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為外來宗教，自從東漢時期傳入我國以來，已經逐漸發展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本土宗教，與其發源地印度的佛教已經完全不同。佛教在我國發展分為幾個階段，其中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南北朝時期。“南朝四百八十寺”一句便道盡佛教盛景，但是在南北朝時期也發生過兩次滅佛事件，這其中更多的體現了佛教與道教，儒家等本土文化的衝突與矛盾。
佛教最早在東漢時期傳入我國，但是並沒有很快的傳播開來，直到東漢末年三國時期，才逐漸被廣泛傳播。但是這個時候的佛教依然靠外來高僧傳教，並沒有多少中國士人參與其中。之後東晉南渡，由於當時的名士崇尚清談，與佛教的佛法微言大義相適合，因此中國士人才逐漸與佛教弟子有所交流，並出現少數崇尚佛法的士大夫階層。
東晉年間，中央政權依然以傳統的儒家“忠孝”治國，因此佛教在統治階層中並不被接受，但是到了南北朝時期，國家政權的道德綱領不再只有儒家思想一種，也就出現了像梁武帝這樣十分推崇佛法的皇帝，在統治階級的推動下，中國佛教發展迎來的第一個高峰。
梁武帝蕭衍劇照
不過之後在北魏太武帝以及周武帝時期發生了兩次滅佛運動，讓北方中國的佛教受到巨大打擊，而南朝的佛教則一直髮展良好，這其中的原因與兩個地區所處環境，以及統治需求不同有關。
南北朝時期，雖然在北方，佛教僧人與中央政權之間屢次爆發衝突，但是在南朝疆界內，極少爆發僧人與世俗人物之間的糾紛。相反很多權貴甚至皇帝也篤信佛法，興建寺廟。這與南朝士人的生活狀態息息相關。
南朝時修建的南京雞鳴寺
南朝的名門貴族以及統治階級，多保留有東晉門閥政治的遺風，以保全門第為個人首要任務。這就讓他們相當於在紛亂的大環境下追求一個安寧的小環境。相對於解決問題或者建立功業，南朝的士人們更多把注意力集中在為自己的內心求一個慰藉，達到麻痺自己的作用。
南北朝僧人像
佛教所倡導的出世一面在此時就滿足了這些人的內心需求，加之中國傳統道教在宋朝時才完成向佛教借鑑構築經典的方法，完善了其宗教體制，在南北朝時期其對於內心的慰藉實在比不上佛教。因此南朝的佛法發展一直十分平穩，南朝的佛教信徒多為居士型。東晉時期的名臣庾亮就已經是佛教信徒了，可見佛法與南朝士人的心理是十分契合的。
東晉名臣庾亮
佛教雖然奉行相同的經典，但是不同的流派自然會生出不同的解讀。就像誕生於中國的禪宗也逐漸派生出南北兩個截然不同的分支一樣，南北朝時期北方中國與南方中國的佛教有著不同的精神內核。
北朝修建的雲岡石窟
當時南朝的佛教力主出世修行，不問塵世之事務。但是佛法中也有“眾生不成佛，我亦不成佛。”，“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等經典帶有強烈的救世情懷。在戰火紛飛的北方中國，這樣的倡導與儒家學說的精神內涵大致相似，因此北方的佛門弟子不似南方僧人認為佛法與莊、老相近，而是認為佛法的根本要求與儒家相彷彿。
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之下，與南方佛教不同，北朝的僧人們一直在試圖調和與塵俗之間的矛盾，希望解決現實中的問題，這也為之後的兩次滅佛運動埋下了伏筆。
北朝魏太武帝執政期間，佛教在北朝的發展已經來到了鼎盛期，北朝的人民大多崇尚佛法。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自然受到了極大的打壓。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是北魏一朝自開國之君拓跋珪之後難得的雄才大略之主。因此其對於政治地位，及政治聲望的要求遠勝於其它帝王。
佛教宣揚的平等可以安撫人民的不幸，卻沒有辦法讓帝王在佛教的體系中得到精神上的滿足。恰好在此時，當時的道家名士寇謙之告訴當時在朝中為官的崔浩，說現在的皇帝是天上的太平真君下凡，我們應當盡心輔佐。崔浩之後便向拓跋燾上書稱讚其文治武功，並認為之所以其功績斐然，皆因此乃上接天命。拓跋燾自然喜歡這種用傳統天命觀來解釋自己政權合理性的說法，便開始崇奉天師，並改元為太平真君。
之後魏太武帝就進行了第一次滅佛運動，毀滅佛經，坑殺僧人來維護道教的正統地位。但是在其死後，新繼位的文成帝又廢棄了滅佛的法令，讓北朝的佛教重新煥發生機。
北魏太武帝滅佛殘像
魏太武帝滅法雖然讓北朝的佛教發展受到的阻滯，但是其很快就恢復了生氣，究其原因，是因為以道教為綱領的統治，並不能很好的籠絡各個階層的人民。國家政壇依舊動盪不安，佛教依然依靠其安撫人心的作用在底層人民中被廣泛接受。
在第一次滅佛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佛教在北方中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其規模甚至超過了拓跋燾滅佛之前。不過在北周政權周武帝在位之時，北朝又發生了第二次滅佛運動。與第一次滅佛運動的原因相同，又是佛教與當時的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矛盾，不過這次從道教變成了儒家學說。
在北朝佛教剛剛興起的時候，高僧們還將佛教類比於儒教，但是兩者還是有著明顯的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差別就是儒家強調的等級觀念在佛教中並沒有很好的體現，這對於中央政府的統治是及其不利的。
而且對比儒家學說，佛教終究還是不能完全拋棄其出世的一部分，他們更多的是要與塵世中出現的問題和解，而無法徹底革除弊端。儒家學說對於士人的激勵作用還是遠遠高於佛教的，因此在北朝這個動盪的年代，重新將儒家文化提升為核心文化也是時代的訴求。
而且北周時，五胡勢力逐漸消亡，漢人重新掌握了北方中國的主導地位，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儒家與佛教的對抗，被上升到了華夏文化與外來文化對抗的高度。加上週武帝一直希望 “舍末世之弊風，蹈隆周之叡典。”他也便欣然接受了廢除寺廟，摧毀佛塔佛像的建議。
周武帝滅佛遺留殘像
在周武帝滅佛運動之後，北朝的佛教發展也隋唐之前再無起色，與第一次滅法相比，統治了中國五百餘年的儒家思想終究還是遠勝於莊、老學說，佛教在南朝佛法北渡之前在難重回文化中心。
南北朝時期中華文明正在經歷自古以來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其中的文化碰撞與文化交流是催生出是時燦爛文化的最主要誘因。但是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與文化氣質並不是可以被輕易更改的。
縱使佛教文化能夠滿足當時大多數貧苦人民的精神需求，但是其出世，逃避的特徵還是不能與中華民族千年來錘鍊出的樂觀積極，堅韌不拔的民族性格所契合，最終在北朝被儒家徹底戰勝也是這一現象的體現。
而且佛教提倡的平等觀念也不是封建時期統治階級所希望聽到的，宗教畢竟不同於政治，也唯有為政治而生的儒家才能聚集人心，重振朝綱，讓久經亂世的中華民族重新走向第二個巔峰！
閱讀更多 悟先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