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徐崢囧系列作品風格的延續，《囧媽》在歷經提檔、撤檔、等一系列風波之後，於大年初一凌晨上線免費首播，此舉在獲取觀眾讚譽的同時，少了銀幕觀影體驗的加持，這也使得電影本身的故事內涵與敘事邏輯顯得更為重要。
從婚姻危機到家庭矛盾，《囧媽》再度延續了徐崢一貫的喜劇風格，事業有成的中年男性在家庭與婚姻的雙重焦慮之下踏上了一場意外且特殊的人生旅程，並在重重困難之下頓悟生活的真諦實現靈魂的救贖。
故事發生在一列駛往莫斯科的火車上，徐崢飾演的中年男子徐伊萬與母親盧小花因一些意外巧合開始了這趟溫情之旅。
影片在開頭部分就多處強調了關於母親選擇以火車的方式去莫斯科這一行為的態度，並以多角度對此進行解釋。
火車相較於飛機一定程度上屬於較為傳統的旅行方式，特別是對於出國這無疑不是一個最優的選擇，但綠皮火車卻包含了母親對愛情的祭奠與青春的追憶，“飛機坐幾個小時啊，每小時多少錢啊？
這趟火車要開一百二十六個小時，平均每小時二十九塊三毛六！”
母親的精打細算無不將一代人的生活特點於細節處展現的淋漓盡致，更何況，前往莫斯科更是母親的圓夢之旅，以母親傳統的生活方式與徐伊萬現代生活理念所形成的敘事衝突成為本片主要的戲劇化來源。
旅程中，二者的生活理念不斷髮生碰撞，從生活必需品到做飯工具逐一在影片中呈現出來，在建構母親飽滿的人物特性的同時也為影片提供了豐富的戲劇元素，為觀眾展現了一趟奇妙而與有趣的新年旅程。
從夫妻關係到母子關係，影片層層遞進，藉由生活方式的衝突引出相處模式的矛盾，正如影片中所說，我們總是在鍥而不捨地改造別人。
而火車車廂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選擇，在考驗導演場面調度能力的同時，也為影片中母子矛盾的激化提供了一個較為集具的空間環境，同樣也正是處於這樣的環境之下才使得對於情感的審判更為直接與坦誠。
以徐伊萬為代表的中產階級，在承受生活壓力的同時，還需面對夫妻的情感危機，以及隨時應對父母的催婚、催子，家庭的矛盾被不斷放大並堆積至如徐伊萬這樣的男性家庭成員之上。
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中，男性通常被指認為是家庭的符號，而由男性所衍生的文化體系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民族的文化奇觀，男性在承擔一般社會身份的同時，還需不斷切換關於丈夫、父親、兒子的身份設置，這使得男性在成為社會話語體系主導者的同時也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與生活壓力。
而影片中的徐伊萬一方面需要處理好與妻子張璐的婚姻危機，另一方面還需打理好自己的事業，與此同時還要配合母親扮演一個兒子的身份。
面對婚姻問題之時，徐伊萬男性的自尊與張璐的要強成為兩人之間無法跨越的溝通難題，為了阻撓張璐的事業，徐伊萬甚至不惜將專利免費提供給第三方，並以此幻想張璐能夠回心轉意。
旅途中幾次想扔掉結婚戒指卻都無法下定決心，家庭與婚姻的束縛使得這一群體焦慮被不斷放大，在難以迴避的生活真實之下，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使得中年男性所呈現的中產焦慮逐漸成為一個亟待關注的社會文化現象。
影片除了不斷展現徐伊萬的家庭生活矛盾，還留有一定篇幅將“中國式”的母愛呈現出來，這份帶有濃郁民族文化特性的愛在轉變為影像元素的同時，也呈現出了些許的無奈。
影片中母親認為的愛就是不斷的食物投餵與一顆顆順著窗戶縫隙被塞出去的小番茄，是餅乾、是口袋中的大白兔奶糖。
在中國的文化理念中，母親對孩子的愛似乎是種天生的本能反應，這種愛並不會隨著孩子年紀的增長而有所消減，但不加限制的愛也會成為一種難以消解的負擔。
而影片中另一處對民族文化的再現則是由一位說著流利中文的俄羅斯姑娘引出，成語的疊用與極具本土色彩的口頭禪則在一定程度上加持了影片對於民族文化的輸出。
這樣的橋段設置雖然強化了影片的趣味性，但在影片的整體敘事作用上來看卻造成了繁縟的觀影效果，並未對影片的敘事起到推進作用。
同樣，在影片的後半部分則明顯地能夠感覺到影片的敘事混亂，敘事的空間由封閉的火車廂轉至開闊的室外雪林，導演似乎是想借由空間的轉移引出情感的轉變，但藉由熊的出現隱喻母子相處關係這一橋段至少對於徐崢導演來說實在顯得不夠高明。
因此也致使了之後參加俄羅斯婚禮、跨越冰河等一些列片段的完全像是在拉長影片時長，與影片前半部分的喜劇基調顯得格格不入，從而造成了影片後半部分粗糙的不良觀影體驗。
影片《囧媽》在今年春節檔毫無對比的形式之下，無法準確地判斷觀眾對其的接收程度，但相較於導演徐崢囧系列的其他作品《囧媽》似乎略顯遜色。
致使這一觀影體驗的也或許是觀眾對其影片中產模式的免疫，因此可見如若想持續產出高口碑的影視作品，提供更為合理的影片深入路徑是必要更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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