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烏托邦探索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烏托邦。而中國人追求“天下一家”的歷史尤其源遠流長。從《禮記·禮運篇》到《大同書》，中國人烏托邦之夢中的集體主義、平均主義思想之強烈性與連貫性為世界歷史所僅見。

在鄉村生活中長大的朱元璋，其烏托邦夢想尤其執著。自然經濟下農民們的生活狀態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宋朝詩人楊萬里描繪過一幅耕織圖：“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蔭學種瓜。”如果風調雨順，鄉村生活充滿平靜和安詳。但這種一家一戶的小生產是非常脆弱的，一有天災人禍，沒有多少剩餘的農民們往往破產。

對這一點，朱元璋深有體會。既然中國的政治規律是“有了權力可以造一切”，現在，朱元璋希望能把自己手中巨大的權力和農民的淳樸、善良、互助意識結合起來，使農民們組成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過失相規，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人人過上勤奮耕織，生活有餘的日子。“如此，貧富何患其不均，詞訟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萬世，理必有然也。”

中國的政治傳統為朱元璋進行烏托邦實驗提供了可能的平臺，因為規劃設計全國人民的生活是專制君主應有的權利。《周禮》反覆說：“惟王建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每一代偉大的政治家，面對自己刀劍征服來的天下，都有一種要在上面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的衝動。

他們把自己當成天才的藝術家，殫精竭慮在這片被他刪成白紙的土地上進行美輪美奐的藝術創作。用黃仁宇的話來說，這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以自然法規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錯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百萬千萬的眾生頭上籠罩下去……行不通的地方，只好打折扣，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放寬歷史的眼界》）。

明初才子解縉曾經給他提供了一份鄉村烏托邦的完美畫圖。在《獻太平十策》中，他根據《周禮》的記載提出，以每二百家編為一“裡”，住在一起，“過失相規，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每“裡”在村子當中建一個鄉村會所，推選年高有德的老人坐在會所裡管理大家庭的事務。會所兩邊設立學校，8歲以上的兒童都在這裡學習灑掃應對日常勞作、禮儀和禮、樂、射、御（駕車）、書、數，15歲以上學習《詩》、《書》等儒家經典。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間飯後都去學校學習道德和禮儀。學校後面設婦女活動室，婦女們相聚在這裡從事紡織縫紉女工。

這幅藍圖過於完美，朱元璋當然不會這麼書生氣，他吸取了解縉藍圖的精神，把這幅藍圖加以修改，在實際生活中加以推行。

在理想社會里，全國人民的社會生活也應該在皇帝的指揮下整齊劃一。

人民公社時期，社員們上工都是聽隊長的統一號令。每天清晨，當村頭老樹上吊著的那半截鐵軌被敲響時，全村的勞動力都從各家各戶裡走出來，在隊長的帶領下下地勞動。很少有人知道，這並不是人民公社的發明。六百年前，為了督促人民生產，朱元璋就已經想出了與今天春耕生產動員會類似的非同凡響的主意。

今出號令，止是各里老人勸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眾人聞鼓下田。老人點問不下田者責決，務要嚴督，見丁著業，毋容惰夫遊食。若老人不肯督勸，農人窮窘為非，各治其罪。

（《教民榜文》）即命令所有的村莊置大鼓一面，到耕種時節，清晨鼓聲一響，全村人丁都要會集田野，及時耕作。如有怠惰者，由里老督責。里老放縱不管、未加勸督的，則嚴加懲罰。他還規定，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者“皆論如律”。

理想社會里，每個集體都應該充滿互助精神。朱元璋發佈鄉里之間互助互濟的文告：

鄉里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傷吉凶等事，誰家無之。今後本里人戶，凡遇此等，互相周給。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貧窘，一時難辦，一里人戶，每戶或出鈔一貫，每裡百戶，便是百貫，每戶五貫，便是五百貫。如此資助，豈不成就。日後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輪流周給。又如某家或父母死傷在地，各家或出鈔若干，或出米若干資助，本家或棺槨，或僧道修設善緣等事，皆可了濟。日後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給。雖是貧家，些小錢米亦可措辦。如此則眾擎易舉，行之日久，鄉里自然親愛。

今天讓人家頭痛不已的“隨禮風”極有可能起源於朱元璋。

基於對淳樸的鄉村生活的記憶，朱元璋還吸取傳統文化中的有益營養，建立了“鄉飲酒禮”制度。這可以說是朱元璋對《周禮》有關記載的一項創造性運用。每年春秋，各地鄉村要以每一百戶人家為單位，聚在一起，飲酒大會由鄉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眾鄉民宣讀誓詞：

凡我同裡之人，各遵守禮法，恃於凌弱，違者先共治之，然後經官；或貧無所贍，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眾，及犯奸盜詐偽一切非為之人，不許入。

通過這樣的集會宣誓，培養民眾的集體意識和互助精神。而拒絕那些做過壞事的人入會，則是為了讓他們產生羞惡之心，以利改過。

朱元璋思想中的烏托邦還不止於此，他甚至進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他採納應天府上元縣典史隋吉的建議，命令鄉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組成一社，遇到農忙季節，誰家有病則全社通力合作，協助其耕耘。至於這一制度執行到什麼程度，探索的結果如何，史書上沒有下文。

集體主義“大同夢”

在侵入中國的林林總總的西方思潮中，社會主義思想最終罷黜百家，獲得獨尊地位。這當然因為社會主義思想的真理性，同時也反應了社會主義思潮與中國文化傳統深處具有某種天然的精神共鳴。

不僅僅是儒家，中國的諸子百家思想中都有強烈的集體主義和平均主義意識。《禮記·禮運篇》匯合總結了諸子百家的社會理想，正式提出了大同的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

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倡導“王道仁政”，實行井田制；老子主張“小國寡民”、“損有餘而補不足”；墨子呼籲“兼相愛，交相利”，“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崇尚節儉，以糧為綱。

直到後來的《天朝田畝制度》，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平均地權”，都明顯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均平內質。

中國政治家從來都崇尚“定於一”，強調統一人民思想，以產生最大的合力。

法家提倡“一教”，即統一教育、統一思想、統一價值標準。秦相李斯說：“古者天下散亂，不能整齊劃一，所以諸侯並立，厚古薄今，崇尚虛言，人人都以為自己所學的是正確的，隨便批評領袖們的政策。今皇帝統一天下，替天下人分辨黑白，定於一尊。”

黃老學派的《十大經·成法》則說：“黃帝問大臣，說，我一人擁有天下，狡猾的百姓層出不窮，他們善辯多智，不守我的法令，我恐怕天下因此而亂，請問怎麼才能使百姓老老實實遵守我的法令？大臣答：天下成法，要令在於‘不多’，一言而止。使天下人都遵守這個‘一’，民無亂紀。”

那個任勞任怨，提倡兼愛，為天下人服務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則是“尚同”。墨子及其門徒結成了一個組織嚴密、能夠進行政治軍事行動的武士團體，該團體的首領叫‘鉅子’，墨子為第一任鉅子，他對於所有成員具有決定生死的絕對權威；該團體的組織原則是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絕對服從，主張“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中國人的烏托邦理想並沒有停留在幻想階段，不止一個封建帝王試圖利用手中的權力在這片土地上進行實踐。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實踐最為先鋒，失敗得也最為徹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實行土地國家公有，由國家分給人均土地一百畝。同時，他嘗試由政府壟斷經營鹽、酒、冶鐵和鑄錢，防止富商操縱市場，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國家銀行，貧苦百姓可以申請國家貸款，年息為十分之一，以杜絕高利貸對百姓的盤剝。王莽推行固定物價政策，市場上的貨物由政府規定價格，以維護市場秩序。可惜由於這些措施大大超過了社會的承受力，王莽政權很快被不滿的國人顛覆。

甚至在朱元璋之後，雍正皇帝也曾做過井田夢。1724年（雍正二年），他撥出官地二百四十頃，挑選無業人員一百戶，每個男子分配土地一百畝，作為私田，每八人共管一百畝公田。公田收成歸政府，作為農業稅。政府給每個男子五十兩銀子，用來購買種子農具和口糧。公田、私田外多餘的土地，用來建設村莊。然而，這個浪漫的復古幻想沒能實現。實行不久，耕種者就相繼逃亡。

雖然這些過於超前的實驗不幸失敗了，然而大同理想一直活在中國人的精神深處。強調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及個人的獨立性的西方個人主義精神向來不符合中國人崇尚集體主義的心理傳統。走社會主義道路，符合中國的民族性格、歷史傳統、人們心理、思維習慣。“天下一家”的嚮往導致中國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選擇，與其說是歷史的選擇，不如說是文化的選擇。

[1]

飛灑：特指明清地主勾結官府，將田地賦稅化整為零，分灑到其他農戶的田地上，以逃避賦稅的一種手段。

[2]

勺，中國市制容量單位，一升的百分之一。

“毒蜘蛛”朱元璋

古人對“治天下”有多種比擬，如“治國如治病”、“治大國如烹小鮮”，如“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這些比喻裡，“天下”是一個動態的東西，需要治國者因時而異，因勢而動。

朱元璋對治國的理解卻與古人不同。他偏愛用“建房子”、“蓋大廈”來比喻治理國家：“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廈。”又說，“我以為建基立業，猶之蓋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繪粉飾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連牆壁都未砌好，如何粉刷？用武而不用文，正如只有間架，粗粗糙糙，不加粉刷彩畫，很不像樣。”

農民的世界觀是靜態的。在農民的眼睛裡，世界是永恆循環的。天圓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遠不變。

朱元璋也希望能夠構建一個千秋萬世，永不坍滅的固態帝國。這個帝國能如同他安排的那樣，永遠在靜態中循環，直到天荒地老。

這不僅僅是朱元璋一個人的夢想，也是每一個古代中國人的夢想。“平安”、“太平”、“安定”，一直是中國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詞彙。

雖然同為農民天子，朱元璋的個性和劉邦完全不同。劉邦骨子裡有股無法無天的放蕩豁達，他見到始皇車駕，居然大言不慚地說：“大丈夫當如是也！”攻下咸陽之後，他沉湎於秦朝故宮的金帛女子，一門心思想住下來快活一番，還是在身邊大臣苦口婆心的勸諫之下，才戀戀不捨地離開。由此可見其享樂主義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從來沒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後，他沒有把一分鐘的時間浪費於享受勝利之中，而是匆匆奔向下一個目標：鞏固帝業。在農村，家中有了幾塊銀子，還要深埋進坑洞或灶間，何況這麼大的家業，怎能不妥加打點遍數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熱愛“安定”的統治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熱愛甚至成了一種偏執和狂熱。從心理學角度講，朱元璋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強迫症患者。強迫症患者往往意志超人般堅強，他們傾向用自己的意志來規定世界，最不能忍受的是混沌的無秩序狀態。他們渴望把一切安排得條理分明，對任何事情都要求按部就班。比如，在生活中他會要求家裡的一切物品都擺放有序：洗漱間掛的毛巾花紋要對齊，刷牙杯子的手柄要一致，廚房用品擺放位置要固定。甚至性生活都要嚴格按規定，固定在星期幾。

朱元璋就是這樣。如果他終生只是一個農民，他也一定是一個治家極嚴的家長，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家裡一切東西都要擺得整整齊齊，田裡的莊稼一定伺弄得精精神神。如果是一位公司老總，他一定會把公司管理得沒有人敢大聲說話。

成了“予一人”之後，朱元璋端居九重之上向下看去，中國社會還在沿續著元朝末年的慣性繼續動盪著，到處充滿混亂、矛盾和衝突，如同一個混沌、巨大、無序旋轉著的星河。這讓他感覺眩暈和害怕。他感覺社會各個階層都在垂涎他的巨大家業。他怕亂，怕社會的自由演進，怕任何一顆社會原子逃離他的控制。

朱元璋的素質其實最適合當一個村長，給一個百十戶人的村子正合適他。以他事必躬親的工作作風，他會深入每家每戶，掌握每隻家畜的膘情。

他會手把手地指導村民們每塊地上應該種些什麼。

我們可以想象朱村長拉著他那張驢臉，揹著手，威嚴地行走在鄉間的道路上，仔細觀察每一株莊稼的長勢。村民們見了他，遠遠地就向他行禮、打招呼。他微微點點頭，走到他們身邊，長篇大論地教導他們如何生產，如何生活，告訴他們尊老愛幼，熱愛朝廷。

不幸的是，命運慷慨地把整個國家交給了他。對於朱元璋來說，中國社會過於龐大了，過於複雜了。國家可不是村子的累加，治國不同於治村。對於在農村騎慣了驢的朱元璋來說，巨大的中國如同一頭沒有見過的恐龍，他騎在上面，雖然緊緊地握住了韁繩，還是感覺有點力不從心。他熟悉驢子的秉性，可有點摸不透這頭恐龍的脾氣。

不過，村長自有村長的辦法。為了一個人的“省心”，他必須使其他人都“靜心”或者“無心”。在朱元璋看來，要保證天下千秋萬代永遠姓朱，最徹底、最穩妥的辦法是把帝國的每一個成員都牢牢地、永遠地控制起來，讓每個人都沒有可能亂說亂動。就像傳說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盤踞在帝國的中心，放射出無數條又黏又長的蛛絲，把整個帝國纏裹得結結實實。他希望他的蛛絲能縛住帝國時間之鐘，讓帝國千秋萬代，永遠處於停滯狀態。然後，他又要在民眾的腦髓裡注射從歷代思想庫中精煉出來的毒汁，使整個中國的神經被麻痺成植物狀態，換句話說，就是從根本上扼殺每個人的個性、主動性、創造性，把他們馴化成專門提供糧食的順民。這樣，他及他的子子孫孫，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無能的後代，也不至於被推翻。

最嚴厲的戶口制度

把社會改造成原子狀態並不是朱元璋的最終目的，因為散沙在風吹日曬之下，也會自由流動，形成沙丘，構成新的不均勻不穩定狀態。朱元璋採取了“草格子治沙法”，用政權把沙子們固定下來。他的草格子就是一系列固化社會的詔令。

元代統治者馬上治國，武勇有餘，文采不足。蒙古人奴視漢人，統治手段粗暴野蠻，在中國政治技術史上形成一個大的倒退。而朱元璋承大元之餘緒，把元代統治者的野蠻強橫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大明王朝繼承了元代嚴格的職業世襲制，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干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伕等。軍戶之中，還細分為力士、弓兵、鋪兵等。民戶之中，除了普通農民外，還有沿海曬鹽的灶戶，為軍隊養馬的馬戶，給皇帝家看墳的陵戶，管園的園戶，種茶的茶戶。此外還有什麼米戶、囤戶、菜戶、漁戶、窯戶、酒戶、蛋戶、站戶、壇戶、女戶、丐戶等等，計八十種以上。（欒成顯《賦役黃冊與明代等級身份》）“籍不準亂，役皆永充。”也就是說，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軍人，那麼你的子子孫孫世世都是軍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書一職，不許脫離軍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縫，那麼你和你的後代永遠都得以裁縫為生，不管你是六指還是殘疾。

把人口分門別類後，朱元璋建立了中國古代史上同時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嚴厲周密的戶口制度，也稱黃冊[1]制度。

人口統計登記在現在也仍然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精確、科學的組織，動員龐大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見，在當時的通訊、交通、統計技術條件下，進行精確的人口登記會遇到多大的難度。不過，朱元璋的嚴刑峻法威力無窮。他在洪武初年發佈的命令說：“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戶口還不明白了哩……我這裡大軍如今不出徵了，都教這些軍人去各州縣裡，下到地裡去一本本地核查，看老百姓們寫得真不真。經核查屬實的便是好百姓，不屬實的便拿來做軍。如果有官吏敢隱藏戶口的，將那官吏處斬。百姓們有躲避了的，依律要定了罪，通拿來做軍。欽此。”

他規定，全國人民一律編入戶口，戶口本上，要詳細寫明他家人口的姓名、職業、年齡以及田產等基本信息。這道殺氣騰騰的命令宣佈中國戶籍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帝國的軍隊組成一支支工作隊，手持武器，深入各地的鄉村田野，挨家挨戶進行人口登記造冊，因為戶口冊的封面用黃紙，所以稱為“黃冊”。

洪武時期的人口登記工作是在不斷強化的血淋淋的法條下進行的。洪武二十四年，因為在人口登記中發現了弄虛作假行為，朱元璋又下命令，所有戶口本都必須由家長本人親自填寫或者親自口報，絕不許別人代為包辦，如果有包辦作弊，或者隱瞞人口不報的，經手人員“一體處死，隱瞞人戶，家長處死，人口遷發化外”。

這樣規模浩大的人口登記每十年重新進行一次，每家每戶微小的變化，都細緻地表現在戶口本上。在高壓政策、精密組織以及朱元璋高素質的幹部隊伍合力之下，洪武年間的人口調查工作準確度極高。全國的戶口被調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下面就是一份明代戶口本上的內容：

林榮一，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計家五口。

男丁二口：成丁一口，林榮一，年三十九歲。

不成丁一口，男阿壽，年五歲。

婦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歲；女阿換，年十二歲；次女阿周，年八歲。

產業：屋一間一披，田自己民田，地六畝三分五毫。

洪武四年X月X日

玄武湖的秘密

今天的玄武湖，是南京最吸引人的名勝之一，常年熱鬧非凡。

遊人們可能很難想到，在三百多年前，這裡卻是一片禁區，警衛森嚴，人跡罕至。

森嚴到什麼程度呢？

如果你在大明王朝時代來到玄武湖，會看到一列列全副武裝的軍隊，神情嚴肅地來回巡察。史載其時的制度是軍官“帶同弓兵、軍士、地方火甲人等晝夜往來，沿湖巡察”（《後湖志》），以防止任何人試圖接近湖區。你試圖眺望一下湖水，就有可能被逮捕。

沿湖周圍的土地，不許農民耕種。原有的農田，一律任其荒蕪。湖邊不但不許打漁，也不許採樵放牧，有人試圖闖進湖區，就會遭到嚴厲懲處。

“湖曰禁湖，地曰禁地，例必曰禁例，而船必曰禁船，以至樵採漁牧之有罰，巡視守護之有人，而擅越湖者必以重治”（《後湖志》）。

不僅老百姓不能接近，就是官員甚至天子近臣也不能擅自來到這裡。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十一月，奉皇帝欽命到兩廣公幹的太監郭鏞路過南京。此人是皇帝的寵信，在宮中地位頗高。聽說玄武湖風景甚佳，遂帶領隨從二十餘人，駕船到此一遊。不料當朝監察御史孫紋當即以“故違禁例”、“擅遊禁地”之名，迅即將此事報告給皇上，說“太監郭墉……雖祖宗嚴禁之地偃然不顧，前去遊憩……壞國家之成法，起都人之驚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可一世的郭鏞因此丟掉了兩廣公幹的美差，灰溜溜回到了北京。

一片普通的湖泊，為什麼如此戒備森嚴呢？

原來，玄武湖中的島嶼上，建有“黃冊庫”，存放著大明王朝的戶口本。對戶口黃冊何以如此緊張？因為戶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礎，是約束大明百姓的緊箍咒。

具體地說，戶口制度維繫著明代的職業世襲制，防止百姓自由遷徙，保證國家稅收。離開了這些戶口本兒，大明王朝就沒法運轉。

職業世襲制雖然自然方便了社會的管理，卻在社會成員之間製造了巨大的不平等。比如軍戶，就承擔著比一般家庭沉重得多的任務。

首先，每一個軍戶家庭必須出至少一個男人到所屬軍隊衛、所當兵，叫“正軍”。今天參軍入伍，路費、軍裝、士兵生活都由國家負擔，而明代此類費用卻都是由“軍戶”自己承擔。“正軍”一旦接到國家發來的入伍命令，他的家庭就要為他出“購置軍裝之費”、“買娶軍妻之費”、“解送道路之費”、“軍丁口糧之費”，所以“正軍”上路，往往會使許多軍戶家庭一下子花掉所有家底。

另外，還要另出一個男人隨“正軍”一起來到軍隊，他的任務是在軍隊屯田種地，打出糧食換錢，供給“正軍”吃穿花用。雖然說名義上國家規定，“軍戶”家庭享受一定特殊政策，可以減免些賦役，但其實減得少之又少。

因此明代“人恥為軍”，正如“充軍”這個詞所揭示的，明代人一旦去參軍，就如同當了犯人，“有如棄市”（《大學衍義補》）。軍戶之子，連娶老婆都困難，許多人四十歲了還結不了婚，大家都怕一旦嫁入“軍戶”，自己也就成了囚徒：“武陵多戍籍，民家慮與為婚姻，徭賦將累己，男女年至四十尚不婚。”（《明史》卷一五八，《黃宗載傳》）因此人們千方百計想擺脫軍籍身份。在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就出現了大量軍人逃亡潮。據《明史》兵志記載，到洪武三年，全國有記載的逃亡軍人，就達四萬七千九百餘人。這是統治者絕對無法接受的，因為這樣就無法維持國防力量。

而黃冊制度或者說戶口制度，可以有效防止人們改變戶籍。朱元璋建立黃冊制度，要求全國每家每戶，每十年一次，將自己的戶口黃冊報送到京師保存。全國山陬海隅每村每鄉每個人的個人信息，都被國家機器所清楚掌握。這樣官府如果懷疑你是“逃軍”，就會要求你出示自己的戶口黃冊，和南京黃冊庫中的黃冊進行對比。這一對比，就能發現你祖上是什麼職業，讓你逃無可逃。這就是所謂“惟據舊籍以查駁，庶欺隱者、改竄者始不能逃”（《後湖志》）。

所以後來在弘治五年，南京戶科給事中楊廉根據朱元璋的立法精神，這樣說明黃冊制度的重要性：

惟祖宗舊例，藏民冊後湖，法禁嚴重，不許諸人窺伺，其深謀遠慮固非一端。至於今日各處遠年之冊無多，而軍民各籍大勢不敢紊亂者，誠懼冊籍之獨存於後湖也。

也就是說，正是因為有黃冊底本存放在南京，各地老百姓才沒法買通官員，改換戶口。用明清史學家韋慶遠的說法，黃冊就是全國百姓的“緊箍咒”、“捆仙索”，是足以致每家每戶於死命的最後王牌。

實行黃冊制度的第二個目的，是防止百姓隨便遷徙。朱元璋想把全國人民都變成植物，不但不許隨便改變職業，也一輩子不許隨便遷移。“如今士農工商都要各守本業，醫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

把人植物化只是朱元璋一個人美好的夢想。人畢竟是擁有雙腿的動物，走親訪友，外出經商的權利實在無法剝奪。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辦事怎麼辦？朱元璋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開“介紹信”。如果需要出門，請你到官府登記，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後給你開“介紹信”，或者叫“通行證”，用當時的話來講，叫作“路引”。朱元璋規定，全國人民，凡出門百里之外，就必須辦理通行證。到每村每鎮，吃飯投宿，都要檢查通行證。

朱元璋教導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細檢查他的通行證，看看他的穿著打扮，行動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證上寫的職業相同。”如果不帶通行證出門，要受到嚴懲：“凡沒有通行證私自出門者，打八十棍。經過關口不走正門，過河不由法定渡口而過的，打九十棍，偷越國境的，處絞刑。”

如果某地發生災荒，人們跑到外地要飯謀生，即使成功偷越了關卡，也會在造黃冊時被發現，“所在有司，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取赴官，依律問罪”（《明會典》卷二十，黃冊）。

也就是說“地方有關部門必然窮究你逃到何處，行文到那裡，令當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問你的罪”。官府會要求你報出自己的戶口信息，和本地直至南京黃冊庫中的信息進行核對，這樣，你想謊報戶口，隨便到其他地方落戶的企圖就落空了，都要被押送回原籍，繼續入黃冊。人本來是土地的主人，但是朱元璋卻使土地成為農民的主人。全國農民都變成土地的附屬物。

黃冊制度的第三個作用是保證賦稅。黃冊與今天戶口制度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不光是用來記錄人口信息，還要記載這一家的產業，用以確定應該承擔多少賦役。因此，黃冊既有人稱為戶籍黃冊，又有人稱之為賦役黃冊。配合人口制度，朱元璋又建立起全國土地登記制度，每家每戶的土地有幾畝幾塊，每一塊的位置、大小、四至，都寫得清清楚楚，全國一家不漏。下面是一塊地的土地產權證登記內容：

土名：李樹園，地一分四釐。

地屬二十都四圖三甲，程九龍。

東至方良珊田，西至張丹民田，南至方良珊田聯，北至方良珊田。

歷代王朝後期都會出現一種社會情形，就是豪強地主貴族等勢力之家，招收人口，隱瞞土地，造成國家稅收大量流失。黃冊制度可以有效防止普通百姓寄名到大戶人家逃稅。同時，豪家大戶通過種種手段逃避稅賦，將負擔轉移到普通百姓身上，由此造成兩極分化越來越激烈，最終會吞沒這個王朝。黃冊制度也可以把這一現象壓制在最低範圍。因此嘉靖年間有官員說：

國家之急務，莫先於恤民。恤民之實，在平賦役而已。賦役之平，在慎攢造（黃冊）而已矣。故冊籍之造弗慎，賦役之派弗均，奸豪得計，民弱受害，國計之虧縮，民生之凋疲，恆必由之。（萬文彩《為申嚴賦役黃冊事例以杜奸弊題本》，《後湖志》卷十）這些話確實說出了朱元璋的心聲。可以說，沒有黃冊制度，朱元璋大移民、大土改、平均土地及財產的成果就無法保持。

如此重要的資料存放在何處，朱元璋當然也花了不少心思。之所以最後定於玄武湖，是因為它水面闊大，湖內有數個島嶼。對於玄武湖優越的天然條件，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楊廉曾這樣分析：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黃冊於後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諸司庶各類多隨藏以北，獨後湖之藏不動如故。祖宗深謀遠慮，灼見於此，故都可遷而藏冊之所不可改。

不然，輦觳之下，如順天畿輔之近，如真（定）保定之類，何為而不之京師，而之南京？蓋後湖之廣周遭四十里，中突數洲，斷岸千尺，由是而庫於其上，由是而冊於其間，誠天造而地設也。其為圖籍萬年之計，殆無逾於此矣。（楊廉《後湖志》序）很明顯，朱元璋認為後湖這樣環水隔岸的條件，是用來建設檔案館最理想的環境。建庫於湖中心，一方面，可以防火，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證安全。這一看法得到了朝廷上下的認同，事實上，後來朱棣北遷以後，明王朝的中央國家機關北遷，然而卻單獨把黃冊庫留在南京，這更加突出了玄武湖地理條件之優越了。

裡甲制度：“二流子”們的緊箍咒

正經過日子的農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老實巴交的莊稼人到了城裡，最害怕的則是地痞流氓。作為一個從小家教嚴格的標準農民，朱元璋雖然曾混跡江湖，本性裡對遊手好閒之徒卻有一種強烈的厭惡。

對於那些縱情玩樂的“敗家子”，他從來都看不慣。

翻閱史料，偶然見到了朱元璋接見功臣子弟時的一篇講話，錄其片斷，從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態度：

男子漢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個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世。

你每（們）趁我在這裡，年年來叩頭。你每（們）還是挨年這歇來（方言，即“每年到這來”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紀少，莫要學那等潑皮的頑……你每這幾個也年紀小哩，讀書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

有一次，朱元璋聽說京衛將士閒暇飲酒，就將他們召來訓斥一通：“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饜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他對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簫唱曲更是異常痛恨，曾頒旨大加懲罰：

“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男，故違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臾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腳，全家發赴雲南。”

做了皇帝之後，朱元璋又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遊民們的可怕。歷代農民起義，都是由遊民牽頭，他們有農民們所沒有的膽量、野心和社會活動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在社會上自由活動，因此，在天下大亂之時，往往成了燎原的星火。因此，登基之後，他把消滅遊民作為控制社會的關鍵。

他規定，每個人都要從事固定的職業，社會上不許存無業之人。

他在《大誥續編·再明遊食第六》中說：

再次申明不許不務正業，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職業。我這個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鄰人、裡甲，對這些不務正業者，要告誡訓誨，讓他們立刻找活幹……一月之間，仍然不務正業的，四鄰和裡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們送赴京來，為民除患。如果不拿，這樣的人，非在官府幫閒做壞事，就在鄉里當盜賊……是誥一出，四鄰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壞事，案發之日，四鄰里甲同坐其罪！的示不虛！

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個一個單位，變成“單位人”、“固定人”，每個人只有依靠單位才能生存，才能領到工資、口糧。這樣，就可以確保每個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為國家機器所控制。

朱元璋在計劃經濟體制出現前五百多年，即已把傳統的“裡甲”制度強化成了鑲嵌式的社會控制體系，用“裡甲”這張大網對全國人民進行了網格化固定。他規定，全國人民，每十戶編為一甲，每一百一十戶編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戶輪流為里長）。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歸屬的“單位”。

朱元璋的裡甲制雖然是由歷代沿襲而來，其嚴密程度卻大大超越歷代。

他規定，“裡甲”的首領有組織一里之內生產生活的權力。一里之內的居民，都有互相監督的義務。每家每戶都要互相作保，實行連坐，一家犯罪，全體倒黴。他發佈《大誥》說，一里之內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的情況：

要知道這家幾口人，是從事什麼職業的。比如，讀書的，要知道他的教師和同學分別是誰，是上縣學還是州學，要一清二楚。當教師的，鄰里一定要掌握他的學生們的情況，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這些人。

務農的，每天從炕頭到地頭，天天出來進去，鄰里都看得見，這個情況就好掌握了。

做工匠的，鄰里們一定要看看他的通行證，掌握他到哪去做工了，一般到遠處做大活兒，在外呆的時間可以長些，在附近做小活，應該不久就會回家，鄰里要密切掌握這些情況。

經商的，有做大買賣的，有做小買賣的，有走得遠的，有走得近的，到哪去都有通行證可以檢驗，回來的期限就不必嚴格限定了。不過鄰里也要勤打聽點，如果一年到頭也沒有個信，兩年還沒回來，鄰里就要到這個人家裡去問問緣故。（《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三》）之所以要如此嚴密地掌握鄰里情況，是為了一發現不安定因素，就可以立刻彙報給官府。“一里之中，如果發現了強盜小偷，逃出軍隊的人，逃歸的犯人以及其他不守規矩胡亂生事的人，里長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召集同裡的人抓來送到官府裡去，如果不這樣辦，嚴懲不貸。”

在這樣嚴密的社會控制之下，遊手好閒之人當然沒有了生存空間。朱元璋重申：“一里之間，如果有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人，里長們坐視不管，鄰居親戚也不抓他送官，那麼這個遊手好閒的人處死，里長們還有他的鄰居親戚們都流放到邊疆！”

裡甲制度如同一個個牢籠，使天下人“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浪兒出身的朱元璋坐了天下，當然要防止第二個朱元璋出現。

戶籍制度的前世今生

在諸多“中國特色”中，戶籍制度是濃重的一筆。

舉目當今世界各國，沒有其他國家有中國這樣嚴厲、周密的戶籍制度。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二元結構的封閉式戶籍管理模式構成了世界罕見的銅牆鐵壁，曾經把人牢牢束縛在戶口所在地上。離開了戶口本，一個人無法領到口糧，也無法找到工作。即使在戶口制度已經大大鬆動的今天，辦理戶口的程序也依然嚴格而複雜。除了畢業分配和人員調動等少數情況外，一般外來從業人員很難獲得所在城市的戶籍。

在大多數國家，公民有在自己的國家內任意遷徙的自由，並不需要公安部門的同意。農民在城裡找了份工作或者買了間房，搬家進城，立刻就成城裡人，並不需要辦什麼“農轉非”。同樣，公民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也不需要辦理什麼遷轉手續。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大多數國家，一切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是平等的，並沒有“城裡人”、“鄉下人”，“本市戶口”、“外地戶口”的區別。

同樣，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包括髮展中國家，公安部門並無權掌握公民個人的詳盡信息，也不靠戶口來管理社會治安。比如在加拿大，唯一與戶口本類似的證件——出生證是由醫院出具，並可保留複印件，原件由個人保存。而中國的戶口由公安部門開具，並保留在該部門。

到現在為止，中國的戶籍制度仍具有其他國家戶籍制度所沒有的一系列特點：社會分割性、二元強化性、等級性、世襲性、超穩定性和功能多元性等基本特徵。

在大明王朝的戶口體系裡，人生來是不平等的，戶口有官員、普通民籍和賤籍之分。有些人生來可以享受特殊待遇，有些人生來則受歧視。比如官員人家可以享有優先做官（蔭補）的特權以及減免稅收的資格，而軍戶、樂戶和丐戶等被列為賤籍。這種等級分明的精神仍然活在當今中國，只不過被簡化成了兩大等級：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

在明代，戶口的最主要功能是為了治安，所以要互知丁業。對比之下，我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形成的戶籍管理制度，同樣是一個遍佈各地、各行業，籠罩了一切社會成員的社會治安網絡。今天的街道基本複製了裡甲的功能，派出所掌握著轄區裡所有的“丁”、“業”情況，以備政府掌握。

傳統與現代，在當今中國的各個層次交錯重疊。西服領帶早已取代了長袍馬褂，大巴和小汽車取代了馬車和轎子，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鋼筋水泥大廈掃蕩掉古老民居。但是，這僅僅是表象。在現代化的外衣之下，傳統中國的內核正在如幾千年前一樣安詳地、不動聲色地、可怕地靜靜旋轉。

不許官員下鄉

社會底層已經被均勻而嚴密的大網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對準了這張裡甲之網控制範圍之外的階層：官員。

中國傳統的官僚階層有著矛盾的個性。一方面，他們惰性強烈，缺乏責任心、事業心，上面推一推，下面動一動，敷衍塞責、形式主義、文牘主義盛行；另一方面，他們又極富進取心和創造力，為了升官和發財，削尖腦袋，絞盡腦汁，無所不用其極。一旦皇帝的監視稍有放鬆，他們就會創造出無數貪汙枉法的新招來。

而大明王朝官員的這種二重性最為突出，原因在於官員的地位與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員一直享有很大的權力以及種種優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長，官員則是股東和高級僱員，公司的前途和發展關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員們的責任心比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權力全部收歸己有，官員只剩下執行命令和跑腿一種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級奴隸。這些高級奴隸們沒有自主思維和創造的權力，也缺乏創造熱情，對公司的前途和命運更是漠不關心。與此同時，他們的多餘精力勢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面，在以權謀私的活動中迸發出更大的活力。

為了管好這些高級奴僕，朱元璋費盡了苦心。他用規章制度捆住官員們的手腳，令他們只能在他嚴格規定的範圍內活動。他生怕地方官們辦事不細心或者不盡心，親自撰寫了《授職到任須知》，對每一級地方官吏的職責都作出詳細的規定。他把地方公務分為“發佈公告”、“徵收田糧”、“管理倉庫”、“會計核算”、“受理訴訟”、“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產”、“管理轄內讀書人”、“管理地方漁業”、“管理地方窯冶”等三十一項，並且逐項開列地方官中應當注意的事項，對這些注意事項往往還列出許多具體的要求。

比如對“管理囚犯”一項，不但要了解已經了結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還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體輕重，何者事證明白，何者情節有疑。明白者，即須歸結；涉疑者，更宜詳審，期在事理獄平，不致冤抑”。諄諄囑咐，像個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個個手把手教他們幹，一身化為千萬，在旁邊嚴密監視。對於京官，他則制定了《六部職掌》，把每個部每個司每個科所有大小官員的崗位職責制定得明明白白，連每個月用多少墨水錢都算得清清楚楚，對他們進行精細化管理。

針對官員們強烈的貪腐熱情，朱元璋制定了歷史上最為嚴厲的反貪汙法令。他嚴禁官員們公餘出去“瀟灑”，規定“官吏嫖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不得再當官”。對官員們的限制性規定的瑣碎苛刻，幾乎讓人無法忍受。比如他規定，官員出差時，不能用公車運送私人財物：“因公出差，按級別可以坐官馬、公車、用官駝等者，除了隨身的衣物外，攜帶的私人物品不得超過十斤。違者，超過五斤的笞十下，以上每增加十斤加罪一等，到打六十棍為止。坐船的可以多帶些，但也不得超過三十斤。違者，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加一等，打到七十棍為止。家人隨從者，都不許坐公車。如果誰貪小便宜，求官員幫他帶私物的，這個人與官員同罪，所寄之物沒收。”

與現在鼓勵官員深入基層體察民情相反，朱元璋做了一個奇怪的規定：

不許官員們下鄉。農民的經歷，使朱元璋產生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鄉來的官員，都是來大吃大喝、搜刮擾民的。當上皇帝后他說：“我在民間時，親身體驗到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在，心實怒之。”所以他規定，官員只能老老實實待在官衙裡，不許去體查什麼民情。如果官員膽敢下鄉，百姓見了可以捉了送到京師，由他親自處死。

這條規定把官員捆在了官府裡，與把百姓捆在土地上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朱元璋條條繩索的捆縛下，官員們的主動性、自由度被壓縮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

“一個字也不許改”的《明皇祖訓》

朱元璋精心編織蛛網，當然是為了網住所有臣民，以供皇族享用。然而，他織網織得太順手，一不小心，他不僅把平民、官員網了進去，甚至把子孫皇族也牢牢網住了。

朱元璋式專制的缺點在於，只有皇帝一個人對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負責，其他人都缺乏責任心。皇帝必須擔任這個龐大帝國的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的、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因為除了天子的監督、審查以外，就沒有其他合法權力或者機關的存在。政府官吏的盡職，並非出於他們自己的良知或者他們自己的榮譽心，而是一種外界的命令和嚴厲的制裁，政府就靠這個來維持它自己。”

這就是專制政體的弱點：所謂“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朱元璋當然意識到了他創造的這一體制的弱點。他時時刻刻擔心他的後代們喪失了責任心，胡作非為，導致他設計的國家機器的運轉陷入混亂，如果那樣，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因此，朱元璋不僅僅要決定他生時的帝國面貌，他還要預先設定好他死後每個接班人的行動軌跡。

因此，他花了整整六年時間，七次刪改，寫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訓》的書，專門獻給他親愛的子孫們。

在序中，他這樣告誡他的後代們：

你們生長在深宮之中，不知世故。而我幼而孤貧，長大了又值兵亂，二十四歲就當兵，頭三年是小兵，後來一步步上升，這個過程中我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年，終於一統天下。所以，人情世故，人之情偽，我深有研究。

群雄都是天下最強悍詭詐的人物，最難制御，我已經都制服了。老百姓在兵荒馬亂中變得越來越奸猾，最難統治，我也已經治得服服帖帖了。未建國前，我就開始制定統御天下的法律規章，十多年間，不斷修改，務期詳盡，現在都已經出臺了。頒佈之後，效果不錯。

現在，我又做這《皇明祖訓》，作為我們家的家法。我把草稿貼在西廂房裡，每天早上晚上閱讀、修改，以求萬無一失，首尾六年時間，大改了七回，這才定下，真不容易啊！不過有了這個東西，你們做皇帝就好做啦！

凡我子孫，都要嚴格服從我的這個詳細規定，不許自作聰明，違反我這個成法。一個字也不許改！如果你們果然聽話，那麼咱們老朱家的天下一定會千秋萬代！

讓我們來看看這“一個字也不許改”的東西都有些什麼內容。

在這本書裡，朱元璋詳細規定了從皇帝到親王的行為準則。從“如何行政”、“如何執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後宮”、“皇族間如何行禮”等生活細節。規定之詳盡繁瑣，讓人難以想象。

治國行政的大原則我就不詳細介紹了，僅僅引用幾個小細節，來看看朱元璋為後代考慮得周密到了什麼程度。開宗名義第一章是安全第一：

為了安全起見，你們和親信大臣們商量機密時，帶刀護衛只許離你們十丈遠。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沒事常聽聽城中動靜，聽聽市聲是不是有什麼異常？也可以到院子裡，看看天氣星象，有沒有什麼災難的徵兆？

作為仁慈的父祖，連子孫後代如何吃飯，哪頓飯多吃哪頓飯少吃，他都想得週週詳詳：

當了皇帝住在宮裡，每天要早起晚睡，酒要少飲，飯要按時吃！午後不許吃得太飽！（如果是外出在路上可以不受此條限制。）其他各章也有諸多注意事項。比如，如果宮內女子生病，只能在白天找大夫，夜晚不管多急的病，只能挺著。請大夫時，須要監官、門官、局官各一人，太監三人，老婦二人，陪醫生一起進宮。如果這些人不陪，只叫老婦陪著進宮，則很容易發生危險之事，官員都要斬首，太監、大夫、老婦都要凌遲處死。

再有，他親自規定親王出行時，都要帶些什麼東西：交椅一把，腳踏一個，水罐一個，水盆一個，香爐一個，香盒一個，拂子二把……看了這些規定，你會明白為什麼朱元璋想了六年，改了七次吧。看看，做朱元璋的子孫多麼享福，出生時幾乎不用攜帶大腦。三百多年裡，大明王朝基本上是按照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模式來運轉，每一件事都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製，幾乎沒給後任皇帝留下任何權力運用上的自由。沒有緊急的事情，皇帝不得出紫禁城一步。一年到頭，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動幾乎都有固定的日程。

對親王們來說，這種幸福更是難以忍受。因為不斷有親王作亂，後代皇帝繼承太祖精神，不斷強化對親王的規定，使明代中後期的親王，幾乎變成了囚犯。這些原本被認為帝國內最幸福的人，在生活自由方面連普通百姓也不如。皇族只許安坐享福，不許從事任何職業。親王終生只能生活在王府裡，想出城遛遛彎兒，得專門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遞出申請。如果沒有皇帝的親自許可，親王連出城掃墓都不行。為了防止親王們有串通的機會，皇帝又規定，親王們終生不得相互見面。

《明史·諸王傳》讚語評論說有明諸藩……徒有虛名，坐縻厚祿，賢才不克自見，知勇無所設施。防閒過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請而後許，二王不得相見。藩禁嚴密，一至於此。

朱元璋的幸福觀

當然，朱元璋絕對不會同意這些西方人的看法。他絕不認為自己的形象是這樣的恐怖、醜惡。相反，在他手中那面東方式的銅鏡裡，他看到自己既威嚴又仁慈，像一個充滿智慧的老爺爺。

用現代人的眼光看，朱元璋如此強橫地限制、剝奪社會其他成員的自由，無疑是野蠻、荒謬和無理的。他有什麼權力像關家畜一樣把人們關起來？有什麼權力可以限制老百姓在自己的國家裡自由遷徙？

朱元璋卻認為自己這樣做是天經地義的。因為，天下百姓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他賜予的。他是老百姓的再生父母，因而有權對他們進行任何處置。

洪武初年，因為缺乏幹部，朱元璋四處徵召讀書人出來做官。貴溪縣讀書人夏伯啟叔侄二人也在徵召之列。這兩個人懷念故國，不願在新朝為官，遂斬去左手大指，以明不願出仕之志。朱元璋聞聽，勃然大怒，立命把二人捆赴京師，在皇宮裡親自對他們二人講了一通道理，說明為什麼不為他服務是極端錯誤的。

朱元璋的這篇講話詳細地記載在《大誥三編·秀才剁指第十》。讓我們奇文共賞，看看朱元璋的邏輯：

廣信府貴溪縣儒士夏伯啟叔侄二名，各自截去左手大指。我命人拿赴京師，親自審問之，問他：“昔世亂之時，汝居於何處？”對曰：

“紅巾造反時，我避兵於福建、江西兩界間。”曰：“你帶著家小一起逃的嗎？”對曰：“奉父親一起逃走。”曰：“既奉爾父行，上高山峻嶺，下深溝陡澗。還用手扶持乎？”曰；“扶持。”曰：“後來居何處？”曰：“紅巾張元帥守信州時，伯啟歸還家鄉。”曰：“再後來又何如？”曰：“教學為生至今。”

通過啟發式的問話，朱元璋讓夏伯啟把他在元時四處奔逃的悲慘與現在的安居樂業作了對比。接著，他掉弄書袋，講了一通他取天下有道的道理：

朕知伯啟心懷忿怒，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意對伯啟說：“上古自伏羲至於黃帝，少昊至於顓頊、高辛，無文可考。知大概者，堯禪舜，舜禪禹，禹傳家，湯放桀，武王伐紂。自此秦、漢至於隋、唐、宋、元，天更其運作者，非一帝爾。皇帝輪流作，明年到我家，一家一姓，不可能千年萬代。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子孫不能一直奉天勤民，所以不稱天心。”

講完這個道理，他又問夏伯啟什麼叫再生父母？沒等夏伯啟回答，他自己用通俗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解釋起來：

且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體而已，其保全性命，全在於人君。

何謂再生父母？人遇大難將死之時，被人救下，救他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他的再生父母。

什麼叫遇大難？或路逢強盜，或坐在家裡突遭橫禍，或仇人暴徒來侵害，或者路逢虎狼，墮於水火。在此之時，有人救你，是謂再生父母。為什麼這樣說？因為命於此際本絕矣，自此而復生，命若初生矣，所以常雲再生父母。

用三段論的邏輯推理方式，朱元璋告訴夏伯啟，自己就是夏伯啟的再生父母，因為是他把夏伯啟從戰亂中拯救出來，過上了安定的生活：

“天更歷代，列聖相傳，此豈人力而可為乎？如今你們叔侄二人不能效伯夷、叔齊，去指以食慄，教學以為生，安然生活，不憂凌暴，家裡財產不怕被人搶走，你靠的是什麼？”

伯啟俯首默然。噫！朕謂伯啟曰：“爾所以不憂凌暴，家財不患人搶，靠的是君主啊！是君主給你提供了社會治安！君主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今去指不為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

朱元璋自己說，一席話講得夏伯啟心悅誠服，以至於被他判處死刑時也毫無怨言，反而感覺到“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幸福。我對伯啟說：“現在我判你死罪，梟首，抄沒家財，以絕狂夫愚夫仿效之風！”聽了這些話，伯啟無以對，默默受死而去……其伯啟雖死，默然而無恨。

在朱元璋看來，天下百姓都是依賴他的陽光雨露才得以生存，因此，他有權對天下人生殺予奪。為了讓天下人都明白這個道理，他從正反兩個方面，反覆宣講，在《大誥》的另一章裡，他反駁那些不同意他觀點的人說：

“有人說：‘皇上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養的，怎麼能說皇上養活老百姓呢，應該說是老百姓養活皇上。’愚民們，你們不知道，說皇上養活你們，是因為他教育你們，給你們制定紀律，要不然你們小的不聽老的，富的欺負窮的，誰都不得安生。”

所以，他對百姓們不感激自己頗為不滿，在《大誥·民知福不報》中憤憤地說：“你們吃我的，喝我的，有的百姓卻對我不知報答，恬然享福，絕無感激之心。”

所以，他對天下人行兇作惡時那麼理直氣壯。有一次，他微服私訪，在街道上聽到一老年婦女和人說話，提到他時，不稱“皇上”而稱“老頭”。

朱元璋認為這是不滿自己統治的表現，回宮後令五城兵馬司把老婦居住的街區居民都殺光了，並且說：“張士誠佔據東南，當地人如今還叫他‘張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頭，真叫人活活氣煞。”

甚至對於大臣，對於自己冊封的公侯貴族，他也缺乏最起碼的尊重。這些人也不過是他手裡的工具，一不高興，他就可以喝令身邊的武士把任何一個大臣按在宮殿地上，拉下褲子，在大庭廣眾之下打他的屁股。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諸如勳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書薛祥等許多高級官僚都在皇宮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和我們的看法相反，朱元璋並不認為他牢籠人民，是侵犯了人民的權利，妨礙了人民的幸福。相反，他認為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他一家一姓的利益，也是為了促進百姓們的幸福。所以，他在分泌出一條條蛛絲時，心中一點也沒有內疚感，相反，卻充滿了為國家為民族忘我工作的自豪感。

之所以他的結論與我們如此截然相反，是因為朱元璋以自己的幸福觀出發來理解全國人民的幸福觀。

朱元璋從來不認為“自由”是一個人的生活中所必需的。從一個貧農的視角出發，他認為“幸福”就是吃飽穿暖，再進一步，就是吃肉穿綢。除此之外，他想象不到，人還有別的需求。至於被管理得嚴一點，他認為這不但不妨礙幸福，反而增進了人們的安全感。

讓我們來看看朱元璋怎麼樣用自己和語言來表述他的幸福觀：

淮安衛指揮儲欽受賄被朱元璋嚴懲。朱說：“看來今日他們這樣遭貶呵，何不當初依本分，守著本等職事，好房子下坐著，關著俸米吃著，卻不快活麼道！他卻務要這般撒潑做呵，不知他們心裡果然是如何？”（《大誥武臣·儲欽等擅收軍役第七》）千戶郭成，為了貪財，放了罪犯，“卻將一個千戶的名分弄壞了，有這等薄福的小人”。（《監工賣囚第二十六》）在《皇明祖訓》中，他這樣教導後代們：

凡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何以見之？冠服宮室，車馬，儀仗亞於天子，而自奉豐厚，政務亦簡。樂莫大焉。

在貧民朱元璋看來，在好房子下坐著，吃國庫糧（關著俸米吃著），不用幹活，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福。

所以，朱元璋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過度干涉帝國其他成員的生活是妨礙了他們的幸福，他絕不會認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全社會自由發展的前提”，相反，他認為“每個人的不自由是全社會安定團結的前提”。在朱元璋眼裡，他其實已經是一個十分仁慈的君主。歷史上有幾個皇帝像他這樣關心治下人民的穿衣吃飯問題？有幾個皇帝為了抓社會治安像他這樣殫精竭慮？賜予人民生存權和溫飽權就已經足夠，至於什麼個性、思想、自由的價值，人的生命尊嚴，他那個農民的頭腦裡，連想都沒有想過。

所以，在過去的中國人看來，朱元璋製造出來的不但不是什麼木乃伊，甚至是一件精美絕倫的藝術品。明代及清初的歷史學家則這樣稱頌朱“禍本亂階，防維略盡。至於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觀其官制、典禮、律令、寶訓、女誡、臥碑、木鐸、祖訓，大言炎炎，至文鬱郁，義監二代，法備三千，共貫同條，金聲玉振。”（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在明代之後，清朝統治者更是對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讚賞不已。

順治帝親政後，時往內院與大學士等議論文史。一次，他問范文程等：

“自漢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為優？”范文程等回答說：“漢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屬賢君。”順治帝說：

“朕以為歷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劃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一）明孝陵今存一碑，為康熙手書“治隆唐宋”四個大字，意思是誇明太祖治國好過了唐宋。

正因為此，清朝基本上把朱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並通過設軍機處等小調整，使這個制度更加完備。從這個角度說，朱元璋不止開創了三百年大明基業，連大清王朝也基本上是他政治思維的產物。

所以，朱元璋去世雖然六百年了，但是他規定的監獄制度卻一直到清末都牢籠著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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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黃冊乃是登記天下人口和土地的檔案，其中登記人口及其財產狀況的叫黃冊，繪製全國土地田畝的叫魚鱗冊，因套用黃色封面，故總稱“黃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