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不陋，千古名篇原來是低調炫富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相信大家對這篇文章並不陌生。自它被創作出來的近一千二百年以來，這篇文章可謂膾炙人口，但凡讀書人都基本會背誦。唐代的大書法家柳公權曾經親筆書寫這篇文章，並刊刻於石碑，很多後世的風雅人士也喜歡書寫這樣一幅書法作品懸之於壁，以示志向。

長期以來，人們均認為這篇作品是作者表述自己安貧樂道、品行高潔，不與汙濁同流合汙的明志之作，這種身窮卻胸懷四海、窘迫卻卓然獨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是歷來的中國文人最崇尚的氣節和品格。而這篇文章的作者劉禹錫也一度被人稱頌為骨格清雅、氣節高貴的典範。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先從作者劉禹錫開始探究。劉禹錫，文學家。唐德宗貞元年間，30歲左右的劉禹錫就進士及第並選宏詞二科，可謂才氣縱橫，青年得志。後來，得到王叔文的引薦，官任監察御史。後來，因為其他事被連連貶斥，一生官場不怎麼得意。寫這篇《陋室銘》的時候，劉禹錫時任和州刺史，年齡大約54歲左右。

關於劉禹錫的籍貫，文化、歷史界的說法不一，大體有三種說法：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中山（廣東省中山市）。那麼劉禹錫在文章中所說的“陋室”，學術界則一致認為應該在今天的河北省定縣南三里莊。

而後世對於這篇文章質疑最多的，當屬文章中所描述的“陋室”是否真的簡陋？人們首先懷疑的是劉禹錫的出身和家庭財力狀況。根據劉氏傳記資料記載，劉禹錫出身貴胄，廣有房產，是一個類似於今天的“房哥”、“房姐”的房地產大戶。在遭到貶黜之前，劉禹錫是朝廷的顯貴。即使是數次遭到貶斥，也就是在創作《陋室銘》這篇作品的時候，劉禹錫仍然是和州刺史，是一個相當於今天的地廳級的中級官員，有自己的衙署和官邸。按照唐朝的官員待遇和財力來說，一個官員的官邸或者衙署是不可能用“陋”來形容的。所以，學術界一貫的看法是，這裡所謂的“陋室”，不過是作者衙署、官邸之外，用來在辦公之餘休閒娛樂會客的一處別墅而已。而且這個別墅建造的相當考究。

在人們的習慣性認識上，真正的陋室大體有兩種，一種是陶淵明那樣“結廬在人間，而無車馬喧”，房屋的建造規則、檔次、設施倒屬其次，關鍵是主人性情淡泊，故能“心遠地自偏”；要麼就如《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的居所一樣“舉家食粥酒常賒”，要麼就掛席為門、繩床瓦灶、桑戶蓬樞，寒不避風，暑不遮陽，這才叫真正的窘迫、真正的簡陋。

而反觀劉禹錫所寫的“陋室”，絲毫看不出“陋”在何處。如果說前面的“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些許有一點點蠻荒的意味，而且這種“蠻荒”也似乎可以解釋為園林技藝嫻熟，景觀佈設奇特。那麼，後面的文字所透露的信息，則不是一個身居陋室的寒士所能揣摩描述的：“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以其所交可以見其人，平時能夠來到這個房子的，都是一些有學養、有身份的人，而非一般那些目不識丁、身份下賤的販夫走卒，足以反證“陋室”所處絕非窮鄉僻壤或者下層民眾居住的苦寒之地；“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可以調琴，並且無絲竹亂耳，說明房間的環境優雅，隔音處理好，並且和市井或者生產場面有一定的隔離距離。而金經，則一般是指用金粉書寫在貝葉上的佛教經典，是一種兼具宗教意義和文物價值的珍貴物品。唐代雖然佛教昌盛，但貝葉經並不是尋常可見的凡俗之物，若非有雄厚的財力支撐或者有相當的權力地位，不是一般的人士可以有緣一讀的。

同時，文中所反映的作者的生活，是閒適悠哉的，並沒有那些貧苦人士的艱難勞作，甚至連一些“案牘勞形”的體力勞動也沒有，充分說明這處所謂的“陋室”就是一個富貴加身的社會上層人士休閒娛樂的，類似於療養院、別墅、高級會所的場合，而非安身立命、賴以生存的居室或者家宅。

文品即是人品。由於對“陋室”之“陋”的質疑，後世很多文化學者也開始質疑劉禹錫的人品。有人曾經撰文指出：“《陋室銘》違背了藝術與生活的真善美原則，欠缺生活的真實。”隨後又有學者說：“不真實為文人之大忌。”因為劉禹錫不但是一個創作了《陋室銘》的文學大師，也是一個提出了“天與人變相勝”的著名論斷，在一定程度上發展了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家和哲學家，而這樣一篇充滿了“不真實”的文字，與他一貫治學風格很不協調，甚至有著某種程度的自我標榜和低調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