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學“中國化”看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
吳震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原載於 《哲學分析》第9卷第1期
孔子二五六九年戊戌四月初四日庚戌
耶穌2018年5月18日
注：本文為上海市儒學研究會2017年會上的主題發言
這裡所說的“西學”一詞，是一個泛稱，最早出自17世紀初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艾儒略（1582—1649）撰述的一本書的書名：《西學凡》。這是相對於“中學”而言的泛指西方學術的一個術語，其中就包含了亞里斯多德、托馬斯·阿奎那等西方哲學、神學等重要思想。而這種介紹伴隨語言翻譯而出現了大量的新學術用語，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溝通乃至碰撞，歷史上稱之為“西學東漸”的現象。
其實，這一對中國傳統文化形成重要影響的文化傳播現象早於艾儒略的16世紀末的利瑪竇（1552—1610）時代便已經發生，並導致“儒耶互補”這一奇特思想現象的出現。此一現象又可稱之為儒教與耶教的“雙重轉化”之現象——即儒耶在互相汲取對方思想之同時，又將對方的思想轉化成自己本土的語言概念及其敘述格局。
然而，人們或許已經忘記另一個現象也幾乎在同時發生，即“東學西傳”，正是自16世紀末以來，通過傳教士的大量書信以及對中國經典的翻譯，將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傳到了歐洲，乃至在17世紀以及稍後的歐洲啟蒙運動過程中，出現了諸多“中國因素”，如法國的伏爾泰（1694—1778）、德國的萊布尼茲（1646—1716）以及沃爾夫（1679—1754）等等都對中國思想表示了尊重和讚賞，而沃爾夫曾因發表《中國的實踐哲學》的演講而受到教會的攻擊，並被普魯士國王驅逐出境，更是轟動當時歐洲的著名事件。
因此可以說，在17世紀的東西方，就已經同時發生西學“中國化”與中學“西學化”的兩種文化轉向。儘管這一波中西文化交往的潮流很快隨著帝國主義的崛起而偃旗息鼓，在哲學以及世界史的觀念上，以黑格爾哲學史觀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義成了19世紀的一種主流價值觀，中國文化在強勢的西方文化的面前卻顯得相形見絀、萎靡不前。
對中國而言，第二波中西文化的激烈衝撞則發生在19世紀末，準確地說，自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整個中國社會迎來了風雨飄搖、急劇轉變的時代，特別是思想文化層面的各種變化到了目不暇接的地步，借用尼采（1844—1900）的一句話，這是一個“重估一切價值”的時代，借用杜亞泉（1873—1933）的話來說，則是一個“思想戰”此起彼伏的時代。張灝稱之為近代中國轉型時代的開始，直至1920年代綿延不絕。
誰曾想到，1870年代，正當洋務運動發軔之初，李鴻章（1823—1901）發出的一句預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真可謂是“一語成讖”，就在這短短的二十餘年間——放寬地說，也就是三十年間，竟如同現實生活劇一般，一幕一幕地上演，中國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一、近代以來“西方化”與“中國化”的雙重轉向
其他且不說，就傳統文化而言，在這個社會轉型的時代，面臨著“雙重轉化”的命運：一方面，傳統文化的學術形態在面對強勢進入的西方文化，開始發生“西學化”的急速轉向，20世紀初，各色各樣的西學漢譯著作蜂擁而至，西式學堂紛紛取代傳統教育，便是明證；另一方面，來自西方的外來文化在與中國傳統文化遭遇之際，為適應中國本土的各種需求，也面臨如何“本土化”——即“中國化”的轉向問題，例如1917年俄國革命的一聲炮響為中國帶來的馬克思主義。
另一方面，面對洶湧而至的西學衝擊，以“國學”為名的各種傳統文化逆勢而上，例如以1905年為標誌，劉師培（1884—1919）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國學扶輪社”，鄧實（1877—1951）等人創辦了《國粹學報》雜誌，隨後不久在北京、無錫、杭州、成都等地紛紛出現了“國學會”或“國學保存會”等組織，掀起了一場“國學”運動，而這場國學運動的產生與發展，出現了兩種趣向：一是保存國粹以對抗西學，一是運用國粹以轉化西學。前者屬於激進的文化保守主義，將“中西”對置起來，而後者則是溫和的文化保守主義，對外來文化採取的是一種“調適”的姿態，如何通過轉化以便為我所用，這就涉及“中國化”的問題。
這裡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這兩種文化保守主義的區別。例如1906年章太炎（1869—1936）喊出了“以國粹激動種姓”的口號，將振興國學看作是一場“革命”運動、“救國”運動，另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許守微在《論國粹無阻於歐化》（《國粹學報》第1年第7期）一文中更是明確指出：“國粹者，精神之學也；歐化者，形質之學也。無形質精神何以存，無精神則形質何以立？”又說：“國無學則國亡而學亡，學亡則國之亡遂終古矣。”將“國學興亡”與“國家命運”聯繫起來，為力挽國學“歐化”命運於既倒之際，而有必要抵禦西學而重振國學。
另一方面，例如新文化運動之旗手的胡適（1891—1962）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就比較溫和，他說：“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為什麼呢？因為，在方法上，西洋學者有“科學的方法”，可以用來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同時，在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參考”，可以為我們提供許多“借鑑的鏡子”（《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見《胡適文存二集》，1924年）。
一個最為顯著的例子就是胡適自己在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全面借鑑了“西學”的鏡子，大膽採用西方哲學的一套框架，這一點被當時的蔡元培（1868—1940）以及後來的馮友蘭（1895—1990）一眼識破，並承認這是胡適此著的特色也是一項貢獻。就連馮友蘭自己的30年代問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卷所採用的也是西方哲學尤其是“新實在論”的分析框架，這是他自己在晚年的回憶錄《三松堂自序》裡所坦承的事實。
至於以熊十力（1885—1968）為首的“現代新儒家”及其一脈相承的“港臺新儒家”除了極個別的人物以外，基本都屬於文化保守主義陣營的干將。由此可見，清代以來早已形成傳統的一套學術話語體系，在西方哲學的概念體系的衝擊下，顯然已不得不發生各種“西學化”的轉向，事實上，在19世紀末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這種轉向已然是一個自覺的過程，人們已經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驚異。
另一方面，如何將西學通過一番轉化之後，進而為中國的學術建設所用？這其實就是將西學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使其發生“中國化”轉向之後才有可能。基於這一觀點，我們則可說，西學“中國化”這一歷史進程肇始於“西學東漸”，歷經洋務運動，及至戊戌之後而終於形成不可逆轉之勢，自此以往，人們面對各種外來的新思潮，如何將此實現“中國化”的轉向，成為迫切的時代問題。
人們開始思索如何通過運用西學資源來增強自己的物質文化之同時，在政治文化上也要向西方先進文明學習以改變自己的精神體質，於是乎，各色各樣的文化激進主義以及與此相伴的文化保守主義風起雲湧、互相糾纏，都想為自己的主義主張找到可以在中國落腳的根基，或主張“全盤西化”或主張“中體西用”，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圍繞“新舊”、“古今”以及“中西”等問題——即新舊、古今、中西三大問題群——而引發了各種“思想戰”。
二、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西學“中國化”
但是，由“後見之明”的歷史角度看，近代中國轉型時期的西洋器物“中國化”的進程不斷加快，推動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因而西學“中國化”也就必然被納入整個中國社會轉型時代的“現代化”進程之中；然而另一方面，在20世紀初，西洋學術“中國化”的成功案例卻很少見，即便“中國哲學”學科在1910年代就得以建構起來，但卻無法與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成功地轉化出“中國佛教”相比，甚至“中國哲學”本身的合法性問題依然困擾著正在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精英學者，中國傳統文化是否已經發生脫胎換骨的轉變，轉化出可與西方哲學比肩的所謂“中國哲學”，依然是一個謎。
在眾多研究論述的實踐中，人們發現的事實是，所謂“中國哲學”只不過採用西哲的概念模式來重新安排中國傳統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的敘述格局，而真正意義上的本土哲學的“現代化”與外來哲學的“中國化”這一雙重轉化的歷史進程則可謂是“路漫漫其修遠兮”。
直至當今，各種外來思想文化仍然在不斷髮生中國化的轉向，例如現當代各種西方哲學思潮——從自由主義到社群主義，再到美德倫理學等理論範式；從“西方中心論”到“中國中心論”再到“文化多元論”等各種觀念立場，無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範式帶來衝擊或影響，如何將這些理論範式轉化成中國傳統文化乃至中國哲學研究的資源，似乎仍需要更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實踐。
必須指出，在學術領域內的所謂“中國化”的背後，其實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需要面對——即“中國化”得以可能的依據究竟何在的問題，換言之，我們究竟憑藉什麼傳統文化的資源以使外來思想文化得以成功地轉化出當代的“中國思想”？在此過程中，我們又必然遭遇如何處置和應對“傳統”與“現代”的關係這對老問題——即傳統文化是否與現代進程必然發生衝突而無法相容？
事實上，如果我們無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存在價值或當代意義，那麼，恐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真正實現也將是一句空話，最終建構起來的或許只是擬似“西方馬克思主義”而已。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雖然有多種表現形式，但至少可以說，在當今中國文化復興的背景下，“中國化”問題首先就是如何正確看待傳統文化的問題。
從中國哲學特別是傳統儒學的研究專業者的角度看，西學中國化首先不是一個觀念命題，而是一個實踐命題，從歷史上看，西學中國化更是歷史命題。古代中國發生的佛教中國化這一成功案例且不論，就以近代中國為例，當傳統文化遭遇西方哲學之際，當時中國第一位介紹康德哲學的梁啟超（1873—1929）所撰寫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一文，在後來賀麟（1902—1992）的審視之下，就發現他是用“中學”來“格義”康德，發生了奇妙的“中國化”現象，認為梁的康德“完全被佛學、王陽明良知說所曲解，可以說不是德國的康德而是中國化的康德”（《康德黑格爾哲學東漸記》）。顯而易見，本來是一箇中性詞的“中國化”在這裡卻被作為貶義來使用，認為“中國化”是一種對他者文化的曲解或誤讀而已。其實，梁氏顯然是有選擇性地從康德那裡汲取經世的資源，以此作為改進“國民道德”之助。
的確，在與外來文化的接觸交流過程中，一方面人們往往是透過傳統文化的有色眼鏡來看待西學，另一方面在西學的衝擊下，又要不斷調整自己審視的角度，乃至改變自身的那副“有色眼鏡”。按照馮友蘭的說法，如何巧妙地採用西方哲學的“新瓶”來融入傳統文化的“舊酒”——即所謂“新瓶裝舊酒”，這對於近代中國文化發展而言，無疑是一種宿命。
三、西學“中國化”的思想資源在於傳統文化
當然我們也可以積極地看，近代中國以來，在與西學的互動中所發生的“中國化”在伴隨認知上的曲解之同時，也推進了整個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化，各種看似符合“新學科”的所謂“新學問”如雨後春筍一般，不斷湧現，令人應接不暇，在客觀上有利於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流與對話，從而對於加強中國文化的學術建設以及融入世界文化起到助推的作用。
例如在長達一百多年以來的中國人不斷追求“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過程中，必然發生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雙重轉化”——即現代化與中國化的同時並進。結果導致當今社會出現了各種外來思想“中國化”的現象，甚至我們現在使用的語言及觀念也已處在“古今中西”糾纏不清的狀態，一個典型例子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之主流的“儒學”一方面被納入新學科“哲學”的名義之下，另一方面卻正受到西哲觀念模式的強烈衝擊，往往被西哲“格義”得不像樣子，這與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人往往採用道家哲學的語言或概念去“格義”外來的印度佛教的情形相比，發生了180度的倒轉。
於是，引發了傳統文化研究者的略帶情緒色彩的強烈反彈，表示應當拒斥一切西方哲學語言對於儒家思想傳統的解釋，然而事實上，在當今中國，如果我們仍然以保守殘缺或夜郎自大的態度來應對外來文化，顯然是不可行的。倘若真以為在當今多元性的全球化時代可以將中國文化孤懸於世界文明之外，以“使國民憬然自覺我族之能力精神至偉且大”（梁啟超語），則無異於欲將生活的時鐘撥回至19世紀前的狀態，已然是全不可能之事。
另一方面，當中國文化走出去以後將會發生什麼呢？現在人們往往容易認為中國文化常常處在被動的境地，特別是近代中國，在與外來文化交往之際顯得十分弱勢，總是被動地接受外來文化。其實，歷史並不盡然。中國傳統文化也曾有過走出去的歷史，與外國文化發生了種種碰撞乃至被轉化等現象，一個顯著的例子是，12世紀的朱子學與16世紀的陽明學，東傳朝鮮（韓國）和日本而與當地的本土文化通過接觸交流以及容納互攝等過程，而發生了“韓國化”、“日本化”等轉化現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韓國或日本的朱子學以及陽明學，此即當今學界所謂的“東亞儒學”。
從歷史上看，東亞儒學的發展與演變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與意義經過一番“在地化”的長期歷練而得以逐漸形成的過程。儘管就結果看，韓國或日本的儒學早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中國儒學，而中國儒學的價值及意義同樣也早已經過一番“本土化”而被韓國儒學或日本儒學所轉化，但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曾經在域外有過歷史的呈現，則是毋庸懷疑的。
然而，無論是“中國化”還是“現代化”，在“化”字背後必存在如何可能的問題需要思考和解答。就以“中國化”為例，將此作為一個實踐命題而非觀念命題來看，那麼中國化必遭遇一個非常現實而棘手的問題，即我們究竟可以拿什麼思想資源來與各種西方文化進行對話和互動，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而“汲取”或“轉化”各種西學思想，以推動西學中國化的實踐進程？答案恐怕只有一個：非中國傳統文化而不能擔此大任。也就是說，在“中國化”的背後，必存在如何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問題。
如果在中國化實踐過程中，缺乏對文化主體的自信，其結果將必然是中國文化被西學所吞沒，進而發生“全盤西化”或使西學“教條化”，更談不上以中國文化為本位，通過反思自察並在傳承傳統文化之精神的基礎上，然後去轉化西學以實現各種西學的中國化。嚴格來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西學中國化的一部分，如同著名的美國學者狄百瑞（1919—2017）、日本學者溝口雄三（1932—2010）研究的中國哲學，已然屬於美國中國學或日本中國學一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建構的當然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總之可以說，在當今中國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乃是一個現實性的思想課題和實踐課題。與此同時，我們有必要切實推動另一個“中國化”的進程：即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人類文明新形勢下，中國文化通過與其他文化傳統的對話，以“海納百川”的胸懷來汲取各種文化思想的同時，對此做一番中國化的創造性轉化，這對我們這個時代而言實在是一個非常緊要的課題。
作者簡介：吳震，男，西元1957年生，江蘇丹陽人。現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主要著有《聶豹·羅洪先評傳》《陽明後學研究》《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系年：1522—1602》《羅汝芳評傳》《泰州學派研究》《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傳習錄〉精讀》《當中國儒學遭遇“日本”——19世紀末以來儒學日本化的問題史考察》《顏茂猷思想研究——17世紀晚明勸善運動的一項個案考察》等。
閱讀更多 儒家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