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
像硬米粒兒一樣的傅雷
文 | 楊絳
傅雷廣交遊。他的朋友如樓適夷、柯靈等同志，已經發表了紀念他的文章。我只憑自己的一點認識，在別人遺留的空白上添補幾筆。
抗戰末期、勝利前夕，錢鍾書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會見傅雷和朱梅馥夫婦。我們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飯後經常到他家去夜談。那時候知識分子在淪陷的上海，日子不好過，真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但我們還年輕，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過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雲開日出。我們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樸素幽雅的客廳裡各抒己見，也好比開開窗子，通通空氣，破一破日常生活裡的沉悶苦惱。到如今，每回顧那一段灰黯的歲月，就會記起傅雷家的夜談。
說起傅雷，總不免說到他的嚴肅。其實他並不是一味板著臉的人。我閉上眼，最先浮現在眼前的，卻是個含笑的傅雷。他兩手捧著個菸斗，待要放到嘴裡去抽，又拿出來，眼裡是笑，嘴邊是笑，滿臉是筆。這也許因為我在他家客廳裡、坐在他對面的時候，他聽著鍾書說話，經常是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輕易笑；可是他笑的時候，好像在品嚐自己的笑，覺得津津有味。
也許鍾書是唯一敢當眾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陳西禾同志。一次鍾書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滿面尷尬，直向鍾書遞眼色；事後他猶有餘悸，怪鍾書“胡鬧”。可是傅雷並沒有發火。他帶幾分不好意思，隨著大家笑了；傅雷還是有幽默的。
傅雷1961在上海江蘇路宅院內
傅雷的嚴肅確是嚴肅到十分，表現了一個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臉只許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嚴父。阿聰、阿敏那時候還是一對小頑童，只想賴在客廳裡聽大人說話。大人說的話，也許孩子不宜聽，因為他們的理解不同。傅雷嚴格禁止他們旁聽。有一次，客廳裡談得熱鬧，陣陣笑聲，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興。忽然他靈機一動，躡足走到通往樓梯的門旁，把門一開。只見門後哥哥弟弟揹著臉並坐在門檻後面的臺階上，正縮著脖子笑呢。傅雷一聲呵斥，兩孩子在噔噔咚咚一陣凌亂的腳步聲裡逃跑上樓。梅馥忙也趕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搶先去責罵兒子；在兒子前，她卻是擋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溫言告誡。等他們倆回來，客廳裡漸漸回覆了當初的氣氛。但過了一會，在笑聲中，傅雷又突然過去開那扇門，阿聰、阿敏依然鬼頭鬼腦並坐原處偷聽。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聽得傅雷厲聲呵喝，夾雜著梅馥的調解和責怪；一個孩子想是哭了，另一個還想為自己辯白。我們誰也不敢勸一聲，只裝作不聞不知，坐著扯淡。傅雷回客廳來，臉都氣青了。梅馥抱歉地為客人換上熱茶，大家又坐了一回辭出，不免嘆口氣：“唉，傅雷就是這樣!”
阿聰前年回國探親，鍾書正在國外訪問。阿聰對我說：“啊呀!我們真愛聽錢伯伯說話呀!”去年他到我家來，不復是頑童偷聽，而是做座上客“聽錢伯伯說話”，高興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記起他嚴厲的爸爸，悽然回憶往事，慨嘆說：“唉——那時候——我們就愛聽錢伯伯說話。”他當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為愛他深。他告訴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為此對我落淚，又說阿聰的脾氣和爸爸有相似之處。她也告訴我傅雷的媽媽怎樣批評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衝動下的所作所為，沉靜下來會自己責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氣，只為此憐他而為他擔憂；更因為阿聰和爸爸脾氣有點兒相似，她既不願看到兒子拂逆爸爸，也為兒子的前途擔憂。“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阿聰從海外好不容易和家裡掛通了長途電話。阿聰只叫得一聲“姆媽”，媽媽只叫得一聲“阿聰”，彼此失聲痛哭，到哽咽著勉強能說話的時候，電話早斷了。這是母子末一次通話——話，盡在不言中，因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經看到他們夫婦難逃的命運。
傅雷,朱梅馥夫婦在寓所花園(1964年)
有人說傅雷“孤傲如雲間鶴”；傅雷卻不止一次在鍾書和我面前自比為“牆洞裡的小老鼠”——是否因為莫羅阿曾把服爾德比作“一頭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聽未免滑稽。梅馥稱傅雷為“老傅”；我回家常和鍾書講究：那是“老傅”還是“老虎”，因為據他們的鄉音，“傅”和“虎”沒有分別，而我覺得傅雷在家裡有點兒老虎似的。他卻自比為“小老鼠”!但傅雷這話不是矯情，也不是謙虛。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實心情。他對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誠。但眾多的朋友裡，難免夾雜些不夠朋友的人。誤會、偏見、忌刻、驕矜，會造成人事上無數矛盾和傾軋。傅雷曾告訴我們：某某“朋友”昨天還在他家吃飯，今天卻在報紙上罵他。這種事不止一遭。傅雷講起的時候，雖然眼睛裡帶些氣憤，嘴角上掛著譏誚，總不免感嘆人心叵測、世情險惡，覺得自己老實得可憐，孤弱得無以自衛。他滿頭稜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脾氣急躁，制不住要衝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圓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書齋；他也像老鼠那樣，只在洞口窺望外面的大世界。他並不像天上的鶴，翹首雲外，不屑顧視地下的泥淖。傅雷對國計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許遵循《戇第特》的教訓吧?只潛身書齋，做他的翻譯工作。
翻譯羅曼羅蘭“巨人三傳”時期的傅雷（1934年2月）
傅雷愛吃硬飯。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兒那樣僵硬、乾爽；軟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讓給梅馥了。朋友們愛說傅雷固執，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執，有時候竟是很隨和的。他有事和鍾書商量，儘管討論得很熱烈，他並不固執。他和周煦良同志合辦《新語》，儘管這種事鍾書毫無經驗，他也不擯棄外行的意見。他有些朋友（包括我們倆）批評他不讓阿聰進學校會使孩子脫離群眾，不善適應社會。傅雷從諫如流，就把阿聰送入中學讀書。鍾書建議他臨什麼字帖，他就臨什麼字帖；鍾書忽然發興用草書抄筆記，他也高興地學起十七帖來，並用草書抄稿子。
解放後，我們夫婦到清華大學任教。傅雷全家從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過天津。傅雷到北京來探望了陳叔通、馬敘倫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們家來盤桓三四天。當時我們另一位亡友吳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華教授法語，央我們夫婦作說客。但傅雷不願教法語，只願教美術史。從前在上海的時候，我們曾經陪傅雷招待一個法國朋友，鍾書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 d’Art（美術批評家）。他對美術批評始終很有興趣。可是清華當時不開這門課，而傅雷對教學並不熱心。儘管他們夫婦對清華園頗有留戀，我們也私心竊願他們能留下，傅雷決計仍回上海，幹他的翻譯工作。
羅曼·羅蘭復傅雷函墨跡（1934年6月13日）
我只看到傅雷和鍾書鬧過一次蹩扭。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未能到會，只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討論翻譯，必須舉出實例，才能說明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這就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平心說，把西方文字譯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項極繁瑣的工作。譯者儘管認真仔細，也不免掛一漏萬；譯文裡的謬誤，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淨盡。假如傅雷打頭先挑自己的錯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幾個錯作陪，人家也許會心悅誠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談一下，準會想得周到些。當時他和我們兩地間隔，讀到鍾書責備他的信，氣呼呼地對我們沉默了一段時間，但不久就又回覆書信來往。
傅雷的認真，也和他的嚴肅一樣，常表現出一個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稱讚我的翻譯。我不過偶爾翻譯了一篇極短的散文，譯得也並不好，所以我只當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謙遜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鐘，然後沉著臉發作道：“楊絳，你知道嗎?我的稱讚是不容易的。”我當時頗像頑童聽到校長錯誤的稱讚，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錯誤。可是我實在很感激他對一個剛試筆翻譯的大如此認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虛懷若谷，才會過高地估計別人。
傅雷對於翻譯工作無限認真，不懈地虛心求進。只要看他翻譯的這傳記五種，一部勝似一部。《夏洛外傳》是最早的一部。《貝多芬傳》雖然動筆最早，卻是十年後重譯的，譯筆和初譯顯然不同。他經常寫信和我們講究翻譯上的問題，具體問題都用紅筆清清楚楚錄下原文。這許多信可惜都已毀了。傅雷從不自滿——對工作認真，對自己就感到不滿。他從沒有自以為達到了他所懸的翻譯標準。他曾自苦譯筆呆滯，問我們怎樣使譯文生動活潑。他說熟讀了老舍的小說，還是未能解決問題。我們以為熟讀一家還不夠，建議再多讀幾家。傅雷悵然，嘆恨沒許多時間看書。有人愛說他狂傲，他們實在是沒見到他虛心的一面。
《傅譯傳記五種》初版封面
六三年我因妹妹楊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訪了傅雷夫婦。梅馥告訴我她兩個孩子的近況；傅雷很有興趣地和我談論些翻譯上的問題。有個問題常在我心上而沒談。我最厭惡翻譯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並不相近，曾想大膽創新，把洋名一概中國化，歷史地理上的專門名字也加簡縮，另作“引得”或加註。我和傅雷談過，他說“不行”。我也知道這來有許多不便，可是還想聽他談談如何“不行”。六四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養，來去匆匆，竟未及拜訪傅雷和梅馥。“別時容易見時難”，我年輕時只看作李後主的傷心話，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羨慕傅雷的書齋，因為書齋的佈置，對他的工作具備一切方便。經常要用的工具書，伸手就夠得到，不用站起身。轉動的圓架上，攤著幾種大字典。沿牆的書櫥裡，排列著滿滿的書可供參考。書架頂上一個鏡框裡是一張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張傅雷年輕時的照片，是他當年贈給梅馥的。他稱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瑪格麗特；據傅雷說，那是歌德《浮士德》裡的瑪格麗特。幾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瑪格麗特呢!梅馥不僅是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里的漂亮夫人，不僅是非常能幹的主婦，一身承擔了大大小小、裡裡外外的雜務，讓傅雷專心工作，她還是傅雷的秘書，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沒有這樣的好後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上世紀50年代，傅雷坐在家中的陽臺上，身後的鐵門就是其後他的自盡之處。
傅雷翻譯這幾部傳記的時候，是在“陰霾遮蔽整個天空的時期”。他要借偉人克服苦難的壯烈悲劇，幫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他要宣揚堅忍奮鬥，敢於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可是，智慧和信念所點燃的一點光明，敵得過愚昧、褊狹所孕育的黑暗嗎?對人類的愛，敵得過人間的仇恨嗎?嚮往真理、正義的理想，敵得過爭奪名位權利的現實嗎?為善的心願，敵得過作惡的力量嗎?傅雷連同他忠實的伴侶，竟被殘暴的浪潮衝倒、淹沒。可是誰又能怪傅雷呢?他這番遭遇，對於這幾部傳記裡所宣揚的人道主義和奮鬥精神，該說是殘酷的諷刺。但現在這五部傳記的重版，又標誌著一種新的勝利吧?讀者也許會得到更新的啟示與鼓勵。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復生，可是被遺忘的、被埋沒的，還會重新被人記憶起來，發掘出來。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本文為《傅譯傳記五種》代序，圖文摘自微信號：三聯書情
傅雷的精神遺產
文│陳思和
我是屬於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並且親身經歷過讓我們失去傅雷先生的那一個特別的時代。與我年齡相似的這一代人，或者比我更年輕的一代人，大約都知道傅雷先生這個名字，因為我們讀過傅雷先生翻譯的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的作品。我們讀過許多優秀外國文學作品，但往往記住了作家的名字而忘記了譯者，可是我們都不會忘記傅雷，這個名字是與巴爾扎克、羅曼·羅蘭在中國所引起的感動緊緊聯繫在一起。不僅如此，當時代變化使更加年輕的一代人已經不流行閱讀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的時候，他們還是知道傅雷這個名字，他們是從一本非常流行的讀物《傅雷家書》中認識了傅雷先生，那些不熟悉或者不喜歡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的青年人，他們卻不能不感動於《傅雷家書》裡那些充滿藝術靈動的修身養性的長者教誨。
我沒有幸運見過傅雷先生，大概在我這個年齡以下的人都沒有見過傅雷。但是我們這代人聽到這個名字時，心靈都會震動。上海作家陳村在二十多年前寫過一篇小說，題目叫做《死》，他以非常個人化的方式召喚了傅雷先生的亡靈，作家與亡靈進行艱難的對話，他用責問亡靈的形式來探討傅雷先生為什麼會如此決絕地放棄他一生摯愛的藝術。小說裡的亡靈始終沉默不語，但作家卻由此感悟到：“先生善良但遠不弱小，那燦爛輝煌的死，使活著的人覺得生的暗淡。”我今天又一次想到了這句讓人刻骨銘心的話。我們都是活著的人，但是正直而善良、崇高而堅強的傅雷先生的決絕選擇，逼著我們所有的人每想起此都會陷於嚴肅反省：人生為什麼會如此暗淡？
但畢竟還是有比這個答案更加積極的含義。首先，傅雷先生是一個追求崇高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翻譯的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和《約翰·克里斯多夫》，都是充滿了英雄主義的偉大信念，羅曼·羅蘭認為：所謂英雄，並非是以思想或強力稱雄的人，而只是心靈偉大的人。英雄的生涯，幾乎都是一種長期的受難，是悲慘的命運把他們的靈魂在肉體與精神的苦難中折磨，在貧窮與疾病的鐵砧上鍛鍊，或者目擊同胞受著無名的羞辱與劫難，生活為之戮害，內心為之破裂。他們永遠過著磨難的日子，他們固然由於毅力而成為偉大，可是也由於災患而成為偉大。羅曼·羅蘭的英雄主義的思想，完全是針對了19世紀末的歐洲，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高度發展而造成的物質膨脹而精神缺失的普遍現象。所以他在《貝多芬傳》裡用黃鐘大呂的聲音呼喊：“打開窗子吧！讓自由的空氣重新進來！呼吸一下英雄們的氣息！”這一激動人心的呼喊，是通過傅雷先生的流暢的譯筆傳入了中國，在中國青年中間同樣引起了激動人心的迴響。
應該指出的是，傅雷先生是一個對待人生非常嚴肅的人。他始終認為，一個優秀的翻譯家必須選擇適合於自己的作品來翻譯，這個“譯者選擇論”保證了中國譯者與西方作家之間的同構性和互補性。傅雷一生以翻譯巴爾扎克聞名於譯壇，但是他從巴爾扎克的一百多種《人間喜劇》裡僅僅選擇了十五部作品，推薦給中國的讀者，其餘的作品他都認為不合適介紹到中國來。儘管傅雷先生的這種選擇論在當時和現在都引起過爭議，但還是真誠地表達了一個翻譯工作者的人生與藝術高度統一的責任感。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把羅曼·羅蘭的英雄主義的呼喚，理解為傅雷先生對中國青年人所發出的真誠的精神呼喚。羅曼·羅蘭的聲音也就是傅雷的聲音。所以，當貝多芬、約翰·克里斯多夫等西方英雄深深激動了大批中國青年的時候，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是傅雷先生的神聖而莊嚴的工作，激動了大批的中國青年。而且這樣一種崇尚偉大心靈的精神，也是傅雷先生嚴於律己的標準之一。我讀傅雷先生給遠在異國的兒子傅聰的信件裡就有這樣的話：“生活中崇高的事物，一旦出自庸人之口，也可變得傖俗不堪的。”對於藝術，他強調要有赤子之心：“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獨的。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創造許多心靈的朋友！永遠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會落伍，永遠能夠與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藝術表現的動人，一定是從心靈的純潔來的！”我在今天之所以要引用那麼長的一些話，因為我堅信，即使在今天的環境裡，傅雷先生強調英雄的精神仍然是非常重要非常珍貴的。
其次，傅雷先生對中國現代文藝的建設與貢獻是多方面的，雖然他是以翻譯法國文學而著名，但是他的藝術修養和人格修養都是無與倫比的，多方面的。1928年傅雷到法國留學，主修的是美術史，拜訪過法國野獸派代表畫家馬蒂斯；研究過著名藝術家塞尚、羅丹、米開朗琪羅；後來他受羅曼·羅蘭影響，對西方音樂產生濃厚的興趣，對貝多芬、莫扎特、肖邦等音樂大師的作品都有精深研究；他翻譯的法國文學史家丹納的《藝術哲學》，幾乎涉及到全面的西方藝術門類，顯示了譯者多方面的修養；中年以後，傅雷有機會接觸當代老畫家黃賓虹先生的作品，非常喜歡，遂與畫家結成忘年之交，對於黃賓虹的藝術作了極為精湛的解讀。如果說，傅雷先生是一位學貫中西、厚積薄發，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的當代文學藝術大師，我想是當之無愧的；更何況，傅雷先生還是一個熱烈的愛國者，他對於風雨飄搖中的中國局勢、政治變動以及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感，似乎方方面面都努力去關心，去發言，盡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儘管他在這方面做得不十分理想和圓滿，但他確實是盡了力，併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首先是完成了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格，然後才去培養各種各樣的興趣，從事各種各樣的研究和工作，這樣，他才可能在從事每一樣工作時都會認真地投入自己的生命信息，並且做出出色的成績。所以，我想，稱傅雷先生是一個偉大的翻譯家不夠全面，正如他教導他的兒子所說的：“先為人，次為藝術家，再為音樂家，終為鋼琴家。”我們對傅雷先生的認識，應該是：“先為人，次為知識分子，再為藝術家，終為翻譯家。”大寫的人格，始終是傅雷先生做人立德的標誌。
傅雷先生有非常寬闊的胸襟，他一生中遇到過兩次大逆境，第一次是1939年到1945年間，他蟄居在抗戰時期的孤島與淪陷的上海，閉門不出，埋頭譯書，完成了《約翰·克里斯多夫》等鉅著的翻譯；第二次是1958年到1962年，他深居簡出，逆境譯書，在並無希望出版的情況下，完成了一大批巴爾扎克的作品以及丹納《藝術哲學》翻譯，迎來了他生命晚期的一個創造高峰。但這並不是說，傅雷先生是一個不問天下事，埋頭於藝術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個始終把藝術創造看作民族復興大事業的人，即使在逆境來臨的時候，他有了這樣的大胸懷大志業，才會無所畏懼，從容不迫，仍然把自己的生命與國家與民族的最高利益聯繫在一起，履行自己的使命。他曾經用詩一樣的語言教育自己的孩子：“河，萊因，江聲浩蕩……鐘聲復起，天已黎明……中國正到了‘復旦’的黎明時期，但願你做中國的——新中國的——鐘聲，響遍世界，響遍每個人的心！滔滔不絕的流水，流到每個人的心坎裡去，把大家都帶著，跟你一塊到無邊無岸的音響的海洋中去吧！”
在這詩的語言中，傅雷先生把音樂、世界、中國、歐洲、人和人心，都如同滔滔大海漫瀾於天地，形成了浩浩蕩蕩的人類文化的奇景，給人振奮與向上。我想，這應該是傅雷先生留給我們的真正的精神遺產。
本文為1998年作者為紀念傅雷先生百年誕辰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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