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化是歷史的客觀存在
蔣九貞
文化作為意識形態，是一種客觀存在，是長期思維方式和生活形態的完美結合的產物。由於人種、民族、地域、時代、人文環境、思維取向等等的不同，決定了文化必然是多樣性的，一個自然區域可能存在著一個文化。從九州之一的徐州，到目前行政區劃的徐州，乃至淮海經濟區的徐州，其文化氛圍有著與其他區域明顯的不同。這就是說，這塊地方存在一個獨立的文化。但是，長期以來，這個文化一直被忽略。其中有歷史上戰爭“拉鋸”、文化毀滅碰撞交匯的原因，也有“正統”文化有意閹割的原因（如孔子修《春秋》抹掉“亂臣賊子”等）。
好在，地下的“物證”不斷呈現給“歷史的法官”，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起便有墓葬出土，其後各地的文物更是證明了古徐國和徐文化的存在。徐文化，包括徐國文化。相關研究者終於撥雲見日，從湮滅的歷史文化中找出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的徐文化，並從現實生活裡找出徐文化依然綿延的脈絡。
關於古代的徐文化，梁王城（實則良王城）遺址給我們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古徐國的疆域歷來說法不一，但仔細研究，其實是比較一致的，就是基本範圍都在九州之一的徐州。所不同者，只是時期不同，所處地方不同、大小不一罷了。徐國的都城也有幾種說法，大體也都是存在的，1600多年幾次“遷都”而已。而至今為止，真正現出徐國古都面貌的，莫過於梁王城。
梁王城，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良王城，幾次做過徐國國都，是歷時最長的古都之一。我的考證，它始於徐國第三代君房，房又名糧，即樑，通良，應該在夏代。而到了商代，徐在這裡又大興土木，梁王城就成了規模。如此一個城池，古今竟“失去記憶”，歷史上幾無記錄，好像只有《左傳》中記了兩條史事：
一、《左傳•昭公十三年》中說：“晉侯在良城約會吳王。”說的是公元前529年，晉侯聯絡吳王餘昧等諸侯在良城結盟，計議伐邾國的政治大事。
二、《左傳•哀公十五年》中記載：公孫貞出使吳國到良城病死了。這是公元前480年楚王派西子期伐吳，陳閔公遣公孫貞前去調解的外交活動。
筆者有時候很為歷史“羞愧”。有人說過，史書“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是否還可以說“記了一半漏了一半”呢？
徐文化無疑是被“漏了”的部分。然而，它卻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外地的不說了，徐州其他地方的也不說了，單說梁王城及其附近的出土，已經很豐富了。
1993年，九女墩3號墓出土9枚鈕鍾，其上有文字：餘餘王之孫擇其吉金鑄七和鍾……
1998年，九女墩2號墓出土6件編鎛，其上文字曰：隹（唯）王正月初吉庚午巢曰餘次王之玄孫餘子擇厥吉金……
編鐘是宮廷之用，說明了墓葬主人身份之高。古文字“餘”“餘”等通“徐”，編鐘文字有“徐”，說明這裡是古徐國權貴葬身之地。徐國文化由此可見一斑。其後梁王城遺址的發掘不僅證實了徐國的存在和徐國國都在此，而且發現了多個時期的文化，從而也證實了徐文化的存在和繁榮。
梁王城遺址位於徐州市賈汪區東，京杭大運河南側，屬徐州市邳州轄區。1957年，南京博物院考古調查發現了該遺址。經過多次考古發掘，表明該處遺址文化層堆積有四五米深，內涵豐富，地層堆積從早到晚依次為大汶口文化層、龍山文化層、商周文化層、春秋戰國文化層、北朝—隋文化層以及宋元文化層等，歷史延續約5000多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專家認為，梁王城遺址是戰國時期蘇北最大的城址，梁王城連同周圍同時期的鵝鴨城遺址、九女墩墓地共同構成了黃淮地區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框架，是研究黃淮地區人類文明起源的“活教材”，併入圍200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徐文化的真實存在，這是歷史的客觀。也就是說，徐文化是歷史的客觀存在。
至此，筆者又堅定了一個信念：歷史終究是歷史，歷史是抹殺不了、歪曲不了、掩蓋不了的。徐文化的終於“出世”，就是事實。
徐文化，它的定義範圍應是徐州（包括廣義的古九州之一的徐州）地域古今文化，是徐地徐人創造的文化大觀，是一個系統的文化工程。徐國曾經是這片土地上的古國，歷史悠久，文化繁榮，是徐文化的主要頭源之一。因此，徐國文化基本上可以代表古代的徐文化，是古老的徐文化的主流。
那麼，歷史上的徐國文化的核心內容是什麼呢？筆者早在2004年之前的研究中就提出6個方面的概念，並詳細加以論證，今仍以為然，故擇其要錄於次。
一是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者，人也。”（見《論語》）但是，孔子之前，就有“仁”的思想存在。例如比孔子早40O多年的徐偃王，《淮南子·人間訓》就稱他“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徐偃王因“不忍鬥其民”，在周、楚連謀爭伐時，選擇了迴避戰爭的辦法，“走之彭城”，“為楚所敗”，後又南遷至浙江沿海一帶。偃王在臨死之前說自己“吾賴文德，而不修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參見《徐偃王志》）。這裡他已經明確他是“仁”者。至於“仁”的內容，肯定就是他的行為內容了。而且由於他“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說苑》）。《北宋徐氏譜》曰：“四方諸侯之爭訟者，不至周而至徐”，由此而知徐國的仁已為天下知，甚至超過了周。而此前，卜辭中已經有了“仁”字，《商書·太甲》有“懷於有仁”，《詩經·鄭叔》中有“洵美且仁”，周公也自稱“予仁者考”（《禮記·檀弓》下）。這裡引證的意思是，“仁”作為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之一，由來已久。到了徐國，其內容已逐漸豐富和具體化了。“仁”（還包括“孝”、“忠”、“恕”等內容）作為徐國文化的核心內容，其實此時已經固定下來了。
二是義。徐人和殷人同是東夷人。據考，商的統治階級殷族就是從山東滕縣一帶發展起來，然後一路打到中原，幾次遷都到了安陽的。“老鄉情結”讓徐人依附於殷人，使本來獨立的封國成為了殷商的“分族”。《左傳》稱徐為殷民六族之一（見《左傳》定四年傳）。儘管殷人對徐人大部分時間是不客氣的，但是徐人仍對殷人講義氣。試舉一例：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紂，徐蓋父子仍苦守洛陽，雖後來倒戈，實事出有因，情非得已（參見徐偉堅編《徐氏古今文化大觀》）。“義”和“仁”可以看作是一對“孿生兄弟”，它們之間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殷商時期，統治者既創造了“仁”，誇讚殷人統治的好處，以一種假慈悲役使奴隸和其他外族，作為統治需要，他們又創造了“義”，讓被統治者心甘情願接受奴役和宰割。徐國吸納並實行了這種文化，偃王“好行仁義”，對“上國”周“力盡忠謨”，“生為忠良之臣”（見周穆王《敕封徐偃王》文告）；對國人則“被服慈惠，身行仁義”（《淮南子》）。總之，對上對下，善待之，很規矩。“仁”和“義”的觀念一旦作為一種文化被定格，就有了相對的穩定性和影響力。從歷史上看徐國是這一文化的和哲學的觀念的積極推行者。
三是德。楊榮國先生說：從“德”的含義上來說，“德”就是“得”，就是做事做得適宜，於人於己都過的去，無愧於心，這就是“德”，也就是“得”（《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文提到的周穆王敕封徐偃王的文告中，周穆王就自誇“為祟忠褒烈，必當其人；論德報功，必核其實”，他對徐偃王的敕封是根據徐偃王的行為實際作出的。本來徐偃王是被東方諸侯推舉出來反對周穆王的，因周穆王西巡，留戀瑤池而忘歸，不理朝政，民怨四起。周連楚伐徐，偃王避而不戰，走而失國，穆王不僅不問罪，反而敕封，且又讓偃王后代重振徐方。是周穆王大度嗎？其實是周穆王迫於民聲，偃王有德，萬民膺服，不敕封不足以順民心。韓愈說徐國“處得地中，文德而治”，“以君國子民”（《衢州徐偃王廟碑》）。可見“德”在徐國已被公認為統治思想了，並普遍推行而達到“治”。在《徐偃王志》卷二“紀事第一下”裡，記述了徐伯關於有道和無道君臣的言論，內有“以懷其德”、“循其祖德”等內容，說明徐國對“德”的認識是相當“前衛”的，以至於齊桓公等諸侯紛紛效法。
四是信。“信”和“誠”往往是連在一起的，信則誠，誠則信。穆王六年，徐誕朝拜周天子，“錫命為伯”（《竹書紀年》），“乃分東方諸侯徐偃王主之”（《後漢書·東夷傳》）。徐偃王以為天子分封了，發話了，徐國可以高枕無憂了，他是以“信”而信人了。於是，“外墜城池之顯，內無戈甲之備”（《抱朴子》）。以至於“不知詐人之心”，“走死失國”。這是因誠信而放鬆警惕、不知戒備的例子，反證了“信”在徐國的分量，“信”已成為了徐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是禮。《說文》：“禮”是規範秩序的行為準則。舉一個例子：公元前574年，邾婁考公喪禮，徐君使容居弔喪，當時禮節十分嚴格。容居欲行王使進侯王之座。邾婁國掌司者惡其潛比王使，拒之曰：“諸侯之來敝邑者，臣行臣禮，君行君禮，君臣禮雜行者未之有也。”容居理直氣壯地說：“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徐於諸侯無所不用王制也，容居愚魯不敢忘其祖。”說得堂而皇之，氣理充足，顯示了徐國的氣魄（引自徐永生《再論徐國在中國歷史上的位置》），說明了徐國“禮”文化的發達。我們還可以從近代以來出土的文物看出其端倪。徐器“沆兒鍾”銘文，就描述了一家幾代人老幼有序，和睦相處的情形，即是“徐禮”在徐國家庭的體現。1993年邳州粱王城遺址上的九女墩古墓群中出土了十九枚青銅編鐘，分別有銘文記載徐國曆史，還有“徐王之孫，永寶之用”的字樣。其次，該地還出土了十三枚青銅磬。鍾與磬均為古徐國宮廷樂器（見1995年《邳州志》）。樂器的發展水平說明“禮”的發展程度，因為古代“禮”、“樂”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所謂“禮樂”者，“禮”需要“樂”，“樂”為“禮”而設，有“禮”有“樂”，四海昇平，政通人和，才是“禮治”。出土有“樂”，朝綱有“禮”，當為不虛。
六是道。任繼愈先生在《老子新譯》一書裡說：“道”這個範疇是老子首先提出來的。其實在老子之前就有“道”，《詩經》上有“周道如砥”的話，《廣韻》說“道”是“理也，眾妙皆道也，合三才萬物共由者也”，《易經》又說“一陰一陽謂之道”。徐人講的“道”，則具體得多，如“德行之道”、“有道之君”等。在他們看來，天有道，地有道，人亦有道。“道”雖然大到包涵萬物，而萬物也是各各有“道”的。《管子四稱》裡徐伯的言論可以看做徐文化裡“道”的內容，“桓公善之”，認為很好。徐伯為徐國的國君，穆王命徐子為伯，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徐伯之稱是襲舊號。這裡徐伯的“四曰”內容已很廣泛，有治國大道，也有處世之理，還含有仁、義、禮、智、信、忠、孝等，由此可見當時徐國文化之發達。
徐文化核心之核心實在是“和諧”二字。它凝聚了徐地先人的理想信念和實踐經驗，也反映了當代徐州人的道德信仰和行為準則。在大力倡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我們有必要努力發掘徐文化，把徐文化研究在一定範圍內廣泛深入開展下去，以期為當代服務，為三個文明服務，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
如果將以上內容與“有情有義、誠實誠信、開明開放、創業創新”的徐州精神聯繫起來，不難發現其中的淵源傳承關係。
徐州人之所以是徐州人，徐州一帶地方的人走遍天下之所以能被認出是“徐州人”，蓋因為他的文化的不同。班納特（Bennett）和杜明（Tumin）都認為：文化是一切群體的行為模式。這一群體與那一群體各有不同的文化模型，這不同的文化模型，將任何社會與所有其他的社會分別開。戴維斯（Davis）和達拉德（Dollard）也認為：群體與群體間之所以有差異，是因為各有不同的文化，各有不同的社會遺產。徐文化將徐州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區別開來，這是一種自然現象。這種現象有史傳今，人們卻“熟視無睹”，乃至不知自己是誰，不知自己從哪裡來，不知自己與周圍的關係，不知自己歸向何方。
由此可知，研究和認同徐文化對於徐州來說是多麼的重要、迫切和具有現實意義。
徐文化的影響也是很深遠的。
一是在“本土”的發展。徐國的疆域常常變動，但大致都在古徐州範圍，目前掌握的資料看，梁王城、九女墩、鵝鴨城等遺址，豐縣偃王城、泗縣徐城和費縣出土徐器等，都證明了徐文化在本土的發展是十分深厚且豐富多彩的，形成了該區域特色文化體系，且這種文化體系得以“垂直髮展”，並不因為改朝換代而泯滅，於是形成了我們目前所謂的地域文化。
二是向外輻射。如《管子》記載，齊桓公問計管子，管子向他複述了徐伯的話，齊桓公認為很好，於是採納。齊桓公是我國曆史上很有名氣的和影響的諸侯，尚且依徐伯之言而行之，其他小國受徐文化的影響，想必會更大。從近代距離古徐國境界不遠的幾個地方出土的文物看，徐文化確實對這些地區影響非淺。1982年在紹興的一座春秋墓葬中出土了六件青銅器，其中三件有銘文，銅器爐的底部三行銘文中有“徐王之”的字樣，可以看作徐文化輻射至此的證據。
三是大面積傳播。在漫長的歲月裡，徐文化由北而南，不斷擴大傳播範圍。周穆王連楚伐徐，徐偃王息戰失國，他本人從彭城（今徐州）以東撤至浙江衢州會稽，又把徐文化帶到那裡，以至現在，徐國遺存倒是浙江一帶為多。
不僅如此，我們從圖騰的南移也能夠看出徐文化遷徙傳播的軌跡。東夷族始祖少昊是“百鳥之王”，因此，鳥成為東夷各族的圖騰。徐國的圖騰是鳥，或者準確的說是朱雀（鳳）。據王雲珠在《“夷夏之辨”異論》中的研究，長江下游發現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器物上有許多鳥的形象，紹興出土的銅房脊上有鳥圖騰裝飾框。這是鳥圖騰部落向南部地區的遷徙和發展表現，反映出徐文化在南方的影響。
據一些研究者統計，各地已經出土的西周至春秋期間的徐器，就有“徐王鼎”、“徐子氽鼎”、“沇兒鍾”、“義楚鍾”、“徐王義楚鍴（DUAN）”、“王孫遺者鍾”、“徐王庚兒鍾”、“徐偃侯旨銘”、“徐伯鬲”、“徐寶蘊”、“徐王壽銘”等數十件及其它碎片萬餘枚，還有已被發現的幾十個徐文化遺址，也都有力地說明了徐文化的廣泛傳播。
四是從孔子學說與徐文化的關係中看出徐文化的影響。孔子學說的中心是“仁”，而“仁”本來是徐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是遠遠早於孔子學說的，孔子加以發揮、概括，給以系統化整理，形成儒家學說。孔子曾幾次“欲居九夷”，他曾經深入到徐國的土地上考察和學習，現在徐州以東的一些地方還有孔子遺留的痕跡或者傳說。銅山縣呂梁有個村莊叫聖人窩，相傳孔子到呂梁（那時候還不叫呂梁）來，在鳳凰山（徐山附近）被一小狗咬住褲褪，不讓到山南去。孔子疑惑，當晚宿在山北小村。次日起來，見山南已是一片澤國，河水滔滔，奔流而下。於是孔子感慨：“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孔子修訂的《詩經》多次提到徐，如“濯徵徐國”（大大征討這個徐國）、“徐方不回”（徐國不敢有違），等等。
五是徐文化與漢文化也存在著傳承關係。不論是文字的結構還是語言形式，抑或文化層次的方方面面，徐文化都為漢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們將徐器銘文與西周和春秋時期的文字作比較，可以看出其一致性。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秦朝，統一文字，就是在這些文字的基礎上，做了系統的整理，然後形成了規範的文字的。到了漢代，“漢承秦制”，連文字也因襲下來，創造了漢隸，便成了漢字。由此可知，在文化進步的歷程中，徐文化也在不斷髮揮著作用，充實和豐富了漢文化，特別是地方文化。
蔣九貞，本名蔣廣會，江蘇徐州人，作家、詩人、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學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員，中國小說學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海內外報刊公開發表作品三百萬字，個人文學作品專著9部公開出版發行。蘇白文化旗下印象文化工作室第一事業部實習策劃編輯。
選自作者自由郵箱投遞來稿書稿《徐文化散論》
選稿發稿：蘇白文化旗下現代印象文化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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