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成： 留學大潮與百年學術振興之夢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人赴歐美留學者不下數百萬，在國外學術機構任教和從事研究之人也超過萬人，這是中國當代社會和學術的一項重要發展。二○一○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在美國發現歷史：留美歷史學人反思錄》一書，彙集了三十一位現在美國任教或擔當行政事務的歷史學人的回憶。就是書出版的意義而言，此前雖也有一些留學生個人的回憶，但留學僅作為其人生經歷的一部分，並沒有談及太多留學受到的專業訓練及其學術研究。此書作者都是畢業於國內大學本科，後因不同機緣而赴美攻讀中國史、東亞史和中美關係史博士學位。作為同一專業留學生的集體著作，本書也就沒有太多著墨於個人生活，而是重點從專業角度講述了其留學體驗和學術感悟——包括美國教授們一絲不苟的專業精神、嚴格的學術研究規範、透明和頗具公信力的學術評價制度，以及各種學術資源（包括檔案在內）充分開放和較易利用的良好學術環境。讓人頗有所感的是，相對於那些較易拿到全額獎學金，且畢業後較易在美國找到工作的理科、工科留學生來說，這批留美中國歷史學人的人數比例不會太高，然唯獨他們用中文出版了自己的留學經歷，表明了其與國內學術的密切關聯和更多殷切期待。款款之情，如序中所言：除了作為對當代中國留學生進行學術研究的口述史料之外，希望“也可能為正在國內求學的年輕學子送去一份思考”（王希、姚平編：《在美國發現歷史：留美歷史學人反思錄》，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年版，6頁）。
如果放眼中國學術百年振興之路，赴國外留學中國史研究，怕是一個讓國人感到有點尷尬，且也有更多思考的話題。畢竟，在近代以來歐風美雨的強力衝擊之下，讀書人雖總長嘆“百事不如人”，但對國人的中國史研究，則還有相當的自信。一九二一年，梁啟超在南開大學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稱“中國於各種學問中，唯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梁啟超史學論著四種》，嶽麓書社一九八五年版，116頁）。那個時代的自然科學，在中國還只是處在一個創始階段。主持者多是些自幼熟讀儒家經典，少年就讀於各省創辦的格致書院或自強學校，然後去日本大學（相當多還是師範學院）速成回國的留日學生。這一時期不要說整個中國沒有需要大量投入的實驗室，就連一些近代以來重要的西方自然科學經典，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頓和麥克斯韋爾等人的主要著作，也沒有一部被完整地譯成中文。
相對而言，中國人治中國歷史，有著語言、文字和文化的天然優勢，國人普遍相信可以與外國學者相抗衡。一九二二年，胡適、顧頡剛等人成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認為對於從外國輸入之新學，曰我固不如人，猶可說也；“以中國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國人竟不能發揮光大，於世界學術中爭一立腳地，此非極可痛心之事耶！”（《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重要紀事》，《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一九二三年七月]，561頁）此後，即如最趕西方史學新潮，熱衷服膺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方法的郭沫若，於一九二八年前後撰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時也說，中國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實在是比穿山甲、比蝟毛還要難於接近的逆鱗。外國學者對於東方情形不甚明瞭，那是情理中事。郭沫若的研究期許是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為思想嚮導，而於其所知道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載《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9頁）。大概出自同樣認知，一九二九年，陳寅恪贈言北大史學系畢業生，稱“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鑑於當時沒有多少國人在國外留學中國史研究，陳寅恪所指大概是日本學者的東洋史，乃至中國史研究，被世界學術更多認可和接受，並尤體現在作為當時的顯學，即語言—種族意義上中外交往的歷史研究。
陳寅恪長期遊學於日本和歐美，自然知道留學對於中國現代學術振興的重要意義。一九三五年二月，陳寅恪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一文中寫道：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在他看來，當時雖有研治史學之人，但大抵於宦成以後，休退之時，始以餘力肄及，殆視為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由此，他的推論是：“當時史學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誠可哀矣！”（《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506頁）就實際歷史來看，有清一代學術最高成就的乾嘉學派之幾位領軍人物，如王鳴盛、錢大昕、趙翼等，的確都是年輕入仕，中年或晚年方告假回鄉，潛心著述課徒。陳寅恪強調“當時史學地位之卑下若此”，正是基於近代學術專業化的認知，應該與其長期遊學歐美的經歷相關。畢竟，十八世紀的劍橋、牛津雖也設有近代史講座，但附屬於神學而非獨立的歷史學科。擔任教職的教授們，包括詩人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在內，很少講課或從來不講。同樣，法國學院雖於一七六九年首次設立歷史和倫理學講座，但佔據主導地位的是藐視史學的笛卡兒派，認為形而上學中的一項原則所包含的真理比一切歷史書所包含的真理還多。
這不奇怪，十八世紀的歐洲大學，不只是歷史學作為宗教、哲學的附屬，就連物理、化學也沒有什麼專業地位。因為其時高等教育的重點是培養神職人員、法律人士，以及實用目的的醫生，而非專業學術研究人才。在大學任職者，大多數人的自我定位首先是紳士，其次是教師，最後才是專業研究者。就歷史學而言，率先走出學術地位“卑下若此”的，是曾在陳寅恪長期遊學的柏林大學任過教的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一八二五年，蘭克因出版《拉丁與條頓民族史》而聲名鵲起，從法蘭克福的一名中學教師，被聘於柏林大學擔任近代史講席。不過，即使在當時歐陸最富有活力的柏林大學，史學仍然不是一門專業學科，蘭克作為學校的一名編外教師，儘管他信心滿滿，但聽課之人寥寥無幾，令其沮喪。一八三三年，蘭克召集最親近的一批學生，在家中創辦學術研討班（seminar），以問答和辯詰的形式，討論具體學術問題。大概是置身於這些對純淨學術更有興趣的學生之中，學術研討班上的蘭克一反在教室裡的呆板、木訥和乏味，充滿了激情、活力與熱忱。蘭克堅持不理會當下各種政治爭論，也不在研究中帶有浪漫主義的熱情，而是力求客觀地追索歷史真實。正是蘭克及其門生，恪守這種在研究工作中近乎苛刻的嚴謹性和一絲不苟的態度，史學方才成為獨立於宗教和哲學的一門專業學科，並有了自己的學術尊嚴和學術聲譽。
在蘭克學派的影響之下，美國史學通過大批留學生的推動，不久也走向了現代學術振興之路。最初，美國沒有像樣的專業研究人員培養和教育體系；英國大學的重心是培養紳士，而非學者；法國的學位相當難取得，且還讓篤信宗教、崇尚自由的美國學生面對“無神論”和“教皇論”的雙重危險。相對而言，德國的留學費用不高，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留學生一年的花費，包括交通費用，比在美國著名大學學習一年的費用少三分之一，故有成千上萬名美國學生來到了德國。讓這些美國留學生感到震撼的，是相對於其時美國教授的衣衫襤褸、萎靡不振，德國大學教授除收入不菲，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之外，且還執著追求歷史真相，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就像修道士那樣忘我、敬業（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楊豫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九年版，28—29頁）。一八五七年，美國只有十二名大學歷史教師，一八九五年增加到百名左右，其中近一半在德國大學學習過。一八八○年，曾在德國海德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亞當斯(Herbert Baxter Adams,1850-1901)，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創辦學術研討班。其歷史影響，用一九六四年擔任美國曆史協會主席的博伊德教授（Julian P.Boyd，1903-1980）的話說：“在這短暫的歲月裡，他的研究班向全國各地輸送了一批又一批善於運用原始資料的研究生，他們準備根據理性和真理，來對抗那些膚淺的、虔誠的、褊狹的、很長時期以來濫用史學這面旗幟的各種的勢力。”（朱利安·P.博伊德：《應急淺見》，載《現代史學的挑戰——美國曆史協會主席演說集〔一九六一——一九八八〕》，王建華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64—65頁）大致說來，在美國現代學術發展史上，這個過程只有三十多年。到了一九一○年前後，美國形成了高水準的專業學術人才培養體系，再也沒有大批漂洋過海、前往歐洲留學的現象。
與之相似，日本史學的學術振興也深受德國的影響，並通過留學推動。其時，日本除派遣大量留學生之外，還聘請歐洲教授直接擔任日本重要大學的教職。一八七七年四月，日本第一所現代大學——東京大學創辦時，在校學生一千六百人，日本教師雖有六十九名，但整個研究與教學實際上由來自英國、美國、德國、法國的三十多名外國教師承擔。一八八七年，蘭克的學生利斯（Ludwig Riess，1861-1928)擔任成立不久的史學科講座。在此後長達十五年的教授生涯中，他培養了一批日本學術振興的重要領軍人物——日本史學理論、日本經濟史開創人內田銀藏，日本古代史、民俗學家開創人喜田貞吉，日本古代史、日本古文書學開創人黑板勝美，以及被視為日本東洋史開創人之一的白鳥庫吉。其中白鳥庫吉的影響最為重要。一八九九年，萬國東方學會在羅馬召開，白鳥庫吉雖因故未能參加會議，但提交了《突厥闕特勤碑銘考》一文，以考證詳實、分析精確，引起了歐洲漢學家們的高度注意，成為在學術領域裡最先得到歐洲學術界尊重的亞洲人。在接下來三十多年的教學和研究生涯裡，白鳥利用掌握多種語言的能力，通過對塞外地名、族名的考證，重點關注了塞外史、東西交涉史，以及東洋各民族的興亡和交替，將內地亞洲的歷史與中國中原乃至東亞和世界歷史聯繫在了一起，被認為是在日本最先具有國際意識，並也是“日本東洋史開拓的第一人”（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洋史學》，東京青木書店一九七六年版，12頁）。同樣，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日本已能培養高水準的專業研究人才，再也不必潮水般地湧向國外留學。就如在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裡的日本十多位物理、化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幾乎都在國內受的教育；在日本頂尖大學任教的歷史教授，也幾乎都是日本自己培養的。
近代中國學術振興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一九二七年由蔡元培等人鼓吹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並由曾在歐洲遊學七年的傅斯年擔任了史語所的所長。傅斯年在致第一歷史研究組負責人陳寅恪的信中，期望展開對宋學這樣一個比較純粹的中國學問的研究，以與外國學者相競爭。談到人員構成，傅斯年的意見是：“此時修史，非留學生不可。”（王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一卷，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二○一一年版，227頁）現存史語所的檔案也表明傅斯年不遺餘力地獎掖留學。在傅斯年看來，就中國史研究而言，留學歐美，“無非開開眼界（此事極要緊），帶點工具回來”（《致楊銓〔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傅斯年遺札》上冊，427頁）。這是由於那個時代歐美的中國史研究還沒有展開，幾乎沒有一個大學開設中國史課程。以斯坦福大學為例，坐落在西海岸與太平洋亞洲事務聯繫最密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設東方學課程雖然最多，但在一百三十餘種歷史學課程中，遠東史有九種，其中日本史居其四，其餘則是包括菲律賓、中國、交趾支那在內的遠東史。一九三九年，赴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繫留學的週一良，在給傅斯年的信中稱其中國史研究乏善可陳。週一良寫道：該系諸公尚有自知之明，對中國學生之選課，有相當之自由，蓋本系內原無可談之課也。教授們利用中國學生增加本系在學校中的聲望，而中國同學則利用此獎學金選習本系之外的課程，所謂“掛羊頭賣狗肉”。週一良自嘆道：在美國大學之中文系做學生，細思之終可恥耳。此間中文教授，有G.R.Wau研究過中國的佛教、道教，“一良曾為文評之，錯誤百出。其他洋人，亦多一知半解，即不可一世，以為中國學問非待本輩研究，永無結果，可惱亦復可笑。同學者每有喜於洋人辯論者，一良大抵一笑置之，不屑與之論短長也”（《週一良函〔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載《傅斯年檔案》，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館，李15-3-4）。再說到這封信的產生，是傅斯年先來函詢問週一良畢業之後的打算，有勸其返國後到史語所任職之美意。幾十年後，週一良說看到傅斯年致時任北大校長鬍適的信中，提到他的名字，並說：“恐怕要給他教授的名義，給教授也值得。”（週一良：《畢竟是書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42頁）
傅斯年矢志于振興中國學術，“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舉才自然不能唯留學生是用。他對於畢業於本土的新俊，只要是潛心向學，同樣熱情延納。如沒有喝過一天洋墨水，後來成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嚴耕望，在到史語所工作之前，與傅斯年沒有任何交情，且還是與之有不同學術取向的錢穆的學生。一九四五年七月，當他申請史語所工作時，自以為“異想天開”，只有一線希望。他沒有想到申請書和研究論文遞交之後，立刻得到傅斯年的積極回應。臺灣史語所現存檔案中保留了這些來往信件。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在重慶的傅斯年，致函在李莊史語所暫代所務的董作賓，稱是年請求入所之人甚多，凡無著作者，都被他謝絕了。有著作三人中只有嚴耕望，似是難得之一人才，擬提議任其為助理研究員，請董作賓召集所務會議討論。傅斯年寫道：“嚴耕望之作為弟之提議，惟一切均請會中決定。”（《傅斯年函董作賓》，載《傅斯年檔案》，雜23-13-8）幾天後，傅斯年又致函董作賓，詢問本年請求入所各人之文件早經寄上，未知已開過會否？傅斯年的意見是：“嚴耕望君應可通過。彼在此守候已久，弟囑其即赴李莊。水漲消息阻隔，未得兄示意,因其不能久待，乞諒之。”（《傅斯年函董作賓》，《傅斯年檔案》，雜23-13-9）所以，當晚年嚴耕望回想起傅斯年對他的關切，說“總是寄予永恆的無限的感念”（《治史三書》，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295頁）。
關於留學大潮，其時並非沒有批評。上世紀三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大力推進工業化，努力提升教育和科技水平，派出了大批留學生。一九三六年前後，胡適等留歐美學人主編的《獨立評論》就此展開了討論，焦點之一就是中國何時才能培養出自己的專業學術研究人才。一九三一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一九三五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齊思和撰文指出：在國內一個大學生一年開銷五百元，已經綽綽有餘；歐美貴一點的大學一年要用五千至六千元。即使最便宜的日本，一年也要上千元左右。一九三四年，教育部統計在國外留學人數約五千人，年費約國幣二千萬元。按照齊思和的計算：留美學生共有一千二百人，再加上其他各國的留學生，總數應不下八千人，用費絕不下三千萬元。這足與全國公私立大學經費相等。“在山窮水盡的中國，每年又有大量金錢的外流，又是何等的損失！”（《選派國外留學生問題》，載《獨立評論》第二四四期，6頁）同樣也是留學出身的蔣廷、任鴻雋提出一個替代方案，即聘請外國專家和學者到中國大學任教，不必每年耗費若干萬元，送少數人到外國去受訓練。在他們看來，“過去六十年選派留學生的歷史，告訴我們這是一種極少效果極不經濟的辦法。我們最近二十年來的努力，關於各種設備，已和外國的大學，相去不遠。有的時候我們的房子還要比外國大學來得高大、來得漂亮。所缺乏的只不過是良好的導師而已”（薛容：《關於選派留學生》，載《獨立評論》第一五○期，17—18頁）。另一種稍顯偏激的意見認為：在我們不能自信可以獨立地建設新中國以前，留學當然有它存在的必要。這種制度只能當做過渡的橋樑，而不是康莊大道。該文作者進一步指出：日本選派出洋留學生和中國選派出洋留學生大概是同時的。一個是利用留學政策，樹立一個現代的國家；一個是利用留學政策，造就了大批的高等華人。這篇文章還不客氣地說：“現在日本留學生在歐美各國是為數極少；而中國留學生的足跡幾乎普遍了歐美各國。這種如瘋若狂的留學風氣的確是中國最大的羞恥。”（李宗羲：《關於留學的幾個先決問題》，《獨立評論》第213期，11—17頁）
順著齊思和等先輩的思路，我們反觀今天的留學大潮。最新的發展是隨著近年來人民幣升值和極少數富庶階層的崛起，留學人數之多和所學專業之廣，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作為目前還方興未艾，且愈演愈烈的一個趨勢，誰能說得清這其中到底流失了多少國民財富。當然，不同於中學、本科留學國外，以及學習法律、經濟、統計等實用專業，需要交納高昂學費和承擔當地生活費，撰寫《在美國發現歷史》的那些在美歷史學人，以及今天在美國頂尖大學的東亞系、歷史系學習中國史的眾多留學生，大多都能夠申請到美國的全額獎學金。雖則這一類留學沒有太多帶動國民財富的流失，卻在更深層面上標示出當今中國培養和訓練專業研究人才的窘迫。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除高科技產品之外，幾乎製造了全球所需的所有日用消費品，卻也無法有效地培養出自己的學術專業研究人才。甚至相當多就讀於“二一一”重點大學的年輕學子，即使興趣在於研究中國，卻仍夢想“在美國發現歷史”。好在，政府近來陸續出臺了一些被稱為“千人海外人才引進計劃”的招聘舉措，針對大批留學生畢業之後，滯留不歸，不惜斥資百萬乃至千萬人民幣，專門延攬那些能更快帶來經濟或展示性效益的理工科留學生。雖然，包括中國史在內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留學生，不在政策規定的範圍之內，但這些舉措清楚表明當局想急於振興當今中國學術和高等教育。然而，揆諸近代歷史，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日本，乃至三十年代的中國，政府都未曾採行特殊的高薪延聘制度，而大多數留學生卻能學成之後，隨即歸國，並在各自學術領域裡發揮重要作用。究其原因，除個人才智和學術素養之外，關鍵在於其所處的學術制度，無一例外都能夠自由創辦和出版學術刊物、自由組織專業學會，並有能夠通過與學校行政當局及政府進行集體談判的完整機制，以維護和爭取自己作為專業研究者的基本學術權益。因此，要想讓“楚材”不至於都被“晉用”，留學人員和本土新俊均能為國內學術振興而自由揮灑才情，最重要的還是要確立良好的學術制度和培育良好的學術環境。否則，如果只用重金在海外招聘了一流人才，而學術制度仍是二流、三流，再以負責學術的官員是四流、五流，那麼學術環境就一定是不入流。所謂振興學術，並最終結束這一曾讓百年來中國學術英雄氣短的留學大潮，怕又是一個新的天方夜譚。
原載《讀書》2012年第8期，第103－111頁。
本文轉自：美國史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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