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
在麻省理工學院求學、工作近10年後,
沈淵回國了。
和這位32歲的“青年千人計劃”專家一起回到清華的,
還有一份13年前的入黨申請書。
3年間,
從中國到美國、
再從美國到中國,
這幾頁薄薄的稿紙始終妥帖地放在他的行李深處。
這是一份學生時代的“告白書”。
彼時,
“最優秀的同學都在申請入黨”,
但沈淵追尋信仰的腳步卻被出國留學的計劃打斷了。
讓他沒想到的是,
剛一回國,學校就為他配備了“雙導師”,
既在學術上提供幫助,
也在思想上不斷交流。
一次次接觸下來,
沈淵有了種“火種被點燃”的感覺。
被點燃的,
是一群激情滿懷、
期待與祖國復興偉業同頻共振的“最強大腦”——
王新泉,與細胞、病毒打交道的結構生物學家, 2017年6月入黨;
何珂,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的重要“捕捉者”,2018年1月入黨;
譚旭,主攻新型抗病毒藥物發現的藥學家,2017年10月入黨;
還有致力破譯神經退行性疾病致病“密碼”的醫學家賈怡昌,
希望將科研成果應用於快速疾病診斷的化學家向宇,
量子通信領域備受矚目的“80後”科研新星馬雄峰……
這群“最強大腦”,
在不同領域叱吒風雲,
卻在歸國後做出了同一個人生抉擇——
入黨。
在別人眼中,
他們早已功成名就、是人生贏家。
他們究竟圖什麼?
又一個“七一”即將到來,
讓我們一起傾聽他們的故事——
01
“我不願只做祖國發展的‘旁觀者’”
回到清華1個月後,
沈淵再次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又過了580天,他入黨了。
在這580天裡,
這位年輕的電子系副教授
參加了入黨積極分子學習班、黨建調研,
還寫下了數萬字的個人自傳、思想彙報。
這580天,
也是他科研上“最要勁”的時候。
組建科研團隊、
籌備教學事宜,
更可況,6年內通不過教授會的大考,
就得“捲鋪蓋走人”。
重重壓力下,
有人勸他:“先忙事業要緊,入黨為啥不緩一緩?”
忙,的確拖延了不少人向黨組織靠攏的腳步。
對於這群“人生贏家”,
有人認為“業務上去了,名譽、待遇就都有了,
入黨不入黨無所謂”,
有人覺得“顧不上考慮入黨問題”,
……
為什麼入黨?
這些“海歸”高知們也在內心深處一次次追問自己。
“學生時第一次寫入黨申請書有點‘跟風’,
後來就不了了之了。”
何珂原來一直覺得,
“世界特別簡單,就是不同的元素和原子”。
讓這位實驗物理學家真正開始思考價值選擇的,
是祖國近年來的飛速發展。
“我們做實驗的,最信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你要告訴我一個理論正不正確、是不是真理,
就要看實踐能不能驗證。”
現實給了他響亮的回答。
剛畢業留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時,
科研環境、工資待遇和國外差了一大截,
身邊的人紛紛想出國。
“哪怕做不了科研,拿幾年高工資,攢點錢也好”;
如今,何珂的實驗室不比任何一個世界先進實驗室條件差,
甚至在某些方面還要更好,
一個個世界級的科研成果也由此誕生。
“國家對基礎研究、對人才太重視了!
經濟、文化、科技……
幾乎每個方面都取得了奇蹟般的成就。
這讓我從內心深處認同中國道路、認同黨的領導。”
信仰的種子,
播撒在賈怡昌的留美歲月中。
“我2007年出國,2013年回國。
出國時有種論調,
‘中國經濟就要垮臺了’。
但事實證明,今天的中國,
擁有任何國家都不可比擬的強大活力。
如果沒有一個強大務實而又與時俱進的政治體制,
不可能取得這些奇蹟。”
“忙,大家都忙,而且會越來越忙。”
入黨前,
王新泉也有疑慮,怕耽誤科研。
可參加了幾次系裡的民主生活會後,
疑慮打消了。
“原來一聽入黨、開會,覺得沒自由、約束多。
置身其中,
才能理解這個優秀集體在調動每個人的能動性。
我希望成為這個龐大‘機器’的小小‘螺絲釘’。”
不信不入,先信後入,
真信真入,入了就擼起袖子加油幹。
這些“學術牛人”說,
入黨,
沒有功利的計算,全憑初心的萌動。
他們為祖國的飛速發展而驚歎;
他們堅信“真想做出點事情,祖國就是天堂”;
他們更對自己正親身參與的偉大事業充滿自豪——
“既然都回來了,
為什麼不選擇一個最優秀的集體,一起做點事?”
“我不願只做一名‘旁觀者’,
我迫切想加入實現這一偉大願景的行列中。”
這是沈淵的告白,
也是這群“最強大腦”們的共同心聲。
02
“共產黨是先進科學家的光榮歸宿”
從嘉興南湖紅船上尋找光明的擺渡人,
到駕馭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領航者,
一面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
激勵、召喚著億萬人民生死相隨。
這其中,
從來不乏先進知識分子的身影。
因為信仰,
原本生活優裕的大學教授李大釗
在絞刑臺高呼“共產黨萬歲”英勇就義;
因為信仰,
留美博士鄧稼先隱姓埋名28年,
為大國尊嚴傾盡畢生心血;
同樣因為信仰,
植物學家鍾揚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萬公里,
為國家和人類儲存下豐富的基因寶藏……
今天,
中國大學正行進在衝擊“雙一流”的征程上。
有人關注大學排名,
有人重視發有影響力的論文,
也有人把目標瞄準了諾貝爾獎。
但在清華,
讓高知識群體匯聚在信仰的旗幟下
卻成為重要一環。
清華校刊《新清華》記載了這樣一段往事。
1952年,為辦好社會主義大學,
時任清華校長蔣南翔提出
“共產黨是先進科學家的光榮歸宿”等主張,
號召既幫助非黨員的教授、副教授
提高思想覺悟和政治水平,
又幫助中青年教師黨員提高學術水平,
使新老教師沿著“又紅又專”的方向提高成長,
實現“會師”。
他還親自介紹著名機械工程學家、
65歲高齡的劉仙洲教授入黨。
此後,一大批知名教授、專家紛紛入黨。
信仰激盪下,
一道道科學難題被攻克,
一個個國家急需項目被完成,
一面面鮮豔的黨旗插上了科學的高峰——
水利水電專家張光鬥,
1956年5月入黨,
立志要“在把我國科學迅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事業中,
鍛鍊自己成為紅色的知識分子”;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吳良鏞,
1960年5月入黨,
“我願意為這人類最偉大的力量貢獻出我的全部理想,
不惜在必要時付出我的生命!”是他的誓言;
建築泰斗梁思成,
1961年入黨,
“黨有人類最崇高的理想……
我越來越感到要為實現這個理想貢獻出一份力量”成為他的自白;
……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今天,
當接力棒交到新一代“最強大腦”的手上,
信仰的力量依然動人心魄。
“入黨能帶來什麼?
沒有名,也沒有利。
還多了不少‘額外’工作。”
入黨後,何珂承擔了學院大科學平臺的建設工作。
任務千頭萬緒,
佔用了他大量的科研時間,
可他卻不以為意。
他“開始從更高的層面看待問題”。
“沒入黨前覺得這都是‘雜事’。但現在我更希望的是做事。
科學發展越來越講求合作,
如果每天想著這篇文章誰署第一作者,
那一定成不了事。”
更重要的,
是對他們科研方向的牽引。
“科學家有祖國,科研方向的選擇也是有標準的。”
在沈淵看來,入黨給他帶來的最大的“好處”,
是有了更清晰的標準,
“在面臨國家重大急需項目和商業收益更大的項目時,
我一定會選擇前者。”
03
“點燃一盞燈,照亮一大片”
從歷史到現實,
一代代愛國知識分子以青春和熱血印證:
當人生的選擇被先進理論指引,
當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壓在肩頭,
成千上萬個“最強大頭腦”
必將迸發出撼人心魄的力量。
歷史的車輪行至21世紀,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越來越多地落在人才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知識分子。
我國廣大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精英、國家的棟樑、人民的驕傲,
也是國家的寶貴財富。”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
要注重從產業工人、青年農民、高知識群體中
和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中發展黨員。
近年來,隨著各高校海歸教師比例逐年升高,
“本土”教師黨員多、
海歸教師黨員少的態勢日益顯著。
來自清華的數據顯示,
對比2000年,
該校新入職的教師中
擁有海外博士學位者從10%上升到45%,
中共黨員比例從70%下降到50%。
少了血與火的洗禮,
多了不同觀念的激盪交鋒,
今天,
該如何加強對青年學術骨幹的政治引領,
真正“點燃一盞燈,照亮一大片”?
適合高知群體思辨性強的特點,
讓有效的教育潤物無聲。
清華大學醫學院咖啡吧,
雅緻的書架倚牆而立,
《擺脫貧困》《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書籍擺放其上。
另一側,
是學院首屆科學作品大賽的展區,
用磁共振技術拍攝的人體主動脈血流圖像、
偏肺病毒的顯微圖片一字排開——
思想之光與科學之美,
在這裡相映生輝。
“書由黨委委員推薦,半個月更換一次。”
清華醫學院黨委書記洪波介紹,
書的特點有三:
一是理論邏輯性強,符合高知群體的閱讀習慣;
二是一定有馬列經典著作,正本清源;
三是一定有關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書,涵育自信。
“老師等咖啡、喝咖啡時隨手翻翻、甚至借回去,
潛移默化的薰陶就形成了。”
補齊高知識群體不熟悉國情的“短板”,
呈現一個真實的中國。
在清華,
每年都會精心組織、設計
多次針對高知識群體的國情教育,
正是在參加完黨外學術骨幹交流學習班後,
賈怡昌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高知識群體大多長期在國外生活,
少則五六年,多則十餘年,
對國情瞭解並不深入。
但一旦瞭解,
就會被激發出極大的報國熱情。”
洪波說,
每次實踐歸來,
都是老師們“交入黨申請書最踴躍的時候”。
貼近高知識群體學術成長的實際需求,
將入黨發展與學術培養緊密結合。
在清華經管學院領導力與組織管理系,
不管平時科研教學有多忙,
教師們都會參與每週二的午餐會。
“我們的午餐會是跟黨支部生活結合起來的。
老師會交流最近在工作、生活上的困惑與挑戰,
其他老師會幫助分析。
餐後則根據專業方向、結合時事熱點,
進行理論學習。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與黨組織貼得更近了,
凝聚力也更強了。”
該系助理教授張佳音說。
精心設計、主動上門,
綿綿用力、久久為功。
清華經驗告訴我們,
並非每個共產黨員,
都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
很多時候,
信仰是主體選擇的結果,
也離不開客觀環境的涵育。
04
“做‘又紅又專’的引路人”
卯定了精神座標,
每一位加入黨組織的“最強大腦”都有了新的變化。
來自清華的數據顯示,
目前,
該校兩院院士中黨員比例為72%,
國家級教學名師中黨員比例為80%,
國家科技三大獎中獲獎者中黨員比例為72%。
更多的變化閃現在工作、生活的細微之處。
有一次,
弟弟因為工作瑣事發了幾句牢騷。
“擱在以前我一定覺得‘無所謂’”,
但如今,
“原本全家最不關心政治”的他
竟“‘義正言辭’地教育了弟弟”;
甚至連他最近的枕邊讀物,
也從原來的專業書換成了《抗美援朝戰爭史》。
急國家所急,
想國家所想,
將自身發展匯入國家與民族發展的復興偉業中——
儘管科研領域各不相同,
但在“中共黨員”的共同稱謂下,
這成為這群“最強大腦”們共同的人生信條。
除了把信仰的力量灌注到本職工作中,
他們更看重的,
還有如何讓這種力量深刻地影響學生。
前不久,
賈怡昌“自掏腰包”
請實驗室所有學生去看電影《無問西東》。
“人要有情懷,更要立志。
‘扛起民族、國家的希望’並不是大話空話,
它就體現在一些最基本的東西里,
比如你每天8點來實驗室、12點走,
紮實做好科研的每一步。
人的一生要過得有價值,
你總要用你的頭腦去創造些什麼。”
“今天的學生,
一定要知道你選的專業、你從事的行業
對中國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在世界格局中的創新意義又是什麼。”
何珂笑言,
原來和學生相處,
更多地把他們當成攻關“合作者”,
現在,
他想讓他們能精心思考更多的東西,
比如科研到底是為了什麼:
“身處科學研究的黃金時代,
國家投了這麼多的經費、給了這麼好的條件,
不好好幹對得起誰?”
入黨半年後,
沈淵又接過了院系學生組長的擔子。
這意味著,
在繁重的教學科研任務之餘,
他將付出更多的心力,
也必將影響更多的青年。
“我見過許許多多聰明的人。
但最後他做了什麼、又體現出多大的價值,
跟信仰密切相關。”
這位年輕的80後始終記得,
14年前,
在那個微風拂過的夏夜,
清華東主樓擠著七八個“學術大牛”的辦公室裡,
同樣選擇從美國歸來的導師
在他的出國推薦信上寫了這樣一句話:
“我們把最優秀的學生送出去,
總有一天,他會回來,做更大的貢獻。”
這是信仰的力量,
更是信仰的傳承。
他說,同樣的場景下,
今天,
我也會發自內心地
為學生寫下這樣樸實卻有力的寄語。
內容來源:《光明日報》6月19日(原題《“最強大腦”入黨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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