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4日，灌河對岸是江蘇省連雲港的化工園區。 （IC photo/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4月4日《南方週末》）
過去十幾年，董溝村就這樣夾在兩片園區中間，兩岸工廠從無到有，從開到停，村民進城又返鄉，灌河水由清變濁，河口偽虎鯨去了又回。
“那些先富起來的佼佼者，是早期‘化工改變命運’最具說服力的成功樣本。”
72歲的江蘇連雲港董溝村農民劉成生放下噴灑農藥機，走向幾棵未開花的桃樹。他彎腰撿起一顆桃核，比劃了一下大小，“幾年前這核比現在大多了”。
一聲嘆息，緊接著是沉默。這片原本肥沃的農田上，劉成生記憶中那個綠水環繞、桃花盛開的畫面至今沒再出現。
劉成生念過私塾，頗有點文化，在這兒生活了一輩子。村民見到他，都敬稱一句“老先生”。
他所在的堆溝港鎮屬連雲港灌南縣轄下，離縣城如此之遠，即使開車也要一小時。心理上的距離更遠，堆溝港人身上常帶著一種特殊的刺鼻氣味，到了縣城，還沒走到人前，遠遠就能聽到一句，“堆溝來的”。
灌河兩岸，黃海之濱。十餘年來，化工廠魚鱗般密密生長在這裡。堆溝港鎮，就在這片魚鱗之中。
2019年3月27日，從縣城去往村莊的公路上很容易就會注意到，兩旁的桃花漸漸散亂，樹葉愈發稀疏。
這不僅是提醒人們進入了“化工城”，還揭示了另一個信號，那裡的環境確實存在危機。這種危機長期被忽視，直到近兩年方有好轉。
被忽視的還有安全。3月21日，灌河對岸的鹽城陳家港一串巨響，衝擊波震垮了門窗、房屋，以及人們的安全感。
然而，當人們終於從快速擴張的化工業帶來的發展中幡然醒悟，決意“不要汙染的GDP”，卻發現做起來也殊為不易。
招商引資內有乾坤
劉成生逐河而去，穿過一片灌木和枯樹，翻過一條一米來高的荒田埂，視野豁然開朗。灌河在眼前一路向東，灌入黃海。他停住腳步，指著對岸，那裡是位於陳家港的江蘇響水生態化工園，“3·21”爆炸事故發生地。
身後不到兩公里，則是連雲港化工產業園。
過去十幾年，董溝村就這樣夾在兩片園區中間，兩岸工廠從無到有，從開到停，村民進城又返鄉，灌河水由清變濁，河口偽虎鯨去了又回。
村民王同的家在董溝村靠灌河的一處溝裡，十幾年前殘破得搖搖欲墜，灶房屋簷老往鍋裡掉灰。全家四口人守著幾畝土地艱難度日。
“飢腸轆轆是常有的事，”王同回憶，“家裡沒錢供我讀書，早早就下地幹活。”那個年代，身處江蘇發展窪地的蘇北農民，最羨慕去蘇南打工的人。這意味著更多的收入。
很快，王同的豔羨成真。21世紀頭十年，蘇南地區環境汙染嚴重，不得不強力治汙。化工廠或關閉或遷往外地，蘇北成了一個主要的轉移點。從2003年起不到五年時間，連雲港、鹽城、南通三市臨海14縣快速引進化工業，將之作為發展經濟的優先選項。
這波轉移潮中，灌河兩岸地區接收了不少企業，其中包括江蘇江陰周莊鎮倪家巷村的一家化工廠。這就是“3·21”爆炸事故中的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廠不會拒絕來自蘇北的邀約。依灌河而建的陳家港、堆溝港和燕尾港三個鎮，齊齊開始招商引資。
招商詞中，都宣告這裡是化工產業集聚發展的理想之地。標緻性的舉措包括：廉價的土地、優惠的稅收和更低的排汙成本。
當地一家化工廠高層劉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企業入駐的前幾年，當地政府通常會減免稅收。據他回憶，他所在園區，對企業從獲利之年起實行留成部分先徵後返的政策，即前兩年全額返還、後三年減半。
三個鎮為招商引資各顯神通。例如陳家港內的化工園區在其官網介紹中，承諾對50年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有償出讓價為每畝3.5萬元人民幣，這在全國都屬較低水平。連雲港化工產業園則打出“環境牌”：東臨黃海，南靠“蘇北黃浦江”——灌河，北依省級排汙通道——新沂河……
這是當地一個公開的秘密，招商廣告中的賣點“環境容量大”，被企業解讀為“此地無銀的廣告詞”，其實質就是“納汙能力大”。
而距離連雲港化工產業園17公里的灌雲縣臨港化工園區，因為建園起步晚了，只好開出更低的土地價格作招攬。即便如此，它也是三個園區中大企業落戶最少的一個。
“那時都著急上馬，缺乏整體協調和規劃，”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所以屢有工廠從這個園區搬到另一個園區。”
“品牌”也是吸引企業的籌碼。國盛化工有限公司就是看中了當時蘇北地區唯一一家擁有“省級招牌”的連雲港化工產業園，於2005年開始在此投資建廠並生產。2012年下半年，更從江蘇常州整體搬來。
“常州待不下去了，當地嚴格限制碳排放量。公司產值接連下降。”國盛化工總經理周土林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
經濟上嚐到甜頭
優惠政策吸引了大量企業之餘，也導致引來的企業參差不齊。
“玩資本的人鼻子特別靈，聞到哪裡有機會，就迅速圍上來。”劉怡說，“據我瞭解，園區內一些企業老闆本身不懂化工，聽說化工賺錢後才‘半路出家’。”
化工業發展迅猛，一度讓蘇北經濟嚐到甜頭。
公開資料顯示，2004年之前，灌南縣財政收入還不足億元，2004年園區建起後，即使扣除稅收優惠，財政收入也達到了2億元。到了2018年，灌南縣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2.4億元。
河對岸的陳家港，化工園區曾一度上繳稅收4億元，約佔響水縣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2017年雖有下降，但園區還是提前兩個月完成縣裡下達的一年貢獻2.34億元稅收的任務。
受益的不只是地方政府。工廠聚集，人口明顯增加，化工廠周邊的超市、洗浴店、餐廳等獲益頗多。一名餐館老闆描述，兩層的餐館一到飯點就擠滿人，屋外還站了一批等位的。
王同如願進了廠，每個月領著四千多元工資，還有越來越規範的“五險一金”。家裡瓦房拆了，蓋起了二層樓房。在董溝村長達幾公里的主路上，這樣的小樓房隨處可見，富裕一些的家庭還蓋起了洋房。
生活改善讓人們忘了風險，即使心裡明白的，也認為沒更好的選擇。“那些先富起來的佼佼者，是早期‘化工改變命運’最具說服力的成功樣本。”當地一名正科級幹部向南方週末記者感嘆，“除了化工，沒有出路。”
灌河兩岸的人發現，他們早早就被裹挾進這場做大蛋糕的競賽中。
2000年至2003年任董溝村村支書的滕萬華，曾被抽調去為化工園區做拆遷徵地工作。滕萬華記得，當時上面催得緊，他挨家挨戶去做工作。很快，良田以“以租代徵”的方式被徵收。由於時代久遠，多名受訪村民對租金只能記得大概：2003年左右，土地一年租金在每畝七百餘元，到了2013年這一數字變成了九百多元並延續至今。
陳家港情況有所不同，土地多是被徵收。一名村民算了筆賬，算上安置費和土地補償費，扣除向集體繳納的費用後，他家每畝地一萬兩千多元，而再出讓給化工企業則是每畝三萬多元。他對差價頗有不服，懷疑遭村幹部截留。
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公開報道顯示，陳家港六港村原村支書李如山將一百多萬土地徵用補償款分批提取私用，最後獲刑6年。
環境安全成了當地的壓倒性話題。當初因化工廠迅速釋放的紅利而煙消雲散的雜音再次被提起：村裡基礎設施仍和以前一樣，醫療衛生條件沒有改善……
滕萬華覺得自己是最先想明白這個道理的。2003年時，他就以村支書的微弱話語權反對過化工廠的快速擴張。“官員有了政績可以升遷，企業賺足了錢也可以再搬，那生活在這裡的村民呢？”
自己種的莊稼，自己都不吃了
擴張的化工園區擠佔了村莊的土地，這個由灌河與新沂河澆灌的魚米之鄉，農業幾成雞肋。越來越多人依附園區而活。
王同很長時間都對“化工改變命運”深信不疑。他想著，財政收入增加了，會拿出錢把工業區附近的農房拆掉，讓他們搬到其他地方居住。即便不這樣，等自己賺夠了錢，也可以去縣城買房子。
一等就是10年。灌南縣城房價一截截漲起，拆遷令遲遲未至。董溝村至今流傳著一則逸聞：當初聽說董溝村要拆遷，許多遠一些的村子裡的姑娘擠破腦袋要嫁來。如今孩子都兩個了，她們仍沒等來拆遷。
2019年董溝村開始拆遷，但按照規定，它只能拆一部分。“我們嚴格按照500米這條紅線進行拆遷。”董溝村村支書王兵紅說。其依據是江蘇省2014年3月下發的相關標準——化工園區與居住區阻隔帶寬不低於500米，並設有綠化帶。
2017年，堆溝港鎮有官員接受採訪時表示，園區500米防護距離內的整體搬遷工作已基本結束。時至今日，這項工作仍在進行。
按照500米標準，更尷尬的是董溝村西側的九隊村。相比與堆溝港化工園區的距離，該村離陳家港的化工園區更近，僅隔著一條灌河。這樣的地理位置，讓整個村都不在拆遷範圍內。九隊村原以千畝梨園聞名，如今梨越變越小，梨樹幾乎絕跡。
更嚴重的是，劉成生突然發現，地裡種不出蔬菜了，玉米稈上常年飄著紅粉。“蔬菜我們都到其他地方去買，也不吃自己種的玉米。每到玉米豐收時，就有貨車來低價收購。”
條件稍好的家庭連自己種的水稻和小麥都不吃，董溝村村民潘明富就是這樣。他把稻米和麥子賣到外面，然後去更遠的村子購買米麵。
村民的擔憂並非全無道理。董溝村衛生室一名尹姓醫生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當地患消化道和呼吸道癌症的人數在這七年明顯增加，“2018年疑似得這種病的有30人”。
劉成生還記得，村裡飲用水來源就換過兩次。最初喝的是灌河水，灌河汙染以後開始抽地下水。再到2017年左右，家家戶戶的自來水是從縣城方向通過管道運輸過來的。
水和自留地的汙染狀況，在灌南縣政府2016年8月的一則通報中可見端倪：有個別企業雨汙分流不徹底，車間沖洗水、廢物料桶露天堆放，經雨水沖刷混入雨水管道。園區內雨水管網年久失修，管道淤積。遇到暴雨，雨水無法排出，內澇外積下，雨水會漫到居民區。
除了汙染，安全也威脅著村莊。車間起火甚至爆炸在某段時期曾頻繁發生。據南方週末記者此前的不完全統計，從2016年8月至2017年12月期間，周邊園區至少發生過四次起火或者爆炸事件。
以至於，每次聽到轟鳴聲，年邁的劉成生都會跑出屋子，看看是不是飛機飛過。
讓汙染企業“死”有多難？
隨著近年江蘇省環保治汙力度加大，灌河邊的地方政府終於發現：化工業成了身上揹負著的巨大包袱，但要卸下卻很難。
無論政府還是企業，都精細計算著其中的“經濟賬”。
對政府而言，陳家港、堆溝、燕尾三地經濟基礎本就不好，發展化工沒收到多少錢，現在還要政府往外貼。
“一個化工園區這麼多年累計納稅幾十億，而環保治理投入的資金要大得多，”連雲港化工園區管委會主任成健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們（縣）這兩年僅完善園區改建、防護林建設等六大基礎設施就要花二十多億。”
在企業的立場上，它們為環保和安全更新設備、聘請人員花費了大量物力，但又面臨資金短缺窘境。“聽說是搞化工的企業，銀行幾乎就不會給你貸款。”一名化工老闆介紹說。
當政府和企業都難以再為環保安全治理掏錢時，“拖一天是一天”成了本能選擇。
即便政府下了決心要讓汙染企業“死”，也依然很難。燕尾港臨港產業區化工企業協會辦公室主任張正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聽起來簡單關停的企業，對原設施、材料等的拆除、轉移處理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
結果就是，化工企業老闆即使去內地考察了新的建廠地址，也不會輕易離開。“離開了，前期投入就打了水漂。”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的多名化工老闆都有共同的想法。
之所以去考察新的地方，正是因為環保壓力不斷加大。到了2016年，江蘇省政府還啟動了“263”環境整治專項行動。
然而在實際當中的“門道很多”，逐漸地，企業選拔主要負責人時，相比業務能力，更看重關係網強弱。
蘇北某縣安監局工作人員還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了另一困境：安監的檢查人員少，對具體業務的監管能力不夠，對更新後的企業設備瞭解不足。
這自然影響了整治效果。2018年4月18日，央視經濟半小時報道，江蘇灌河口的化工園區貌似在壓力之下整改了，但只不過把一些東西隱藏得更深。例如原先藏在草叢裡的管道被埋在了地下，一般情況下不會被發現。
很快，全面停產整頓通知書來了，要求燕尾、堆溝和陳家港的三個化工園區“緊急剎車”。2018年5月30日，江蘇省環保廳網站發表題為“江蘇嚴查沿海化工園區企業環境問題 對違法企業堅決‘切一刀’”的文章。文章稱“不要汙染的GDP”、強調“江蘇不搞一刀切”。
隨後，連雲港市史上首次由市長、縣長帶頭抓環保。市縣聯動下，官員駐廠、用電量監控、物料登記和巡查等各種手段用於對化工園區的嚴防死守。
“一家化工廠某個項目想恢復生產，園區先驗收一次，上報給縣，縣報告給市。市裡安排第三方來驗收，驗收合格後市長簽字。”連雲港化工產業園環保分局局長王立江介紹。
即便如此，仍有企業頂風作案。化工協會的張正虎介紹，2019年初在燕尾港的化工園區還發現偷偷生產的。“現在形勢不同了，像這種偷偷生產的企業下場就是被趕出去。”
關停正成為一種必然選擇。南方週末記者發現，部分園區還制定了勸退指標。例如連雲港省級化工園區共有八十多家企業，將來會關停過半；燕尾港的化工園區未來勸退企業的比例可能高達70%。
張正虎發現，被趕走的工廠多是遷往山東、河南、內蒙古、甘肅等地。
三個園區全面停產整頓和區域限批之後，村民們表示環境大有改善，空氣中刺鼻的氣味少了。“我們有信心在恢復生產後，當地環境狀況不會反彈。”連雲港化工園區管委會主任成健表示。
“憂慮也在蔓延。”有知情人士稱。2017年，響水政協網上出現了一篇署名“響水縣政協委員、縣環保局副局長吳伯兵”的文章，當中提到，陳家港化工園區受到區位先天不足、環境整治等因素嚴重製約，“十二五”期間化工園區經濟發展已低於全縣平均水平。
2018年底，三個園區都有部分項目恢復生產。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為彌補停產損失，部分工廠加班加點，滿負荷工作，“連春節也加班”。
2019年3月21日，堆溝港對岸，恢復生產不久的天嘉宜爆炸了。事故造成78人死亡，超過600人不同程度受傷。
2019年3月27日，事故第七天，灌河兩岸天空陰沉，長鳴的汽笛聲讓清冷的空氣顫抖。
九隊村裡，當地幹部正帶著人來查看爆炸中受損的房屋。村民向幹部指出受損處，“嚴重吧？”
“受災情況一般。”幹部邊說邊在本子上記下。
“一般？這也叫一般？你看門窗炸沒了，牆上都出現了裂縫，瓦沒了一半。”明知挽回不了什麼，但村民依然拉住了幹部，“我們就在河邊，對岸就是陳家港化工園區，不拆遷搬走再出事怎麼辦？”
一如大多數時候，他們沒得到更多解釋。
汽笛長鳴時，劉成生正站在地裡照看著小麥。他買不起縣城的房子，家又不在500米拆遷範圍內，他說自己沒想到，“到老了，我竟然如此渴望離開故土，連宅基地都不想要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同、劉怡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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