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價片酬”被曝光之後，無論是行業內的從業者，還是吃瓜看戲的圈外人，都密切關注著娛樂產業的動態。然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急診”做法，似乎也深入到了娛樂產業。
隨著行業中各種亂象頻出，“重拳”“聲明”更讓大眾目不暇接，“稅改制度”又接踵而至，究竟能否對當下國內的娛樂產業產生影響？烹小鮮就相關問題採訪了業內專業人士，關注“震盪”背後的影視行業。
作者|洛弟
近日，娛樂圈最大的風波，一是“稅改”，二是“降酬”。
先是網傳“稅務大地震”即將發生，影視工作室之前享有的稅務紅利，將不復存在。
所有影視工作室，包括演員工作室的稅率，隨著稅收政策將由“核定徵收”轉為“查賬徵收”，稅率將從原有的3%，暴增至42%。
同時根據新政，所有工作室還要補交2018年1-6月的稅款。
據傳已有影視公司因此倒閉，但未經證實。
最早傳出的“徵稅消息”，未證實真假
8月11日，“優愛騰”三大平臺，偕正午陽光、華策、檸萌、慈文、耀客、新麗六大製作公司聯署聲明，聲言共同抵制“天價片酬”“陰陽合同”等一些列不健康或違法行為，維護行業健康發展。
無論“稅改”還是“降酬”，如此巨大的力度，一旦付諸實施，無疑將造成行業巨大震盪。
一些業內人士，對此表示擔心。首當其衝的是編劇。
工作室稅率“一刀切”式提升，編劇工作室是否也在其中？
許多人認為，如果把收入相對不高的編劇工作室稅率一併提升，純屬殃及池魚。
編劇餘飛日前在微信公眾號“編劇別動隊”上發文《已上交有關部門：關於“查賬徵收”的四大問題和意見彙集》，總結了目前編劇群體，對“增稅”政策的幾大疑問。
其中包括補交前半年稅款，是否合乎法理，也有編劇對自身地位一貫的憂慮：
憑什麼認為編劇“零成本”就應當補繳稅款？創作與積累中，身心的巨大消耗，難道不算成本？
為什麼要讓編劇與演員、資深編劇與新編劇“一刀切”全部增稅？
一旦到天價從業者因其市場地位，利益不受損，只有普通演員和編劇遭殃，豈非城門救不了，枉自殺盡池魚？
為此，烹小鮮記者採訪了中國電影文學會理事、副會長，編劇汪海林。
對於編劇行業目前的擔心，汪海林表示，此事對他尚未造成太大影響。
目前的情況是，負責徵稅的工作室所在園區收到增稅通知，開始跟編劇工作室洽談。
而大規模的“查賬徵收”補交，據他所知，尚未出現。
但事件性質，在他看來，其實很明朗：
國務院及其直屬機關國家稅務總局，有權利劃定稅率，而地稅部門也有權利，根據所在地不同情況，選擇不同稅率。
“一刀切”的“42%”，首先在地域上，未必會出現。
只要工作室之前依法合規納稅，這次“增稅”的影響，也未必那麼大。
而之前編劇們擔憂的“不合理徵收”，也還處在擔憂階段。
目前行業協會仍在同主管部門，就此方面一系列事宜進行溝通。
畢竟，“這次整頓的主要目標，仍是針對演員，或一些明星的高片酬情況。”“編劇至少不是主要目標。”
而“編劇成立工作室，總體上來說有利於管理，我想主管部門也能夠看明白這一點。”
所以，在汪海林看來，此次事件從編劇行業而言，情形還有待進一步觀望後，再作判斷。
只要編劇工作室一直以來合理合法、依照政府規範行事，問題應該不大。
但這次風波對演員行業而言，汪海林認為，這次是“動真格的了”。
從前所未有的力度與認真程度來看，絕不再是喊口號的“一陣風”。
雖然目前的情況，存在“一刀切”的可能，但也有其原因。
畢竟，目前“天價片酬”已不是小傷小病，而是危及行業生死的毒瘤。
所以要先“一刀切瘤”，再調養——先平息最迫切的高片酬問題，再把措施逐步合理化。
此前，《如懿傳》主演周迅、霍建華被傳出“片酬共計1.5億”，之後澄清各得五千餘萬。
然而，汪海林也認為，演員高片酬，只是全行業不健康生態的冰山一角。
近年來“被操控的偽市場”違背市場規律的操作，後果更嚴重。
“演員片酬的問題只是一個導火索，從行業角度來看，更重要的是假數據、假票房等造假問題，（以及）違反市場規律、違反市場真實性的問題。”
而三大平臺領頭的“降酬聲明”，在他看來實屬荒誕：
平臺才是高片酬的“始作俑者”，現在卻抱團呼籲降片酬，豈非賊喊捉賊？
“數據平臺、播出平臺的壟斷，整個封閉的系統，產生了大量腐敗空間。”
平臺聯合大經紀公司，結成利益鏈條，共同哄抬物價。
直到物價病態飆升，到了自身難以承受的程度，才被迫“熄火”。
“實際上惡魔是誰放出來的？還是他們。”
高片酬這一“惡魔”，終究是不合理機制誕下的怪胎——
畢竟，收入相對不高的演員，還是行業多數。
可那些盆滿缽滿的流量明星，其市場表現，顯然物不足所值，也就此宣判了“數據為王”的死刑。
“小鮮肉與大IP捆綁在一起，相互依存，有大IP必有小鮮肉，有小鮮肉必有大IP。
它的實質就是去技術化、去內容化，以流量數據取代內容生產。”
“當資本發現，控制了數據端就等於獲得了印鈔機，那它為什麼不把整個成本做上去呢？”
流量數據的操作，又掌握在利益共同體手中。
最終，形成一個“左手交右手”的大型托拉斯：
“一個公司，既是播出平臺，又是製作公司，（作品）自己買給自己，（同時）還是經紀公司，自己籤演員，想給多少錢給多少錢，演員的賬又在資本市場上被認為是收入的一部分，然後這筆賬想做多高做多高。”
“營銷公司，自己的片子自己做營銷，自己還有院線，這種情況，全世界獨一無二，在中國不僅發生了，而且成為主流，這樣下去，行業不可能好，不可能廉潔透明。”
上世紀40年代，“反托拉斯法”裁定好萊塢八大製片公司壟斷，要求其分割旗下發行、院線業務。
至於解決機制，汪海林認為：不徹底改革購銷機制，只是治標不治本。
他引用了編劇劉和平的說法：“供給側改革”。
“如果真正像美劇一樣，先看劇本，通過劇本和故事簽訂預購合約，按照協議進行生產，第一，不會有浪費，第二，也不會有虛高的價格。這麼先進的現成體制，我們為什麼不用？”
他認為，真正要“去病根”，還是要徹底改革，粉碎利益集團鏈條。
但目前行業內呼籲全面改革的人，仍是少數。“更多的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而繼續推進的方式，仍然要靠呼籲，讓行業逐漸形成共識”，推動自上而下改革，讓“頂層設計”能夠意識到這個問題。
至於“托拉斯”的拆分，一系列為行業健康的反壟斷措施，終究是大勢所趨，遲早會來。
的確，在一系列弊端，已經讓行業面臨徹底腐壞邊緣的時候，一切政策的最終目的，都是治病救人。
對於此次的激烈，也許可以“大家免著驚”，但祛除沉痾的過程，必然在漫長中，伴隨驚疑，甚至陣痛。
心可能還要懸很久，但遲早有徹底放下的一天。
畢竟，只有“戡亂功成”，才能“張榜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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