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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狀況令人糾結，引發不少關於中國文學未來道路的探討。其中有人寄希望於網絡寫作，主張藉助網絡文學的力量來化解中國文學中的某些（如一體化）問題。一些論者認為，網絡文學是屬於邊緣、弱勢的民間，挑戰既有文學制度與成規，是中國文學的希望。“網絡文學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民間文學。由於網絡的誕生，文學的特權被取消，文學重新回到了被精英文學體制化和等級化所排斥的大眾手中。……其創作群體之巨大，人員成分之複雜，以及內容之紛雜、題材之廣泛、寫法之怪異、水平之參差也不是過去時代的民間文學能夠範圍和比較，也許將其稱為‘新民間文學’或‘泛民間文學’更為恰當”。自然，相對於正統文學，網絡文學極具新民間藝術形式與形態，體現為表徵時代的情緒、精神內涵、情感符號、表情樣式等。
誠然，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網絡作者寥寥，網絡讀者較少，當時的網絡文學的確曾以桀驁不馴的挑戰姿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網絡文學作者與讀者對學院派的學科化、文學規範文學缺少起碼的尊重，他們前衛、叛逆，甚至帶有某種程度上的小眾化純文學的先鋒性，因而贏得某些研究者的關注與理解。進入新世紀，網絡文學呈現勃發之勢。但隨著中國文化近年的迅速產業化、去政治化、大眾化，網絡文學的迅速產業化不僅反文學規範，而且輕視文學本身，甚至走上了反智、反文學之路。網絡寫作也相應地非文學化、主流化、霸權化了。當下的網絡寫作已不僅不再具有人們所期待的簡單邊緣性、純文學性及反主流傾向，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以往文學經驗與文學規範，隨之，網絡文學爭奪話語空間，介入到公共領域，卻由於產業化而成為了主流文學的部分，背離了新民間文學形態的自性。
▍網絡寫作的非文學化
網絡文學的非文學性不僅在於其涵蓋面寬泛，包羅萬象，更重要的於其幻象化。網絡作者想象之荒誕詭異，頗受評論家與讀者好評。倘若網絡文學的想象能昭示生活真象、能以生活邏輯為基礎，並表現作者對社會歷史的真知灼見，此種激賞當然並無不可。問題是，文學的文學性不只在於形式，更在於內容，如王國維所推崇的有真景物、真情感的“境界”，或如海德格爾所說事情本身的澄明無蔽。網絡文學恰恰缺乏這些。網絡寫作中的想象時常顯得悖謬或缺乏實際可能性。
在《誅仙》《小兵傳奇》《大唐雙龍傳》《甄嬛傳》等作品中，“架空世界”裡淨是幻獸、魔杖、魔戒、魔法、魔力、魔咒，各式奇遇、奇觀、靈異之物、非常態人（陰謀家、色鬼、蕩婦）等，類似的虛構與藝術真實大都不搭界——虛構之中無真相，幻象之下無真知，出現了“至虛為宗”的奇觀。這裡的虛構、想象與變形已經逾越了藝術真實這條文學想象的底線，更不符合歷史、現實發展邏輯。網絡作者所描繪的已不再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可能發生的事情”，反而是現實中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這表明，文學的想象的自由與虛構變形的權力已被網絡寫手們濫用。各種匪夷所思的幻象給人強烈的悖謬感，這引人深思，是怎樣的文化生產邏輯與心理催生出如此的偽生活與偽歷史？
有一種匪夷所思的網絡製造或生產，構築了成功模式與秘訣，即在於家世、萬里挑一的根骨、墜入山崖吃到靈藥、得到秘笈、天生異秉、絕世容貌、無底線的叛逆性格等成功元素，複製了獨立於現實世界的烏托邦的幻象。如此複製的背後卻是現實裡的殘缺與空洞及其現實的失意的補償性需求。在網絡文學界，更多的作者與讀者卻受挫於各種現實的競爭，成為現實生活中的“多餘的人”，才自閉於網絡文學的幻象世界裡，通過想象中的替代性滿足以彌補現實中的匱乏。可見，網絡文學旺盛的想象力不僅不能表明中國當代文學的輝煌，反而顯示出中國文學所患疾病之嚴重。
幻象化並非當今網絡寫作所獨有，相反，幻象化的網絡敘事不過是當今生活世界整體上的幻象化的表現之一。“現實由各種各樣的似是而非的幻想構成，現實就是‘超現實’”。幻象化的文學不僅無法再現歷史與生活現實的真理，而且反過來會用各種幻想遮蔽真相與真理。網絡寫作幻象化固然在於其生活積累的薄弱，網絡寫作規則的迫使同樣功不可沒，而市場“看不見的手”更是助推力。在肖鷹看來，現在很多網絡簽約寫手為了“生計”而被逼日產數千字，甚至上萬字，只是“碼字的文字農民工”。肖鷹指出，網絡“作品”破碎、怪誕、空洞，缺少文學之為文學的靈魂，只能算文字，而不是文學。在此意義上講，幻象化網絡作品即使不是遮蔽生活真實的文化工業泡沫，也不過是新時代的“假大空”。
應該承認，近年的網絡寫作不乏例外，如酒徒《男兒行》、繆娟《最後的王宮》等，這些作品雖寫網上，其實卻在一定程度上外在於近年網絡文學大眾化、平庸化、低俗化的格局，其中某些方面更像是傳統文學在網絡世界的延伸，是當今網絡文學的較為接近傳統文學的部分。問題是，這些作品很難代表整個網絡文學的現狀，倒是那些形象幻象化、故事模式化、寫作苦力化、接受瀏覽化、格調低俗化的快餐式作品，它們才是當今網絡寫作的真正代表，才是部分青少年所痴迷的心靈搖頭丸或精神迷幻劑。
當今網絡文學催生出一套全新的寫作觀念、寫作模式，並事實上成了純文學以外的新型寫作樣式。這種寫作固然問題重重，但不乏別樣的文化史意義與現實價值（雖有不少負面之處）。這意味著，既然網絡文學不滿傳統文學規範，理應與文學完成切割，或就乾脆自稱網絡寫作之類。如此，無須要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之類的“緊箍咒”而操刀，進而擁有自己的圈子及遊戲規則，自由自在地走大眾化、產業化、身體化、非文學化之路。自然，網絡寫手也無須輕視文學圈，因為純文學與網絡寫手們所在意的點擊率、休閒性等不同。正因為網絡寫作有別於純文學，那些致力於文學革新的人士，也不需以網絡寫作來破壞文學成規。網絡文學的書寫模式已被固化，也出離了本該要堅守的自由精神，而靠網絡寫作來促進文學繁榮只能是飲鴆止渴，文學的病最好由文學自己來治療，依靠網絡寫作來改造舊制度與舊觀念，可能會使文學舊病未愈又添新疾。
近年網絡寫作的幻象化表明，當下文化空間正被各種時髦的、具有魅惑力的文化垃圾與文化泡沫所擠佔，網絡文學中的某些作品乃至網絡文化只不過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20年的網絡文學構築的“鏡像”反襯的是整體的文化環境及形態，卻值得我們深思。
▍網絡文學的主流化
在問世之初，網絡文學曾獲得廣泛積極的評價，這與網絡文學一開始就被認定為民間文學有關。在一些人眼中，官方與民間涇渭分明，主流文學、官方文學與主旋律（革命）文學同實異名，與之相對的大眾文學與知識分子文學則被習慣性劃入民間或非官方文學。由於知識分子文學與大眾文學都被認為與“政治之父”的“父法”異轍，二者被當成天然的盟友或同路者。問題是，這一切都與二者間的差異未獲深究為前提。惟其如此，網絡文學才被不假思索地視作邊緣、弱勢的革命性正義力量，並被賦予促進文化民主與文學繁榮的重任。
然而，中產階級及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不僅使精英文化進一步邊緣化，革命文化或主旋律文化的原有地位也部分地為大眾文化所獲得，當今網絡文學也因此從邊緣向中心迅速轉移。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網絡文學用戶達到了3.33億，手機用戶高達3.04億。年市場產值突破5000億元。文學網站日更新字數達2億漢字，文學網頁平均日瀏覽總量達15億次。這無疑與資本的介入、當代中國IT技術和文化產業的快速增長密切相關。
可以追溯，自王朔肆意調侃主流文化，經由大話文學、手機段子、民間笑話的惡搞等，主旋律文化的社會影響力早已今非昔比。此外，當今民間與官方並不涇渭分明，網絡寫作已經不完全屬一些學者所想象的民間；在近年的爭奪主流地位的戰役中，節節勝利的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學。正如陶東風所說，“實際上，今天的官方文化……這種通過主流媒體、‘主旋律’作品宣揚的價值，實際上已經沒有人聽了。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流文化”。他認為，只有“在大眾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的選擇中發揮實際支配作用和支配性影響力的文化”才是主流文化。網絡文學的主流化是主旋律文學的邊緣化表徵之一。
令人遺憾的是，知識分子文學與主旋律文化早已邊緣化的事實並未動搖網絡文學新民間論者扶持世俗性文學的熱情。他們中的許多人對中國文學狀況的想象與方向感還停留於上世紀90年代初。或許，他們並未意識到，在當今中國，文化早已“潰敗”、道德已經滑坡到底線之下，“躲避崇高”、狠鬥“道德理想主義”早成了畫蛇添足。由此看來，網絡文學民間論者們對網絡寫作的文化民主與文學革新的期許，並非從實際出發尋到的具有現實意義的對策，而主要是對上世紀90年代借世俗性抗衡主旋律的文化策略的機械照搬。他們尚未意識到，在世俗性文化已鋪天蓋地的今天，繼續推動精英文化與主旋律文化的世俗化與邊緣化早已沒有多少現實的必要性與正當性。
其次，當今的民間有時表現出來的反民間傾向對網絡文學新民間論也極為不利。當今的中國民間並非自主獨立的烏托邦，而是由各種力量共同影響、撕扯、控制、利用的空間。社會的散沙化、社會共識與集體意志匱乏使人口龐大的民間難以形成真正的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民間社會影響力微弱，造就了所謂的“壞死的公共空間”。中國民間缺乏自主的意識形態、獨立的價值系統、原創的思想體系，因而難以形成足以讓民眾認清我們時代與歷史情境的知識基礎、智力裝備與話語系統，無法生成強大的時代認知力、價值判斷力、對外來支配的抵禦力、社會改造力。本能慾望、習俗、網絡謠言、由利益集團操弄的潮流、跨國公司熱炒的時尚等主導民間，非民間意識形態因而內化為民眾的意志與願望，部分民間社會成員不過是外來意識形態輕易操縱的線偶。
各種強勢意識形態在民間角逐霸權，民間成為爭奪的空間。可以說，在新媒介的消費時代，民間正處於被塑造、被賦予、被操縱的境地，流行於民間的外來知識、思維方式、價值觀、潮流等通常已經不僅不是來自民間和無益於普通民眾，反而成了那些塑造、操控民間的人群與勢力得心應手的工具，包括網絡文學在內的某些號稱屬於民間的事物、觀念、規則其實早已異化，成了反民眾化的力量。
同時，當今的官方文化早已不是由以革命文化為唯一成員的一元結構。儘管革命傳統不斷被提倡，但在具體的文化與文學實踐中，世俗性大眾文化、低俗的流行文化等，只要不過於色情、暴力和公然反主旋律，便都能獲得寬容或吸納，這使當今官方文化極具多元化與開放性。這意味著，網絡文學的主流化可能正是官方自覺選擇或無意造成的後果之一。
網絡寫作與官方對立之說的可疑之處還在於網絡文學產業中的市場監管和政策扶持。就像由價格、稅收等槓桿調節的其他產業，當今中國網絡小說市場也被有效調節和指揮著——通過立法、網站監管、作品出版許可、網絡作品改編電視劇與電影后的播放許可，通過刪除不規範網頁與跟帖，通過關閉違規網站等，網絡文學豈能獨步遊離於真空之中？
事實上，中國官方文化與網絡文學在世俗化、重商主義等方面高度一致。當今官方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穩定的需求使官方為緩和文化矛盾、化解價值觀衝突而寬容和扶持世俗性大眾文化。因此，儘管網絡寫作未必與當今官方“先進文化”要求相吻合，卻也可能因符合官方意識形態中的維穩訴求而被納入官方意識形態。
新民間論者有意從民間獲取正當性支持，這一取向隱含著的某種民粹主義的邏輯前提——民間異質於官方，並與官方對峙，且民間處於比官方更高的道義高度位置上。然而，事實卻是，網絡文學與官方文學不僅不再對峙異趣，二者反而一致協同，大量網絡文學元素甚至成為官方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網絡文學民間論而言，可謂釜底抽薪。由此看，那些因相信網絡文學處於弱勢、邊緣的民間而加以同情與扶持的學者們，是否調整他們看待網絡寫作的態度呢？
▍結語
大數據互聯時代產生了新的表達空間，為公共性的復甦和重建提供了可能，也隱匿了網絡文學自我原生空間。網絡文學進入公共領域，其自身存在的短板——非文學化、幻想化與霸權化，也背離了其作為新民間文學的自性，致使網絡文學發生異變，形成了進入公共領域之悖論。
一方面網絡寫手溢出網絡文學書寫主體性，進行公共性的介入性書寫，體現其主體的創作意識與創作行為之自覺，而介入文本的生產依賴於精神資源，依照經驗與想象進行敘事，表達哲學精神和審美的理想，從而以激進的意志與精神想象，挑戰現存的文學與文化秩序。一方面大數據帶來了隱私的終結，網絡書寫不再是匿名的，創造想象力受到抑制，加之產業化的助推，演化為一種既弘揚主流價值觀又具有市場文化競爭力的產業，輸出消費意識形態的價值觀，疊加在現實與文學之中；但網絡文學巔峰與繁榮景象並沒有出現，相反背離了新民間形態發展的初衷，偏離了現實與自我發展邏輯，不再具備新民間品格，成為消費主義一體化——市場化、媒介化與娛樂化的衍生物，自由的創作受到了限制，也影響到自身話語空間拓展，以及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表達，導致了網絡文學自主性的衰退。同時這也幾乎構成網絡文學的困境與悖論所在。
網絡文學進入公共領域漸行漸遠，或許這仍然是一個時間置換空間的問題。網絡文學介入公共領域的實踐是在虛擬與現實空間的移動，也許討論網絡文學介入公共領域的話題，倒不如先讓網絡文學回到自我理性與自身發展邏輯更為有效，以真正地實現其公共性的自主性。當然，這也包含著建立契合於自己的秩序、制度與話語空間。
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註釋從略。學術引用和討論，請以紙質版為準。圖片來自網絡，歡迎個人分享。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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