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自古以來是東西方交通樞紐，為“兩洋三洲五海”之地，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富含寶貴的石油資源，再加上宗教問題，常年局勢動盪。2019年對於中東地區來講，依舊是不平靜的一年，在年末這個十分適合做總結盤點的時候，觀察者網專訪了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的研究員孫德剛老師，對中東地區過去一年裡發生的事情進行了點評，並對該地區未來的局勢進行了展望。】
（採訪/觀察者網 周雪瑩）
2019的中東關鍵詞:“動盪”
觀察者網：以往大家對中東的印象就是“亂”、“火藥桶”。如果讓您來為2019年的中東提煉一個關鍵詞，您會選擇哪個詞？
孫德剛（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 研究員）：我選擇“動盪”。這裡的“動盪”有四層含義：第一是“阿拉伯之春”的第二波，阿爾及利亞和蘇丹這兩個國家的總統失去權柄，伊拉克和黎巴嫩的總理引咎辭職，埃及也發生了街頭抗議，所以中東地區發生了第二波“阿拉伯之春”。
第二就是地區國家關係的不確定性，如海灣地區發生了油輪遇襲擊事件、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受到“無人機”襲擊等，使得伊朗跟阿聯酋、沙特的關係更為複雜（儘管近期雙方私下又有互動）；土耳其在敘利亞東北部開展“和平之泉”行動，導致阿盟跟土耳其關係惡化，這也是“動盪”的體現。
第三是地區熱點問題久拖不決，從也門到利比亞，從敘利亞到巴以問題，從伊朗核問題到中東海上安全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區熱點問題持續升溫。
最後是大國關係的深刻調整。“俄進美退”帶動地區大國群雄爭霸、自主意識增強，紛紛進行佈局，中東地緣政治強勢迴歸。所以我覺得用“動盪”可以概括2019年的中東形勢。
觀察者網：在動盪中能不能看到秩序的希望？
孫德剛：我覺得有兩點希望，第一是從沙特、阿聯酋、卡塔爾這些國家來看，他們的國內經濟總體上朝著好的方向發展，而且提出了經濟、政治和社會改革方案，樹立了榜樣，這是一個比較積極的現象。
第二就是卡塔爾和埃及、沙特、阿聯酋斷交，而現在關係發生了回暖。近期召開了第40屆海合會的元首峰會，這幾個斷交國的關係有改善的跡象。另外，伊朗和沙特的關係近期也有回暖的跡象，這是一個比較令人欣慰的積極面。
觀察者網：伊朗和沙特的關係回暖是因為什麼契機？
孫德剛： 伊朗和沙特關係的回暖，主要是因為美國在沙特石油設施受到襲擊之後，並沒有採取保衛沙特的實際行動，讓沙特看到在危機發生之後，美國不一定能夠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證，故不得不放低身價、尋求危機管控。
沙特石油公司遇無人機襲擊後，美國並沒有實質性的舉措幫助沙特
同時伊朗受到美國的“極限施壓”後，也面臨非常嚴峻的形勢，內外交困，腹背受敵，所以也希望能夠改善關係，特別是跟沙特和阿聯酋的關係。
根據媒體的報道，雙方已經有了初步接觸，有一些報道說雙方已有在副外長級的接觸。除了兩國關係外，雙方甚至討論了海灣地區安全秩序，包括管控分歧、建立集體安全等。
特朗普的“聰明制裁”
觀察者網：美國遏制伊朗的意圖是非常明顯的，但在行動力上又彷彿有所不足，對於伊朗，美國將來可能會採取怎樣的策略？
孫德剛：美國在伊朗政策上首先是“極限施壓”，第二是儘量減少正面軍事對抗的風險。
美國認為只要對伊朗進行“極限施壓”，特別是對“伊斯蘭革命衛隊”、最高精神領袖和高管進行制裁，同時利用“長臂管轄”，讓它石油賣不出去、使之國內的民生問題日益突出，伊朗人民的日子就會越來越難過。經濟制裁對美國來說成本更低，風險更小，且時間在美國及其盟友一邊。
特朗普管這叫“聰明制裁”，通過掐斷對方的經濟命脈，特別是能源出口，來達到慢慢消耗對方實力的目的，這樣就避免了成本很高的軍事對抗。
特朗普的制裁政策本質是“極限施壓”，以壓促變，迫使伊朗就範。伊朗如果不按照美國的意志行事，接下來日子會越來越難過。特朗普政府寄希望於在伊朗內部製造分裂，推動一場“顏色革命”。
觀察者網：經濟制裁是特朗普的慣用手段，包括之前土耳其入侵敘利亞，特朗普也是採取了經濟制裁的手段。
孫德剛：對，特朗普是商人，善於用經濟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
觀察者網：說到土耳其，它其實也是近年來中東地區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國對土耳其的態度一直比較曖昧，歐洲也在爭奪土耳其。您認為未來土耳其在中東局勢中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孫德剛： 土耳其近年來執行大國平衡政策，它在各大國之間縱橫捭闔，跟美國搞好關係的同時，利用接收難民、反恐等特殊地位，向俄羅斯和歐盟提高要價，鞏固自己的大國地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是一種務實的機會主義政策。
埃爾多安政府的這一政策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他所代表的正義發展黨在國內處於頹勢，經濟表現不佳，失業率上升，所以他的強人政治光環在逐漸褪色。在此情況下，他急需在外交上取得一些突破，外交服務內政，包括以“安置難民”為由在敘利亞建立緩衝地帶，打庫爾德牌，調動土耳其民族主義。
今年6月強行重選後，正義與發展黨仍然輸掉了選舉（截圖自TRT首頁）
第二是土耳其在大國之間進行周旋，亦敵亦友、忽敵忽友。埃爾多安精於聯盟政治。按照埃爾多安的判斷，現在美國的戰略收縮在中東地區留下了權力真空，土耳其有能力去填補。所以基於“新奧斯曼主義”，土耳其要抓住這個機會，擴大勢力範圍，在敘利亞北部和西部地區形成緩衝帶，增強在敘利亞事務中的話語權。
觀察者網：土耳其未來在中東有可能成為一個破局者嗎？還是更可能是個攪局者？
孫德剛：我覺得土耳其既是個破局者，又是個攪局者，攪局的成分更多一些。土耳其在中東難民治理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土耳其成為敘利亞未來形勢走向的一個不確定因素——包括在伊德利卜省培養敘利亞自由軍，在庫爾德地區利用土庫曼旅來培養代理人，形成勢力範圍，與俄羅斯、伊朗和美國大致形成了一組戰略平衡，不利於敘利亞各派彌合分歧、走向統一。
同時土耳其大打“巴勒斯坦牌”，跟沙特爭奪在遜尼派陣營內部的領導權，削弱沙特的影響力。土耳其跟卡塔爾關係密切，利用卡塔爾與其他阿拉伯國家關係交惡來反制沙特。所以在遜尼派內部，土耳其實際上不希望看到沙特陣營和卡塔爾關係改善。
此外，土耳其在非洲地區也不斷擴大影響力，包括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部署軍事訓練基地，與沙特、阿聯酋和以色列爭奪非洲之角。它還跟非洲國家形成了“土非峰會”，這些做法都體現出土耳其的大國雄心和抱負。
所以總的來講，土耳其的強勢崛起引發中東地緣政治爭奪升級，對原有秩序形成了衝擊。
敘利亞撤軍後，中東地區俄進美退
觀察者網：2018年底特朗普宣佈從敘利亞撤軍， 其實這幾年來美軍一直陸陸續續地在撤出，他撤軍是出於什麼考慮？
孫德剛：首先，與奧巴馬時期相比，特朗普中東政策一個最大不同就是提出“美國第一”，而不是中東國家第一。
第二，美國不希望中東成為自己的負擔。在特朗普看來，中東地區不是資產，而是累贅，牽扯美國的精力，甚至是消耗美國實力、導致重大美軍傷亡的“無底洞”。所以從特朗普的角度來講，他的政策就是減少對中東的軍事存在和經濟援助，把這個包袱儘可能丟掉，執行一種戰略收縮政策。
從敘利亞撤軍也是基於這樣的邏輯，甚至不惜拋棄美國的反恐盟友——敘利亞庫爾德人，不惜犧牲他們的安全利益來實現戰略收縮的目的。
這個政策實際上已經引起連鎖反應，包括俄羅斯的“奮發有為、俄進美退”；沙特和伊朗改善關係；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和巴沙爾政府軍達成了默契、實現合作，這些都是美國從中東戰略收縮的連鎖反應。
觀察者網：今年俄羅斯主導的阿斯塔納進程也取得了幾項共識。
孫德剛：對，美國戰略收縮之後，美國的盟友和美國的對手在中東地區都把合作重心向俄羅斯這邊轉移。
沙特、阿聯酋的設施和油輪被襲以後，美國沒有做出實質性的對伊朗的反制政策，這使得他們被迫和俄羅斯開展能源合作，執行“向東看”政策。
其他國家包括美國的對手也看到了美國的一個軟肋。伊朗開始利用中東熱點問題來填補美國戰略收縮後留下的權力真空、反制美國，這也是連鎖反應的一種表現。
觀察者網：俄羅斯目前在敘利亞地區還沒有特別多的動作，未來是不是會有一些更大的施展空間？
孫德剛：俄羅斯實際上是在進行戰略佈局。
首先在敘利亞，它穩住了巴沙爾政府，促成了土耳其和敘利亞巴沙爾政府在某些領域的默契，甚至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和巴沙爾政府也達成了妥協，俄羅斯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其次就是俄羅斯開啟了對海灣地區的外交攻勢，特別是2019年普京成功訪問沙特和阿聯酋。這實際上是在美國和盟友之間打入一根楔子，使海灣國家至少在政治層面，在美俄之間保持一種平衡，而不是對美“一邊倒”。
最後就是擴大與中東國家的防務關係，特別是和埃及、伊拉克和阿爾及利亞這些傳統友好國家，讓他們跟俄羅斯關係走得更近。
所以普京政府在美國實力衰落、干預中東事務的意願下降的情況下，積極擴大俄羅斯的影響力，成為撬動俄與美國和歐盟關係的平臺。
美國不想為盟友“衝鋒陷陣”
觀察者網：不斷從中東地區撤軍後，未來美國會以怎樣的形式對中東地區加以影響？
孫德剛：第一，美國對中東地區採取一種超脫政策，同時反對非西方大國壟斷中東事務，特別是俄羅斯、伊朗、土耳其通過“抱團”壟斷中東事務，建立歐亞大陸聯盟。所以對於美國來說，保持中東地區的多極化，避免任何一個大國壟斷中東事務，符合美國利益。
第二，特朗普政府利用它們之間的矛盾，使之相互制約，這也符合美國利益。比如美國默許土耳其在敘利亞北部向幼發拉底河東岸進軍，打壓庫爾德武裝，實際上是“放虎歸山”，讓土耳其、俄羅斯、敘利亞、伊朗產生分歧，讓他們互相制衡，這也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第三是抓住一些關鍵點，比如東地中海地區的以色列，海灣地區的沙特和阿聯酋等，把他們作為“橋頭堡”，維持美國的戰略力量。
最後一點就是依靠歐洲大國，包括英國、法國的力量，讓他們承擔更多的安全義務，這樣美國不必衝鋒在前，甚至還可以在背後進行領導。
觀察者網：去年年底，特朗普為了和小薩德曼搞好關係，可以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包庇“卡舒吉案”，隨後特朗普先後使用否決權否決了國會關於不再支持沙特-也門戰爭和不對沙特售賣軍火的決定，他如此支持沙特，是否是想培養沙特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代言人？
孫德剛：是的。
美國和沙特意識形態差異甚大，美國看重沙特，是因為美沙長期形成了相互依存關係。特朗普提出“再工業化”、基礎設施振興計劃，沙特表示可以通過主權財富基金進行大規模投資。另外美國需要軍火“去庫存”，而最大的買家就是沙特。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國際訪問的第一站就是沙特——沙特宣佈購買1100億美元美國軍火。
特朗普沙特之行，帶回了1100億美元的軍火訂單
特朗普作為共和黨人和商人總統，更看重實際利益，輕視自由、民主、人權等美式價值觀傳播，所以對於沙特的國內政治包括卡舒吉案，他都是容忍的。特朗普是功利主義者的代表，袒護沙特也是出於自身的利益訴求。
但在這一點上，特朗普政府和國會之間、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還是有分歧的。民主黨，特別是眾議院，還是把民主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並以此反制特朗普。2019年7月，美國眾議院投票決定禁止向沙特和阿聯酋出口81億美元的武器，理由是沙特對也門的戰爭造成了重大平民傷亡。
觀察者網：但就像您剛才說的，無論是油輪遇襲，還是沙特石油公司遇襲，美國都沒有給予自己的準代言人一些幫助。
孫德剛：這就能看出來特朗普的兩面性，一方面是把盟友看得很重，希望他們衝鋒在前，美國提供軍火；但另一方面特朗普優先考慮的還是美國，而不是盟友安全。
所以當盟友真的遇到挑戰、希望美國“亮劍”時，特朗普政府實際上不願意捲入戰爭，不肯為自己的盟友火中取栗。
如果要冒著和伊朗直接交火的風險，美國是不會保護自己盟友的。
這也體現出了特朗普功利的色彩，一方面要收“保護費”，另一方面儘可能躲避風險。
觀察者網：美國在中東地區除了沙特之外，還有一個盟友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最近一年也挺混亂的，特別是政治方面。
孫德剛：對，以色列的國內政治現在面臨危機，2019年進行了兩輪大選，新政府仍遲遲未能組建，內塔尼亞胡被正式起訴，所以國內政治面臨危機。因為國內政治遇到很大不確定性，內塔尼亞胡為提振信心、增加支持度，就打所謂的“主權牌”，包括宣示對戈蘭高地的主權，強調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不斷修建定居點、蠶食約旦河西岸的土地，以此獲得國內的支持，使國際政治“國內化”。
未來，以色列內政和外交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第一是以色列認為要去打壓伊朗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斬斷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東地中海地區的“觸角”，這對於敘利亞南部局勢來說是非常危險的。
第二是巴以問題。巴以問題現在已經走到死衚衕，所謂“世紀協議”的經濟方案遭到抵制，政治方案遲遲未能出臺，巴以衝突升級。
在以色列強、巴勒斯坦弱，同時有美國替以色列“站臺”的情況下，內塔尼亞胡政府不斷去觸碰一些紅線，激起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強烈反對。當然，鑑於阿拉伯—伊斯蘭世界陷入分裂，內部尚未形成凝聚力，對以色列也未形成統一政策，進一步加劇了巴以力量失衡。
西方和伊斯蘭世界衝突的根源是正義的缺失
觀察者網：您之前還提到了第二波“阿拉伯之春”，我們能從兩波“阿拉伯之春”中吸取怎樣的經驗？
孫德剛：第一波“阿拉伯之春”始於2010年年底和2011年年初，當時民眾的主要訴求是政治，示威群眾喊出了“自由、民主”的口號。經過了近10年的發展，人們發現“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政治口號並沒有給中東地區的普通民眾帶來福利，並沒有帶來民生的改善。
所以2019年第二波“阿拉伯之春”主要的訴求是民生。無論是北非的阿爾及利亞、蘇丹，還是西亞地區的伊拉克和黎巴嫩，甚至包括埃及和伊朗在內，“街頭政治”主要訴求還是民生。老百姓對就業不足、經濟不景氣、收入減少、物價上漲、腐敗問題等不滿，是這場政治風波的主要原因。
如果說“阿拉伯之春”有什麼經驗教訓，那就是國家治理是系統工程。選舉政治迫使政治家對選民作出不切實際的承諾，甚至“畫餅充飢”。如果不改善民生，不管進行怎樣的選舉，都改變不了老百姓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所以當務之急是把經濟和民生改善放在第一位。
觀察者網：中東地區的不穩定狀態，促進了極端伊斯蘭勢力的增長，並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新一輪文明衝突的大討論。您如何看待伊斯蘭和西方世界的文明衝突？
孫德剛：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衝突不是文明間的衝突，它的根源是正義的缺失、地緣政治的爭奪。
美國利用自己強勢的軍事力量、外交資源和經濟手段來扶持代理人，利用以色列以及其他親美力量來打壓中東反美力量，在中東地區分而治之和拼湊軍事集團，使原本地方化的衝突國際化和多邊化。美國在巴以問題上偏袒以色列，導致了激進勢力、甚至恐怖勢力上升，引發了中東地區的激進化。
所以中東地區衝突的根源是地區秩序的缺失和大國的地緣政治爭奪。
觀察者網：但中東地區的宗教勢力一直以來也是衝突的一個來源。
孫德剛：是的，宗教是政治動員的手段；恐怖組織本身跟宗教沒有關係——宗教只是極端組織的動員手段罷了。所以伊斯蘭世界和美國並不存在宗教或者文明的衝突，相反美國和沙特、科威特、卡塔爾等8個君主制國家關係密切，宗教差異並未影響西方與之建立戰略聯盟關係，而屬於同一文明的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內部卻存在嚴重紛爭。
觀察者網：目前中國“一帶一路”項目在中東的影響力逐漸上升，雙方合作越來越多，未來隨著經濟參與的深入，會改變中國在中東地區“政冷經熱”的參與模式嗎？
孫德剛：會的，中國近年來提出“以發展促和平”，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改善對象國民生、提高就業，消除中東地區的不穩定因素，消除產生不穩定因素的經濟和社會土壤。在伊拉克、埃及、阿富汗等後衝突國家，中國企業在參與重建過程中，促進了當地的社會穩定。
同時，中國並非不關心中東的安全問題，上個月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在北京召開了首屆中東安全論壇，邀請了來自中東乃至全球幾十個國家的200多位外交官和學者參會。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召開中東安全論壇，發出了重要信號，表明中國一方面以“一帶一路”為抓手參與中東經濟事務，另一方面我們也積極參與中東安全事務，而且會不斷拓展深度。
首屆中東安全論壇，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會見外方嘉賓
中國任命了中東事務特使、敘利亞問題特使和非洲事務特使等，在中東地區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部署了將近1800名維和人員，這些都體現出中國不光追求經濟利益，而且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勸和促談，參與中東衝突解決。
觀察者網：“一帶一路”的項目在改善當地民生方面有沒有起到一些作用？
孫德剛：“一帶一路”的項目在改善當地民生方面已經初顯成效。中國拿出150億美元，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工業化，中資企業參與建設了阿爾及利亞中心港、埃及“齋月十日城”市郊鐵路、埃及玻璃纖維生產線、阿聯酋哈利法港二期集裝箱碼頭、毛里塔尼亞友誼港擴建、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大橋”、卡塔爾路賽體育場、約旦阿塔拉特油頁岩發電站、阿曼蘇哈爾獨立電站項目、蘇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樞紐等。當然，中國希望和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一道，為改善中東國家民生共同獻計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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