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人用“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句老話來形容在駐外使領館常駐的外交官。的確，使領館常駐人員流動性特別強。由於每個人到館時間不同，人員輪換的時間也不一致。在一些大館，往往會出現幾乎每個月都有人到任或離任的情況。
前幾天，館裡又有幾位同志離任，幾十位館內不同部門的同仁紛紛放下手頭的工作前往送行，朝夕相處三四年，傷離別的情景屢見不鮮。
外交官如“流水的兵”，而“鐵打的營盤”卻也不固定。看一些老外交官的履歷，他們一般都在若干個使館或總領館常駐過。但有些學習小語種的同志，即使外交生涯長達三四十年，所待過的使領館可能也就兩三個。
而那些特別小的語種，因為也許就只有某一個館，來來往往常駐的也就是有限的那幾個人，所以有的同志在離任時乾脆連鋪蓋卷都不帶走，省得下次再來時費事。但對於以英語為主的外交官來說，變動的可能性則大多了。我認識的一位同志，常駐過的使領館甚至多達九個。
對於常年在外工作的老外交官而言，每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工作都能很快適應。但對於一些年輕同志來說，突然來到一個生活習俗、文化背景、語言環境完全不同的國度和城市工作，需要有一個相對較長的適應期，尤其是單身的年輕人。
記得當年我剛到瑞士工作的時候，每每驅車行駛在黃昏的街頭，望著馬路上的車流、人流和街旁的萬家燈火，心頭的寂寞和孤獨就難以抑制。那萬家燈火沒有一盞是屬於自己的，思鄉之情油然而生。
當然，對於我們這些在歐洲大陸常駐的外交官來說，生活在繁華的都市，各種條件都是比較好的。而在一些大洋洲偏僻的小島國，據說有的館連館長加館員也不過四五個人。在這種狹小的空間裡生活和工作，尤其需要彼此間的包容，否則整天低頭不見抬頭見，連回避的空間都沒有。
在陌生的城市裡需要面對和忍耐的不僅僅是寂寞和孤獨，還有必須直面的風險。比如在戰亂國家，我們的僑民和中資企業員工遇到危險時需要在使領館的協助下撤離，我們的外交官卻必須堅持到最後，就像在茫茫大海中即將沉沒的輪船的船長。
我曾經跟一位在戰亂國家常駐的同事通話，聊一聊彼此的生活、愛好，我的同事談笑風生，一如坐在朝陽門外外交部附近的咖啡廳裡，而其時他正在槍炮聲裡。
世間事物沒有最危險，只有更危險。在許多外交官眼裡，尤其是常駐非洲地區的外交官眼裡，比戰亂更危險的是那些不可預知的病毒。像埃博拉病毒在非洲一些國家肆虐時，連美國、德國這樣遠離非洲大陸的國家也不能倖免，不時傳出有人不幸中 “毒”的噩耗。
國內也緊急採取各項措施防止這種高死亡率的病毒入境。而我們駐相關國家的外交官卻仍要堅守在病毒肆虐、危機潛伏的疫區，無怨無悔地履行著自己的外交使命。
以前聽說在一些非洲的使館，有時會有多位館員同時感染上瘧疾，因為打擺子，大家彼此見面都渾身顫抖。但好歹瘧疾還算是可控的疾病，而埃博拉這種高死亡率的病毒迄今尚無有效的針對藥物，甚至連其傳染途徑都眾說紛紜，這不能不讓我們為那些堅守在疫區工作的同仁、戰友捏一把汗！從這個角度而言，外交官的確是一個高風險的職業。
再陌生的城市也會在一次次的常駐之後熟悉起來。隨著我們履歷的不斷豐富，一個個曾經陌生的城市慢慢變成了我們的第二、第三、第四故鄉。在這些陌生的城市逐漸演變成我們的第N個故鄉的過程中， 曾經年輕的外交官們也在不斷蛻變著、成長著。
這些陌生的城市不僅在豐富著我們的工作履歷和生活閱歷，也成為我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財富。我們曾經牴觸它，現在卻會懷念它。畢竟，在我們走出校門、踏入外交部之後，在陌生城市常駐的經歷，佔據了許多外交官人生經歷的近半時光。這些常駐經歷留下了我們青春的烙印，也是我們成長的證明。
雖然已經鬢髮染霜，但我們的腳步依然沒有停歇， 向著未知的地方，向著下一個陌生的城市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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