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飲食傳入廣州、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較早，對其居民的日常飲食生活的影響也較大。
而北京作為首都，受封建政治統治和傳統文化的束縛，西方飲食傳入較晚，發展較慢。至20 世紀初，北京地區的西方飲食日益增多，其中食品以西餐、麵包為主，飲料以香檳、紅酒、咖啡為主。
傳入北京地區的西方飲食以西餐為主。西餐泛指傳入中國的歐美國家的飲食。《清稗類鈔》記載：
“國人食西式之飯，曰西餐，一曰大餐，一曰番菜，一曰大菜。光緒朝，都會商埠已有之。至宣統時，尤為盛行。”
嘉慶中葉張問安作《亥白集》中有詩云：
“飽啖大餐齊脫帽，煙波回首十三行。”
便是對當時廣州受西式生活方式影響的描寫。
至道光年間，趙文恪記載其遊歷廣東時的情形寫道：
“是時粵省殷富甲天下，洋鹽鉅商及茶賈絲商，資本豐厚。外國通商者十餘處，洋行十三家......終日宴集往來，加以吟詠贈答，古剎名園，遊覽幾遍。商雲昆仲又偕予登夷館樓閣，設席大餐，酒地花天，洵南海一大都會也。”
由此可見，當時廣州商界便已經以吃大餐為一種時尚了。
20 世紀 20年代左右，西方食品在北京地區日漸普遍。美國學者甘博在 1918 至 1919 年進行北京社會調查時，發現：
“在幾年前，北京根本找不到外國食品，而現在由東方飯店提供正宗的正餐服務，同時在新世界的一些餐館、東安市場、其他市場以及在南城地區的飯館都或多或少地可以供應整套的西餐菜餚。冰淇淋店也已開張。”
當時中國西餐館所售西餐有炸豬排等西式菜點和西式套菜等。西式套菜，又叫公司菜，是用於宴會的西式套餐的名稱。
“公司菜，西餐館有之，餚饌若干品，由館中預定，客不能任意更易，宜於大宴會，以免客多選餚之煩瑣也。”
傳入我國的西餐一般都採用外國進口的食物原材料，融合中國的傳統烹飪方法，並非純正的西餐。
“今繁盛商埠皆有西餐之肆，然其烹飪之法，不中不西，徒為外人擴充食物原料之販路而已。”
這種不中不西的西餐館卻很對國人的口味，正如梁實秋評價森隆西餐館的西餐時所說：
“西菜很特別，中國菜味十足，顯得土氣，吃不慣道地西菜的人趨之若鶩。”
傳入北京地區的西餐不僅融合中餐的烹飪方法，在就餐禮儀上也實現了“入鄉隨俗”。
西方餐飲聚會時，以女主人為基準，其右手邊為上座，左手邊次之，但是，“我國普通西餐之宴會，女主人之入席者百不一觀。”
由於西餐融合了中餐的特色，適合中國人的口味，同時又可以滿足北京居民對西餐的好奇感，因此頗受推崇。
據梁實秋回憶，北京的中興號本是一家絨線鋪，老闆姓傅，後將絨線鋪改為中興茶樓，不久就開始經營西餐。開始是賣咖喱雞，後來則賣牛扒，生意十分紅火。
“那時候在北平，吃西餐算時髦，一般人只知道咖喱的味道不錯，不知道咖喱是什麼東西，還以為咖喱是一種植物的果實，磨成粉就是咖喱粉，像咖啡豆之磨成咖啡那樣。”
由於對西餐抱有一定的好奇心，加之西餐本身就代表著一種時尚，因此西餐受到當時一部分人的追崇，葆榮齋、起士林、國強等西餐館在北京也逐漸建立並發展起來。
民國以後，傳入北京地區的西方飲食逐漸增多，以麵包、咖啡、布丁等為主。由於西方飲食製作簡單，快捷方便，易於便攜與保存，因此火車飯車多售賣西餐。
北寧鐵路飯車所提供的一日三餐，以西式食品為主，且價錢較高。至於布丁等西式小吃，《京華春夢錄》裡記載道，北京“擷英、美益等菜館及西單車站之餐室……所造點飢物，如布丁、涼凍、奶茶等品，偶一食之，芬留齒頰，頗覺耐人尋味。”
此外，當時的報刊對於西式食品也頗為推崇。
1934 年《玲瓏》雜誌推薦的養生早餐為麵包、牛油、乳酪、牛乳、沙丁魚和雞蛋，且指出：
“上列各種食品，均系晨餐要品，對於營養，有重大功用，若能每晨不間斷作為長時期之食物，則雖身體瘦弱，亦可一易而為強健之軀幹也。”
由此可見，當時的報刊對於西方食品是比較推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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