。由於國際貿易航線基本掌握在美國及其盟友的控制之下，這意味著日本的對外貿易和能源安全不得不仰人鼻息。
在經濟上仰人鼻息的日本其實在政治、軍事等方面也是高度受制於美國的：憲法是一國主權的象徵，但日本的戰後的和平憲法卻是美國為其量身打造的。自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起美國就一直在日本駐軍：先是以佔領軍的名義駐紮，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簽訂後改為以駐日美軍的名義駐紮。根據《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規定：日本承認美國在日本駐紮陸海空軍；駐日美軍為維護遠東和平與保障日本的安全，應日本請求可以用武力鎮壓內亂和暴動以及對付外來的武力攻擊；美軍駐紮日本的條件依照日美兩國間的行政協定執行。這意味著美國完全可以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憑藉自己更為雄厚的政治軍事實力逼日本就範。事實也的確如此：在簽訂《廣場協議》之前的美日談判過程中美國一再將經濟問題與駐軍等政治問題捆綁談判以迫使沒自主國防力量的日本就範。與此同時美國利用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權威拉攏英國、法國、西德三國共同向日本施壓，再加上日本對美國市場和技術的依賴，這樣一來日本即使明知《廣場協議》會對自己有所不利也不得不乖乖就範了。其實在簽訂《廣場協議》之前一部分日本人已多少預料到會對日本經濟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畢竟日本政府也有自己成熟的智囊團隊，不可能不對《廣場協議》可能產生的影響有所評估。然而日本人顯然不可能提前預知日本經濟會陷入到“失去的20年”狀態，況且日本經濟最終被壓垮並非完全是由《廣場協議》導致的。
《廣場協議》只是壓垮日本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並非導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的唯一原因，甚至可能都不見得是主要原因。為什麼這麼說呢？《廣場協議》的主要內容就是：美國、日本、英國、法國、聯邦德國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請注意是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從而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也就是說採取行動的可不只日本一家，事實上同一時期英鎊、法郎、西德馬克也都和日元一樣升值了，那麼為什麼最後出問題的就日本一家？實際上貨幣升值這個東西是一把雙刃劍——《廣場協議》簽訂後日元相對於美元的升值並非對日本經濟只有壞處，同樣也是有好處的。從簽訂《廣場協議》的1985年到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1995年有十年時間，而在這十年內日本經濟其實延續了之前一路高歌猛進的勢頭。《廣場協議》簽訂後由於日元相對於美元升值，也就是說日元能兌換更多的美元，所以日本人的資產和資金相對於美國就急劇膨脹起來，這種膨脹使得日本人的國際購買力進一步膨脹。日本更加把大量盈餘資金投入到美國，日本人在以美國為主的海外市場的買買買有增無減。1986年到1991年期間日本的海外投資總額高達400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而美國成為了日本海外投資最主要的投資目的地，日本資本湧入到美國工業、房地產、金融、文化等各個領域。1989年6月索尼公司對外宣佈：公司以34億美元的價格成功購買了美國娛樂業巨頭，也是美國文化象徵之一的哥倫比亞影像公司。而在索尼收購哥倫比亞影像公司前三菱公司以14億美元購買了美國的國家象徵“洛克菲勒中心”，這棟代表美國資本主義強盛時期的建築就這樣歸日本了。當時在洛杉磯日本人掌握了鬧市區幾乎一半的房地產；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國投資來自日本並主要集中在飯店、高級住宅等不動產方面。從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業總共進行了21起500億日元以上的巨型海外併購案，其中有18起的併購對象是美國公司。到80年代末全美國10%的不動產已成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所以在《廣場協議》簽訂之前日本人中只有極少一部分極富預見性的人對未來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有所估計，而絕大多數日本人對《廣場協議》其實是持歡迎立場的。所謂日本被迫接受《廣場協議》不過是事後諸葛亮故意將問題導向化的說法，這麼做無非不過是為煽動反美情緒而已。事情的真相是：在《廣場協議》簽訂之前只有極少一部分日本人對未來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有一定預計，他們可能會覺得接受這個協議有一定被迫的成分，但絕大多數日本人其實認為這個協議對日本是非常有利的。《廣場協議》也並不是導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根本原因：日元雖然升值了，但同時日本恰好利用了這個機會大肆在國外進行投資，不也是同樣為日本帶來了大量的利潤，與此同時進口商品的價格也出現了大幅下跌，對日本這個資源匱乏的國家而言：進口成本的降低會抵消掉很大程度上的出口價格的上升。事實上日本經濟失落的根源還是在於內因，《廣場協議》充其量只是加劇了日本泡沫經濟破產的進程而已，正如一個人的身體內在機能出了問題就容易被風寒入侵。那麼日本泡沫經濟破產的內因究竟是什麼呢？要弄清日本泡沫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初破產的根本原因，我們有必要先看看日本在此之前究竟是如何一夜暴富的。
這個問題曾困擾當時的世界各國——儘管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就一直在效法並試圖趕超西方發達國家，但其實直到上世紀50年代日本經濟還入不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法眼，然而在短短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內這個他們眼中的普通發展中國家已迅速成為了遍地黃金的富裕國家。導致這一切發生的除了日本戰後的經濟建設生產發展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的虛假繁榮：首先發力的是日本股市——當時所有代表日本的225種股票輪番上漲，在很短的時間內一些人的資產猛增了4倍。在股票上漲一年後房地產業開始迅速上漲，土地的價格就像被吹氣球似的每天上漲。股市和房市的一路上揚使日本經濟開始呈幾何級數膨脹起來。然而日本這種一夜暴富的模式其實從一開始就潛伏下了日後破產的隱患：期待通過資產價值上升而獲得利潤的手法隨著資產價格的上升會越來越難以奏效，因為任何資產的價值都不可能無限上升下去，這意味著當資產價格最終停留在高水平時最終的資產持有者將無法獲得收益。事實上任何資產的價值都不可能始終背離其本身的價值，儘管一時的炒作會令其價值在短時間內呈幾何級數膨脹，但在經歷一定時間的演變後最終其價值將回歸平穩狀態。這並不是說對資產的持有者而言：最終的結果是不賺不賠，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想象是我們自己在炒股、炒房，那麼我們很有可能並不是在股市、房市的低點買入的股票和房子，而資產最終迴歸的價值卻是向低點趨近的，這意味著我們手裡的資產最後所值的錢相比我們當初的買入價縮水了，而縮水的這部分價值就成為實打實的損失。當這樣的損失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時就會造成國家整體經濟的動盪。
和股市、房市的泡沫相伴隨的就是日元升值，對此今天很多日本人還十分懷念——那是一個人們不用工作或只從事少量的工作就能獲得豐厚的獎金的年代。當今天世界各國的年輕人和他們的父母抱怨：工作不好找、工資薪酬低的時候也許無法想象當時日本年輕人的就業競爭壓力並不大，反而是當時的日本公司面臨著招人的競爭壓力，於是大公司紛紛在薪酬待遇上互相攀比，甚至出現了上一個月班發幾個月乃至半年、一年獎金的現象。與此同時手裡握著大筆鈔票的日本人生活也越來越奢侈——戰後重建時期埋頭苦幹的拼搏精神日漸被奢侈享樂之風取而代之：也許是因為錢太容易獲得了，以致於全體日本人放佛在一夜之間和錢有仇似的開始大把大把地消費——買下美國帝國大廈就是這時日本人的瘋狂寫照，似乎一夜之間世界各地都湧現出了到處買買買的日本人。這時整個日本都陷入到一種癲狂狀態，絲毫沒任何人意識到一個核心問題：鈔票僅僅只是作為商品交換的一般等價物媒介而存在，它之所以有價值完全在於它可以在市場上交換來人們生活所需的一切資源，而鈔票本身是不能吃不能穿的，說到底一國經濟始終是需要實體經濟作為支撐的。當所有人都瘋狂痴迷於通過炒作而帶來的虛假繁榮而忽視實體勞動的時候日本經濟實際上完全是靠提前透支後人財富來支撐的，當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經濟註定將是缺乏後勁的。
在日本的動漫作品《哆啦A夢》裡大雄在自己零用錢不夠時曾用道具將自己家未來的錢提前消費掉，實際上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人真真切切幹過這樣的事而且是在不借助任何道具的情況下玩得不亦樂乎，這個故事深刻地告訴我們：任何試圖在不勞而獲的情況下實現的一夜暴富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始終是難以持久的。到了1989年日本政府已感受到缺乏實體經濟支撐的經濟泡沫所帶來的壓力，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決定改變貨幣政策方向：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銀行五次上調中央銀行貼現率從2.5%至 6%。與此同時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機構控制不動產貸款，日本銀行要求所有商業銀行大幅削減貸款，到1991年日本商業銀行實際上已經停止了對不動產業的貸款。貨幣政策的突然轉向首先挑破了日本股票市場的泡沫：1990年日本股票價格開始大幅下跌，跌幅達40%以上，股價暴跌幾乎使所有銀行、企業和證券公司出現鉅額虧損。日本的地價也緊隨股市之後開始劇烈下跌，跌幅超過46%，房地產市場泡沫隨之破滅。這時玩提前透支消費遊戲玩得不亦樂乎的日本人赫然發現：自己只剩下玩蛋（完蛋）了。恰在這時《廣場協議》加劇了日元的升值趨勢，而在日元大幅升值後日本為了防止通貨緊縮就實行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結果導致了市場上流動性氾濫，大量資本湧入到不動產和股市，造成房價和股票價格急劇上漲，導致了嚴重的經濟泡沫。1991年整個東京的土地和房地產價格竟然可以把整個美國買下，由此可見當時的日本經濟泡沫有多嚴重。1990年初日本意識到了泡沫的嚴重性，所以開始控制樓市和貸款，然而為時已晚。日本樓市的泡沫很快被刺破，樓市和股票急劇下跌，經濟急劇衰退。
《廣場協議》並不是導致日本經濟崩潰的根本原因，《廣場協議》簽訂後的日元升值其實對日本是兼具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的雙刃劍，只是《廣場協議》的負面效應和日本經濟本身的泡沫結合在一起才導致了日本經濟急劇衰退這一客觀現實。把《廣場協議》說成是美國故意打壓日本的陰謀其實理由也並不充分，因為英、法、德等國同樣加入到協議中，然而最終卻只有日本一家出問題。事實證明即使美國有心打壓日本，那麼也是日本經濟自身早就出了問題才使美國有機可乘。其實美國對日本經濟的打壓早在《廣場協議》之前就開始了：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持續30年的美日貿易戰實際上就含有打壓日本經濟的意圖。縱觀美日貿易戰的全過程：日本往往迫於美國的壓力而”自願限制出口“，然而儘管美國始終在美日貿易戰中保持對日本的壓制，可日本總是能開發出新產品以替代原有的被限制出口的產品推向美國市場，所以美國壓制日本經濟的預期目標並沒達到，反而日本經濟在80年代出現了一路高歌猛進的現象。事實上這時美日貿易戰並沒結束，而是轉入到半導體及電子產品等高新技術領域的競爭，甚至美國還一度在這場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1986年美日貿易逆差達到了586億美元，而美日貿易摩擦中最核心最關鍵的就是以半導體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品。在《廣場協議》簽訂後的1987年5月27日爆出的東芝事件使美國再次找到了一個打壓日本經濟的機會。
冷戰時期美國出於遏制戰略對手蘇聯的需要而對自己陣營的國家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進行了諸多限制並專門成立負責實施限制的機構——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然而日本東芝公司卻暗中向蘇聯出口被巴統明確列為禁止向蘇聯出口的精密機床，事情敗露後對美國意識到：東芝事件可以起到一石二鳥的效果——在政治軍事上殺一儆百，從而徹底掐斷蘇聯進口軍事技術的渠道；在經濟上趁機打壓日本的高新技術企業，以維持自己在世界經濟領域的霸主地位。美國議員迅速提出了一大堆制裁東芝的議案——這其中包括：罰款150億美元，對所有從東芝集團進口的商品加收100%的關稅，停止從東芝集團進口任何商品5年，關閉東芝在美國的所有工廠，把東芝從美國永久趕出去，以前賣出去的商品售後服務全部免費等。雖然最後東芝以及日本政府以主動屈服爭取到減輕制裁的效果，但美國打壓日本高新技術企業的目的已然實現。1989年前後日本政府又在美國的壓力下達成《日美構造協議》。《協議》督促日本進行大規模公共投資計劃並開始對日本的流通制度、投資壁壘、土地使用等問題進行改革。儘管《協議》使用的是”督促“一詞，但對了解美日關係內幕的人而言：都知道美國的”督促“對日本而言實際上就是必須執行的命令。這還只是國家層面的打壓，接下來美國的一個動作令全世界的金融投資大鱷們都加入到打壓日本經濟的行列中——那就是日經認沽權證的推出：該權證本質上就是一個看跌期權，這意味著若日本股市下跌，則會增加日經認沽權證的價值，投資者將會收穫豐厚的現金回報。這樣一來全世界的金融投資大鱷們都加入到打壓日本股市、絞殺日本經濟的行列中，日本不得不以一國之力同其他幾個主要經濟大國和全世界的金融投資大鱷們對抗。由此可見美國對日本經濟的打壓並不是始於《廣場協議》，而是自60年代日美貿易戰爆發以來就從未中斷過，而在《廣場協議》簽訂之後美國仍藉助東芝事件、《日美構造協議》、日經認沽權證等一系列組合拳對日本經濟進行打壓。不過美國的打壓只是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外因，事實上日本經濟衰退的根源還是在於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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