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長我兩歲，今年73了。她的一生吃盡了千辛萬苦，為了我，為了這個家。由於她的長期過度勞累，晚年身體多病，風溼、頸椎、腰椎、失眠等。這使得本該安享幸福晚年的她卻怎麼也過不上真正安逸、舒心的生活。讓我時刻牽掛、總是痛心。
我的姐姐
我們的家庭是一個充滿苦難的家庭，母親因病去世時，我們兄妹四個，最大的哥哥只有七歲。全靠父親獨自一人艱難地操持著這個搖搖欲墜的家庭。姐姐從小就比我懂事，時時處處讓著我，愛著我。她更是一個懂得擔當的女性，為了減輕父親的壓力，她過早地挑起家庭的重擔。我無法感受母愛的滋味，卻飽嘗了人間最珍貴的父愛，更使我刻骨銘心的是，我有一個永遠值得驕傲和尊重的姐姐，對我而言，長姐如母。
我的父親
父親雖然辛勞無比，可是他千方百計讓我們在讀書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1964年，我們兄妹三人全部都在肥東縣長臨河中學讀書(妹妹已在艱鉅時離去)。就在那一年，很快就要參加高考的哥哥突然患上一種惡性腫瘤，父親帶著他看了很多大醫院，最後也沒能治好他的病，反而使得家裡背上了鉅額債務一貧如洗，父親也心力交瘁。懂事的姐姐主動選擇了退學。但是她要我無論如何必須堅持下去，不要輟學。還給我想了一個主意，叫我到遠在黃麓師範教書的二祖父那裡要了開學的錢。並且告訴我，只要有錢開學就行了，以後她在家勞動，肯定有辦法供我上學的。其實姐姐何嘗不想讀書，她在學校是班級裡學習成績最好的一個，只要能堅持一年下來，她就有希望跳出“農門”。當年她們班裡的好幾個女同學都考上了中技學校，後來成了令人羨慕的城裡工人。
就這樣從1965年開始，17歲的姐姐從此就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農民了。在生產隊裡，她是群眾誇讚的好社員，什麼髒活、累活她總是搶著幹，認真幹。雖然家庭出身不好，但她卻是生產隊的記工員，每天記錄全村社員的出勤情況，由此可見人們對她的信任。在家裡，父親的擔子輕多了，燒鍋做飯、澆衣服.....所有的家務完全由姐姐打理。那時村子裡就我一人在長臨河讀書，每個週六下午放學後，我都要步行二十多里路回家，通常都是到晚上七點多鐘才能到達村子。姐姐不放心我，她每個週六下午總是接到七八里開外的地方，無論颳風下雨，一次也沒落下。每個週日下午離家時，她總是把早就給我精心準備好的，我最喜歡吃的菜給我帶上。
我的叔祖父
我們那時上學，還要每次從家裡帶上米到學校交給食堂。姐姐總是和我一道，不是揹著就是挑著，把我送得老遠老遠，然後才依依不捨地站在那兒，望著我漸漸遠去的身影，直到看不見我的時候才離去。有一件事是我終生永遠無法忘卻的。記得是初二下學期的一個週六下午，因為參加學校的運動會，太遲了不能回家。可姐姐卻仍然按時接我，一直到晚上快十點鐘的時候，她接到了學校。那一次，我和姐姐是夜裡十二點多鐘才到家的。姐姐自己放棄了學業，可她卻象慈母般地照顧著我完成了初中的學習。使我終生無法忘懷初中時代的最後兩年。
1966年，我成了回鄉知青，開始了我十幾年的農民生涯。那時的農村條件非常艱苦，特別是我們村子田多人少，人們的勞動強度很大。但是我們一家三口全部都是勞動力，沒有人吃閒飯，己經能慢慢地償還曾經的債務了。我也每天都好像有渾身使不完的勁，不知道什麼是苦什麼是累，津津有味地幹活無怨無悔。但是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進行，父親是戴著雙重帽子的管制人員，而我們做子女的也經常跟著後面“沾光”了。幹活出力不討好，被歧視、受欺凌的情況時有發生。可是姐姐表現得總是那樣逆來順受。而我就不一樣了，我的性格特別倔強，或許是因為我天生就是一個好與命運抗爭的叛逆者。所以經常會因為遭受不公而與他人發生言行上的衝突。而這時，姐姐總是跟著我的後面“穿長大褂子”，向人家賠禮道歉等。哪怕是回到家裡，我們姐弟抱頭痛哭得死去活來，而在外人面前，姐姐從不逞強，總是以一個弱者面目出現。那是她深諳“人到彎腰處不得不彎腰”的道理，她更深知這是保護她最疼愛的弟弟的最好方法。
後來我和鄰隊的一位姑娘談起了戀愛，那是我一段刻骨銘心的初戀。女孩的出身和我一樣，我們是一對同命相憐的苦兒。我們如膠似漆、甜甜蜜蜜、信誓旦旦地憧憬著美好的未來。可我們太幼稚了，在那個年代，世俗傳統觀念，宗派習慣勢力硬是把我們活生生地拆散。那痛徹心扉的失戀，使我完全崩潰了，我失望到完全不能自拔，頹廢、沉淪，整日就像一臺麻木的機器人，只知道幹活，不吃不喝也不說話。姐姐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可怎麼也勸說不了我。其實姐姐那時已經訂親了，是父親的一個老部下給她介紹了一個城裡的工人。眼看著我一天天的消瘦，卻還在不斷地沉淪。姐姐比誰都清楚，我的自由戀愛一旦失去，這一輩子絕無第二次機會了。就在那時，姐姐做出了一個大膽的，令人意外的決定:解除婚約。她要堅守這個不能沒有她的家庭，她要永遠呵護弟弟，孝順父親。儘管她明明知道，自己將會永遠失去脫離苦海的機會。
1972年，經過一個好心長輩的周旋，姐姐被換親了。所謂換親，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特定產物，即兩個特殊家庭的兩對青年男女交換成親。當時的情況是像我們這樣家庭背景的男孩是根本無法講到對象的，根本不可能有人願意或者是不敢把姑娘嫁給一個被管制人員的兒子，誰願意把自己的姑娘往火坑裡推呢？還有一個現象是但凡一個特別困難人家的孩子也是萬難講到對象的。那一段時間，大多數有政治背景家庭的子女就只能和這樣極其貧困的家庭聯姻換親了。
姐姐嫁過去的家庭就是一個父親帶著四個孩子的家徒四壁的特困戶。但即便是這樣的家庭，有姐姐過去辛勞的操持，努力地拼搏，後來也徹底的改變了面貌，她的家庭在那麼大的村子裡居然也過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但這裡面有姐姐太多的難以想象的沉重付岀，那是心血和汗水的付出，青春如玉的犧牲。實際上，姐姐嫁過去的最初幾年，她是兩個家庭的主心骨、頂樑柱，兩家的大事都少不了她的親力親為。第二年，我也在姐姐的操持下被結婚了。但我很幸運，我遇上了一個無比善良、賢惠、善於吃苦耐勞的窮人家的好姑娘。最終徹底改變了我們的人生和家庭，這裡面有她一半以上的功勞。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兩個家庭和所有的人家一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自學成才，如願成了一名中學英語教師，兩個子女也成為了人民教師。姐姐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學，有了更好的工作。原本可以幸福地安享晚年的姐姐，因長期在農村苦做苦累，養成了一種勤勞儉樸的習慣，怎麼也歇不下來，她不顧多種病症的煎熬，仍然每天辛勤地操勞著，就是不聽從大家要她多休息的勸說。每年總是把自己收穫的糧食、菜油、雞蛋和各種農產品甚至蔬菜源源不斷地送給我們。任憑大家怎麼勸阻，可她就是不聽。只有我心中深深明白，這是她終生養成的習慣，她是要永遠地呵護著我，就像一個偉大的母親永遠庇護著自己的孩子一樣。
最憶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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