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是一本揭示美國腐朽政治的書目，在特朗普上臺前五年風行美國，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他執政路線的預言。 作者赫德里克·史密斯以一個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和資深時政記者的身份告訴讀者，“美國夢”正是在立法機構、政治制度和資本的合力之下，一步步走向瓦解，曾達到動態平衡的兩黨制與三權分立如今卻令人堪憂。而在此過程中首先被犧牲掉的美國中產階級，如今有了一個新的標籤：新窮人。
美國兩黨制：走了太遠，而忘記了為什麼出發。
特朗普訪問英國時，英國民眾為了表達對特朗普的“Super Love”（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說法），不但大規模上街遊行抗議，更是歡送20 英尺（約6 米）高的Trump Baby 飛躍英國議會的上空。截止到7 月17 日，已經有超過10000 美金的募集資金，支持Trump Baby 從英國前往美國，繼續陪伴特朗普“推特治國”的總統之旅。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政治變成了世界上最無嚴肅性可言的鬧劇？從亞里士多德時代以來，“公民政治”所持有的尊嚴和使命；從法國大革命以來，對理性與瘋狂的質問和反思；從1919 年現代國際法誕生以來，對外交的尊重和履行國家責任的嚴肅傳統...是什麼導致了它們的衰微？是全球各地燃起的民粹主義火種嗎？是保守主義和右翼的反撲？是科技的放浪猛進輕縱了人類的集體失智？
我們以個人生活的平順面貌，活在這個變形的時代。傳統政治滑坡，Facebook、Twitter 和Youtube 把控著新聞、言論、乃至人們的思想，普通人聚在一起解決問題的努力，總是潰敗於憂慮更龐大利益集團角力的結果。無力可為，無力可為。無力再去“我要”，更不會回答“要我”。為什麼要我理解這個時代？為什麼要我瞭解千里之外的國家緣何被憤怒撕碎了平衡？為什麼要我在不能自我滿足的情況下關心他人？
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的這本書，某種程度上可以算是替普通人發起反思欲的最初一個動機。它以翔實和出乎意料的敘述，展現了一個算得上腐朽的美國社會體制。全書所披露的事實有一個鮮明的主題：中產夢的破滅和新窮人的誕生。美國中產階級的財富在金融危機中迅速縮水，養老計劃成了大企業攫取員工個人財富的空頭支票，戰後的嬰兒潮一代在步入晚年時，不得不賣掉房產，竭力尋找最低端和隨時可被替代的工作來清還債務，並面臨隨時可能到來的疾病和難以負擔的高額醫藥費。這是一幅蒼涼的晚年生活圖景。也是每一個仍在工作的個體——無論是福利國家還是其他國家的公民，潛意識中對自我和家庭最低保障的基本憂慮。
2018年3月全美境內的March forOur Lives大遊行被看作越戰以來美國境內最大規模的遊行，意在要求政府加強槍支管控
那麼，美國的中產階層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這一切從何而來，又向何而去？
社會的問題卻出在政治。在美國的千禧十年間，大部分行業幾乎都陷入了經濟停滯，而政治遊說行業卻空前繁榮。華盛頓-華爾街共生體實際上建造了一個魂遊於白宮和國會的影子政府。赫德里克利用大半生的新聞從業經驗，為這些傳說中的政治運作提供了大量的例證和鞭辟入裡的解讀。
更進一步，從制度的角度來說，赫德里克對美國政治設計中最基礎的“平衡”發出了深深的憂慮。兩黨制曾被認為達到了一種完美的動態平衡，以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既互相競爭又互相補全的博弈，來維持國會的有效運作，並藉以完成總統——國會——聯邦法院之間的三權分立。在20 世紀的歷史上，它也的確曾經成為一種現實。那麼，如今呢？
誰偷走了美國夢| 第十八章（節選）
埃文·貝赫對華盛頓政治圈的控訴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就在於他對目睹的參議院衰落大書特書。
他回憶道，在過去的一段時期裡，參議院作為一個立法機構一度運作良好，那是因為兩黨之間的合作環境使彼此妥協成為可能，人們有辦法在各種障礙之間找到道路。但是貝赫說，最近幾年裡，參議院內的黨派之爭相當令人矚目，雙方拒絕妥協或者由一小撮參議員組成的小團體威脅說要阻撓並且勸說更多人將某項法案“投死”的現象層出不絕，參議院的運作也因此常常陷入癱瘓。“僅僅只需一到兩個態度堅決的參議員，就可以阻止參議院的正常運作。”貝赫說。
美國民主黨議員埃文·貝赫（左一） 曾任印第安納州州長、美國參議院議員
當埃文·貝赫還是孩子時，他的父親伯奇·貝赫是來自印第安納州的、積極進取的民主黨參議員——年輕的埃文·貝赫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政治氣候跟如今完全不同。他親眼見到父親與那些和自己政見全然不同的參議員們——包括共和黨人和保守的南方民主黨人士保持著良好友誼。貝赫說，他們這群人當年的社會交往和人際關係對政府的正常運轉起到了潤滑劑作用。人與人之間關係所起的化學反應，往往能夠創造出擺脫政治僵局的方法來。
“分屬兩黨的國會議員及其家屬會定期到我們家來拜訪，共進晚餐，或者一起外出度假。”貝赫回憶道，“這種類型的社交互動，如今幾乎完全不存在了，我們在這方面極度匱乏。當你認識某個人的家人，或者去過他家時，對此人的妖魔化就會變得相當困難。今時今日，國會成員之間通常都會相互對抗，政治募捐來的資金也被用於相互攻訐。他們為了簡單修改下當前的某個法案就強行舉行投票，其目的僅僅是為下一輪帶有攻擊性的負面政治宣傳提供彈藥。與那些時刻一心置你於死地的國會成員們合作是極為困難的。”
作為對比，他回憶起1968 年的一段時期，當時他的父親正在尋求連任。“共和黨領導人埃弗雷特·德克森在參議院內當眾與他進行了交流，伸手挽住我爸爸的肩膀，問他，自己怎樣做才可以幫到他。”貝赫說，“這在今天是難以想象的。”
如今，意識形態至上主義者們強硬地奉行“非黑即白”戰術，貝赫說。他們認為“妥協是背叛的標誌”。僵局持續。什麼事都完成不了。
2016年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和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進入最後對決
最後一根稻草
對於貝赫而言，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也即最終激起他產生退出政壇念頭的行動）乃是2010年1 月，參議院對一項決議的拒絕。這項決議的內容，是成立一個由兩黨成員共同組建的委員會，以便在控制赤字問題上以投票形式向國會提出合理性規劃。實際上，參議院內部的多數人都贊成成立這一委員會，53 票贊成對46 票反對，但投票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根據參議院投票規則，決議最終通過需要有六十票——這是為了避免出現阻撓議案通過所需要的絕對多數。
離獲通過所需的六十票還缺七張票，而這七張票在最後時刻消失了。貝赫指出，“失敗是出於短視的政治原因”。委員會的創立是基於兩黨共治的理念，由十四名共和黨人和十一名民主黨人共同發起，其中就包括貝赫。奧巴馬總統一開始對此反應冷淡，然而，當他稍後開始支持這項法案時，七名之前還很熱心的共和黨人已經改弦易轍了——六名大老黨提案人，加上參議院少數派領袖米奇·麥康奈爾。此前，麥康奈爾曾經熱烈地贊同這一計劃，他曾宣稱，這是“解決預算危機的最好辦法。它應該得到雙方的共同支持”，同時對奧巴馬總統在此問題上表現得猶豫不決而橫加指責。
但是，當總統在參議院投票前三天宣佈支持該法案時，麥康奈爾卻改變了立場。外界對此感到極為驚訝。“人們不可避免地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這整件事上，唯一改變的就只有……該議程在麥康奈爾黨派目標範疇下的政治用途。”《華盛頓郵報》社論版編輯弗萊德·希亞特寫道，“他很開心地主張財政責任，並痛斥奧巴馬在財政方面太過魯莽。可是，當奧巴馬開始贊同他的主張時……當這個籌備中的委員會確實有機會（儘管很困難）獲得所需的60 張參議院選票時——麥康奈爾卻退縮了。”
醫保法案，過去和現在：消失的中間地帶
過去這些年來，政府已經被黨派衝突給重重困住了。但是，過去和現在的政治局勢，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和如今的差異，爭取中產階級力量的兩黨角力與華盛頓新權力遊戲的黨派廝殺，這之間的種種不同，沒有2010 年奧巴馬總統對主要醫保法案發起的投票和1965 年約翰遜總統關於醫保的提案之間的對比更能說明的了。
醫改是奧巴馬任期內最重要的政績之一
這兩個案例當中的辯論都十分激烈。自由派和溫和派呼籲建立一個全新且廣泛的政府保險計劃，作為一道安全網，提供給那些有需要的民眾，保守派對手們卻接連刊登言辭憤慨的報紙宣傳廣告，給出一連串可怖的警告，聲言新的醫保計劃將導致保健制度的配額化，並且會誘發“公費醫療制度”的危險浪潮。商業團體亦對此提出指責，認為患者們將會失去“自由選擇自己主治醫生的權利”，華盛頓的官僚們將會侵犯“診療室裡的隱私”。無論是1965 年還是2010 年，這些高調又華而不實的宣傳攻勢都是一樣的。
自富蘭克林·羅斯福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新政以來，1965 年，國會首次考慮要將政府佈下的社會保障體系進行一次大規模擴張。這是一次由溫和派主導的投票，國會內部佔據關鍵地位的這群中間人士，決定了這一天的成敗。投票統計得出的數據顯示，有65 位共和黨人投奔了248 位民主黨人所站的這一邊，他們共同造就了313 票對115 票的絕對多數票差，在眾議院通過了這項醫保法案。在參議院，共有13 位共和黨參議員站在了57 位民主黨參議員一邊，最終是70 票對24 票多數通過。投贊成票的參議員當中，包括一些當時在國會最具聲望的共和黨溫和派：紐約州參議員雅各布·賈維茨、新澤西州參議員克里福德·凱斯、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休斯·斯科特、馬薩諸塞州參議員萊弗裡特·索頓斯托爾、緬因州參議員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佛蒙特州參議員喬治·艾肯、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肯塔基州參議員約翰·席爾曼·庫珀，以及加州參議員托馬斯·基克爾。
2010 年，國會對奧巴馬的醫保改革計劃進行了投票——將健康保險拓展到3200 萬在財務上有困難的美國人，並立法禁止保險公司對本已具備一定醫療保障的普通美國人採取差別待遇，不允許他們參與新醫保，或者向他們收取高昂的費用。投票結果的黨派傾向十分嚴重，不存在中間地帶。和1965 年共和黨曾經採取的行動不同，這次再沒有溫和派人士提出一個折中方案。2010 年，來自大老黨的反對宛如鐵板一塊。甚至連少數共和黨溫和派都跟黨站在了同一陣線上——即便奧巴馬的新醫保法案僅僅是對政府現有醫保方案的有限擴充，它實際上比共和黨總統理查德·尼克松1974 年提出的醫療改革更為保守。
奧巴馬醫改被廢除是特朗普的首次立法勝利
面對共和黨反對者們築起的高牆，奧巴馬主掌的白宮不得不向親商派保守主義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做出讓步，以此讓法案得到足夠票數，順利通過。康涅狄格州參議員喬·利伯曼將迫使白宮做出承諾，扼殺掉“公營健保方案”。這是一項由政府方面主持的保險計劃，對於私人保險業而言完全是令人深惡痛絕的存在。最終通過的也不過是勉勉強強、打了折扣的醫保法案而已。
唯一的意義在於最後的投票結果，法案並沒有被否決掉。在如今極端的意識形態分裂前提作用下，沒有任何問題得到實質性解決，每一個問題都處在無休無止的爭議當中。2011 年1 月，當新一屆國會建立之後，共和黨議員們便開始著手廢止新醫保計劃，切斷其資金，使其面臨癱瘓——不僅是新醫保計劃，還有其他一些奧巴馬新提出的舉措，比如建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的法案。這樣的事情在溫和派政治家們擁有強大力量的時代，從來就不曾發生過。當時，法律一經頒佈，國會便繼續前行。
“引至中心
”兩黨合作最引人矚目的表現，或許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關於民權法案立法的一系列征戰。如果沒有共和黨的大力支持，約翰遜總統絕不可能成功頒佈這部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法案。
肯尼迪遇害後，副總統約翰遜宣誓就任美國總統
整個事件的關鍵人物，乃是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埃弗雷特·德克森。約翰遜在漫長的參議院歲月當中認識到，自己把在南部根深蒂固的參議院民主黨大佬們——尤其是自己那位老恩師、來自佐治亞州的參議員理查德·拉塞爾，納入民權陣營中來，這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約翰遜把德克森和共和黨視為關鍵。因此，他需要引導這群人共同建立一個兩黨聯盟。
作為一名對工商界態度友好的中西部保守派，德克森一開始是反對通過建立新的法律法規來強制要求酒店、餐廳和公共場所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但是，約翰遜一直在耐心、有條不紊地做德克森的工作。當時曾任約翰遜總統新聞秘書的比爾·莫耶斯回憶說，他曾經看到約翰遜專門從《紐約時報》中挑出這樣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在1964 年，南方的種族隔離現象仍在進一步加劇。約翰遜大筆一揮，在文章上潦草地寫下“恥辱、恥辱、恥辱”這三個詞之後，派人把它送去給了德克森。作為長期以來的好友，他們會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旁、專供總統使用的一處私人小房間裡促膝聊天，並且靜靜地喝上一杯。在這裡，總統會開德克森的玩笑，還會想方設法勸他與自己合作。他利用德克森作為美國人的自豪感來敦促他，堅稱給予黑人們權利的時候已經到了，而你德克森作為一名愛國者，理應支持這一目標。
約翰遜和德克森在一起
不過，根據約翰遜在參議院任職時的長期助理，以及他入主白宮後的演講撰稿人哈利·麥克弗森的說法，約翰遜也曾以恭維的方式來滿足德克森的虛榮心。麥克弗森模仿約翰遜的德克薩斯腔調，演出了一段約翰遜對付德克森的經典橋段：“埃弗雷特，要是沒有你的話，單憑我是無論如何都沒辦法讓這個通過的。還有，我想告訴你，你將會聽到民眾對你發出最熱烈的喝彩聲，那是你之前從來都不曾聽到過的。我已經跟休伯特（指明尼蘇達州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說過了，我告訴他，我不想聽到他那張嘴裡說出任何和埃弗雷特·德克森相關的壞話……你知道嗎，埃弗雷特，我曾經去過伊利諾伊州的北京6 鎮（德克森的家鄉），我在鎮廣場上看到了林肯的雕像。我想告訴你，埃弗雷特，如果你能幫助它（指民權法案）通過，使黑種人有可能像其他人、像我們這些人一樣，在法律保護下體面生活的話，未來的某一天裡，那個鎮廣場上還會出現另外一個人的雕像，而且，那將會是你本人的雕像——你，還有亞伯拉罕·林肯的雕像，將會一起出現在你的家鄉。”
麥克弗森停頓片刻，然後又頑童似的咧嘴笑道：“如今你當然很清楚，這不過就是些虛張聲勢的恭維話而已，但是這些話就彷彿猶大面對大祭司給的銀幣，難以抗拒。”長此以往，德克森逐漸從對手被轉化成了盟友。但是，在溫和地修改民權法案內容，插入一些對聯邦執法權力的限制時，他尚不完全是盟友。只有當真正關鍵的時刻來臨時——當針對該終止辯論議案的投票正式開始，人們有機會從議會程序層面阻止阻撓議事時——德克森帶來了27 張共和黨投票，加入到了44 張民主黨投票當中，這一行動輕而易舉地摧毀了南部州的阻撓議事企圖，為民權法案的最後通過鋪平了道路。約翰遜的話千真萬確，民主黨人全都感激涕零，讚頌德克森，稱他為民權法案的救世主。
在約翰遜看來，德克森的決定是水到渠成且充滿智慧的。按照約翰遜的觀點，這不僅僅是道義正確，在政治層面上也是高瞻遠矚：迪克森已經投奔到了艾森豪威爾曾經駐守過的中間地帶。約翰遜已經認識到了，把握美國政治的訣竅在於將兩黨“引至中心，引至這個國家絕大多數投票聚集的傳統。
中間地帶人士：瀕危物種
兩黨內部的溫和派都面臨著壓力，其中尤以溫和派共和黨人為甚。當南部州投奔共和黨之後，美國東北部和東岸的一些州也變得更加民主黨化。於是，溫和派的北部共和黨人儼然成為了政治上的瀕危物種——要麼就是被打敗、被清理，或者被以“傑利蠑螈”的方式，由渴望為激進派忠誠黨員們創造更多安全席位的黨內領導們直接出手，從他們目前所坐的位置上趕下去。或者共和黨就直接操縱投票，讓溫和派在黨內初選中一開始就被那些持極端主義態度的候選人們打敗。民主黨內的行為與共和黨類似，他們重新規劃選區，以便讓選舉對自由主義候選人更為有利——在大城市更是如此。當共和黨從保守派民主黨人們那裡奪走太陽帶席位時，保守派民主黨人的勢力便已經開始萎縮了。
在最近的一屆國會上，溫和派的共和黨參議員數量，已經從德克森當年為了通過民權法案而專門招徠的二十二人縮減到僅剩三人——馬薩諸塞州的斯科特·布朗、緬因州的蘇珊·柯林斯和奧林匹亞·斯諾。斯諾因為國會山上殘忍的黨派鬥爭感到沮喪，已經決定辭職，就跟埃文·貝赫一樣。曾經屬於北部共和黨溫和派的參議員席位，比如紐約州的賈維茨、新澤西州的凱斯、賓夕法尼亞州的斯科特、佛蒙特州的艾肯和馬薩諸塞州的索頓斯托爾原本的參議員席位，現在均由民主黨把持。肯塔基州曾經選出共和黨溫和派的約翰·席爾曼·庫珀擔任參議員，現在則由茶黨的自由主義者蘭德·保羅擔當。在眾議院，曾經和約翰遜站在同一陣線，一同投票支持醫保的六十五名溫和派眾議員，如今已經縮減到只剩不到十來人了。
特朗普上臺之後，共和黨內部建制派與反建制派、溫和派與另類右翼之間的對立更加尖銳，並表現出對特朗普作風的極大不適
共和黨右翼的反攻倒算在南部州尤其強大。從1964 年到2010 年，共和黨在老聯邦的十一個州，外加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馬州的勢力，從僅有4 個參議院席位上升到了20 個，從僅有14 個眾議院席位上升到了102 個。席位的增加幫助共和黨在1980 年成功控制了參議院，並在1994 年成功控制了眾議院，自那以後也週期性地實現對兩院的掌控。共和黨大潮的影響不止在兩院席位數量上，還在其施政舉措上。太陽帶共和黨人通常會反對政府的社會福利計劃和經濟干預，曾經的老派共和黨溫和派們對這些都抱支持的態度。
陣營對立
兩黨之間曾經有過通力合作：保守的民主黨人會在一些議題上附議共和黨人，溫和派共和黨人會在投票上與民主黨保持同一陣線。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上的中間地帶已經被雙方（主要是被右翼）共同拋棄了。“在過去三十年間，各方均已拋棄中間地帶，奔赴左翼和右翼”，在對美國國會進行系統化學術研究的著作《極化美國》中，作者們如此總結道。
政治學家基思·普爾和霍華德·羅斯塔爾“勾勒”出了中間地帶的滅亡。此處的“勾勒”完全是字面意義：他們構建了一系列點陣圖，對應國會議員們在許多議題上的投票結果，用以描繪兩個政黨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你能夠在這些點陣圖當中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兩黨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在用字母R 來標記共和黨投票，用字母D 來標記民主黨投票的前提下，這兩個集群曾經有著大範圍的重疊。但是，如今的點陣圖則顯示出兩黨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空白區域。重疊的兩黨共同投票現象不復存在。雙方彼此戒備，就像兩支穿越無人區的軍隊。
華盛頓自由派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國會問題研究專家姆·曼表示，有可能傾向於兩黨合作的少數幾個溫和派議員面臨著巨大的壓力，黨內領導要求他們證明自己對所屬政治陣營的忠誠。曼回憶道：在早些時候，“不同政黨的政治陣營當中並不存在著一種意識說，在聚落當中的人不能冒險外出的規矩。如今，雙方仍舊有一些人願意（進行兩黨之間的）合作，但兩個陣營之間的距離已經相隔太遠了。這種高風險遊戲，他們是不會玩的。兩黨各成一派，並且正處於交戰狀態。你是肯定不會跟敵人結盟的。”
在2009 年至2010 年期間關於奧巴馬醫改的論戰中，黨派之間尖酸刻薄的相互抨擊現象，體現了兩黨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分裂。今時今日的這一分裂狀況，已在兩黨間造成了涇渭分明的效果。在保守派傾向的美國企業研究所內從事研究工作的著名國會問題專家諾曼·奧恩斯坦說：“在過去四十年時間裡，這是我所見過最尖銳、最滿懷惡意的兩極分化。我們曾經在越南問題和尼克松彈劾案上遭遇過很大分歧，也曾在里根第一次試圖實施不同議程時面臨過一些麻煩。不過，在這些事情上的觀念差異並沒有完全按黨派界線來體現。目前的情況則更是黨派之爭，更是意識形態之爭。”
2018年2月5日，美國國會情報委員公開了由民主黨撰寫的備忘錄。民主黨人稱，共和黨人“試圖破壞通俄門調查”
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蒙大拿州民主黨人馬克斯·鮑克斯指出，國會內所設的參議員餐廳就是黨派鴻溝存在的一個實例，政治上的寒冰期甚至令不同黨派的參議員們沒辦法坐到一起掰麵包。“沒有人會去那裡，”鮑克斯說，“十年前，十五年前，三十年前……你還能在那裡跟參議員們聊天，無拘無束、坦率直言，就類似於交換意見，參議員的配偶是不能過來的，工作人員也不能來，只有參議員能進來。而現在，那兒完全閒置了，空空如也。”
政治上兩極分化+ 阻撓議事= 參議院僵局
黨派的兩極分化和消失的中間地帶導致了政策僵局。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莎拉·賓德爾教授指出，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以來，僵局的數量已呈指數級別增長。她表示：“黨派的兩極分化和意識形態的割裂都會造成政策僵局。”當選民們將國會和白宮對兩黨之間關係的制衡力量分裂時，情況就更糟了：出現僵局的可能性會更高。
參議院因為過量使用阻撓議事程序而面臨徹底癱瘓。根據埃文·貝赫的說法，即便只有一到兩個參議員以阻撓議事相威脅，都可以成功阻止參議院的行動。阻撓議事的衍生手段，“個人延期”——由單獨一個參議員發起阻撓議事威脅——已然成為參議院少數黨首選的議會武器。單獨一個少數派，或者甚至數名參議員想要否決一項法案是很不容易的，相比之下，威脅要以阻撓議事的方式讓參議院陷入癱瘓就要容易得多——甚至只是威脅要進行阻撓議事，就已經具備足夠的威懾力。
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阻撓議事很少使用，即便使用，也主要是用在民法相關的社會議題上，而不會被用於經濟議題。如今，阻撓議事策略經常被用在經濟議題上。根據諾曼·奧恩斯坦的觀察：“共和黨人幾乎在每個議題上都開始使用阻撓議事，因為它會使多數派陷入僵局。這就像是在跑步賽道上撒上磨礫層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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