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日本駐美大使杉山晉輔和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在白宮正式簽署了兩國新的貿易協議。預計從明年1月1日起生效。
其中，日本將對價值7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大幅度削減關稅，美國方面則同意對價值4000萬美元的日本農產品降低關稅，汽車稅則延後至明年春天談判。
從時間上來看，自2017年初美國總統特朗普甫一上任就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以來，迄今已經兩年半有餘。
所以，儘管新的貿易協議依然需要獲得兩國國會的批准，但至少證明美日兩國在經貿領域再次實現了妥協，回到了合作和加深全球化下相互依賴的老路徑。
以至於特朗普在協議簽署後抑制不住地說：“這對美日雙方而言是巨大的成功。”不過，坊間不同的聲音認為，新的美日自貿協議並沒有給美國帶來預想的巨大利益。
以TPP條款作為談判藍本的微調
例如，從美日兩國一直關注的重點領域農業和汽車製造業來看，儘管雙方都有一些調整，但遠遠稱不上是巨大的變化。
日本根據TPP相關條款想要美國將汽車零部件關稅撤銷的主張並沒有得到滿足，僅僅是獲得了美國不再加徵新關稅的承諾。
從這個角度來看，新的美日貿易協議與TPP進行比較的話，日本確實做出了讓步。
但是，作為回報，美國出口到日本的大米不再享受TPP條款下每年7萬噸的免稅額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日本農業。
實際上，總體來看，該協議基本上就是以TPP條款作為談判藍本做的微調。
美日新貿易協議為何能夠達成？
其直接原因是美日雙方參與談判的具體人員基本上都是老熟人，對於己方和對方有什麼牌可打、能做出什麼讓步幾乎是心知肚明。
美國和日本的政府官員主要由兩種類別構成：政務官和事務官。
政務官是享有政治地位的非職業公務員，由選舉產生或者由選舉中的獲勝者提名、任命產生。在現代選舉競爭下，絕大多數政務官都具有黨派屬性，任期與選舉成敗息息相關。
與政務官不同，事務官則為職業公務員，任期不由選舉和黨派轉換所影響。
選舉上臺的特朗普總統無論是所屬政黨還是政治理念，都與前任奧巴馬格格不入。
所以，無論好壞，戰術上他一定要推翻TPP，因為那是“政敵”奧巴馬的政治遺產。但是，戰略上美國還是要與日本達成更高水平的自貿協議，因為這是世界大勢。
真正參與貿易談判的技術官員大多屬於不受選舉影響且政治上保持中立的事務官。
這些穩定的技術官僚實際上比在臺上經常換來換去的政務官更加理性和務實，也更能夠真正地代表國家和國家利益參與國際談判。
在前期TPP談判中，雙方最頂尖的事務官已經達成了協議，正常情況下並不會因為政務官的改變而做出劇烈的變動。
為了照顧特朗普的面子和情緒，做些微調則可令各方皆大歡喜。
為何談了兩年半多之久？
一方面是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夠說服在臺上卻又不懂具體業務的政務官接受既有條款——畢竟已經努力了兩年半了。
另一方面是因為，雙方國內依然存在巨大的反對力量，或者說保護主義力量，需要時間來反覆博弈，使因為特朗普退出TPP和發動貿易戰而被鼓動的經濟民族主義情緒得到足夠的發洩。
其實，按照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為特徵的全球化最符合各國的國家利益。
但是，以保護主義為特徵的重商主義幽靈在亞當斯密寫下《國富論》之後的數百年裡一直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遊蕩，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日儘管打了幾十年的貿易戰，但是最終依然能夠達成一個又一個新的貿易協議，根本原因在於雙方都認可並接受“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
無論是在簽訂《廣場協議》的1985年，簽訂TPP的2016年，還是簽訂日美自貿協議的今天，日本內部都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認為：市場經濟是個好東西，日本確實有需要改革的地方，應該藉機加快國內市場改革。
日本在奧巴馬政府時期與美國進行TPP談判時就已經下定決心開放市場。這並不是單純的來自美國等國家的外部壓力，更重要的是對自身能力和產品的信心。
例如在過去保護嚴重的農產品領域，日本消費者已經形成了本國農產品質量和安全性高於進口農產品的觀念，並且願意支付更高的價格來購買國貨。
△ 2018年7月17日，日本東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中）與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左）一同簽署“歐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2019年2月，歐盟與日本的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正式生效，標誌著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由此誕生。
日本已經向歐洲全面開放了農產品市場，所以理論上沒有理由再對美國封閉。
繼全面與進步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和EPA之後，日本又和美國達成了自貿協議，標誌著日本主流社會認同新一輪經濟全球化。
當前世界越來越呈現出不同速度的全球化。
一方面，美國針對世界上多個國家頻頻發起貿易戰，提高貿易壁壘，割裂了彼此之間的國際市場和自由貿易。
另一方面，以美日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卻進一步加深加快彼此的經濟聯繫和相互依賴。
對此，我們應該持續關注。
撰文 / 梁亞濱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教授、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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