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是一個前景光明、向上流動的夢想產業。——2011年，英超首席執行官理查德-斯庫達摩。
錢都上哪兒去了？——匿名球迷
1985年，《週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上用城市衰退的觀點評論足球，形容足球是那些窩囊不爭氣的窮人專屬的運動，是一群窮光蛋在爛球場踢的爛比賽。可如今，說到足球所用的語氣卻和談論私人住宅房市、房地產投機開發、投資長期積優產業，以及從1990年代持續至2007年的資產價格泡沫相同。現代足球產業確實是個經濟熱潮下的產物，而且和房地產市場一樣，始終活在美好的憧憬當中。投資者在美夢中相信奇蹟會發生，經濟成長永不停歇，未來一片光明。不過足球倒是超越房地產市場，絲毫未受這五、六年來經濟衰退的影響，持續高速增長。
或許可以說，足球和銀行很像。不管經濟是好是壞，都一樣不斷賺錢，付給一小群人天價高薪，我們這些小老百姓則不斷掏錢讓俱樂部玩這一套。足球是門生意，金錢能主導比賽，這早已不是新鮮事。但過去20年來，這個觀念幾乎成了英國足球的代表特色。俱樂部自視為品牌會計事務所，針對足球產業發表嚴肅報告；報紙財經版出現運動專欄，運動版則一天到晚報道財務問題，或公佈富豪名單；球場內外，網絡球迷論壇和廣播都津津樂道的話題不外乎貪婪、放縱、天價的高薪、破紀錄的轉會費和金錢腐蝕人心的作用。
這些都出自一個相同的前提，那就是英超是全世界最有錢的足球聯賽。決定哪一支球隊最終能晉級英超的收官戰被稱為“英鎊大戰”。數字一季比一季創新高，難怪有人說足球不只是門生意，還是筆大生意。
與許多針對現代足球經濟提出的看法一樣，這全是夢幻一場。運動專欄記者西蒙-庫珀（Simon Kuper）和史蒂芬-西曼斯基（Stephan Szymanski）說的簡單明瞭，足球既不是大生意，也不是好生意，甚至連一門生意都稱不上。雖然宣傳得天花亂墜，但現代足球產業其實小的可以。英超俱樂部的平均營收只比一家中型規模的特斯購（Tesco）超市稍微多一點。在比較低等級的聯賽，俱樂部比較像小包裝工廠，困在陰森的工業園區一角。它們一面一年賺200萬英鎊，一面又積累了一筆高額支出。整個職業足球界的營收加起來，比寵物食品或即食三明治的消費市場還小。假如單從一家公司來看，這樣的營收額在富時指數全球前500大企業排行榜（FTSE 500）只是個後段班，而不是大家以為的，隨便把足球產業往哪裡拋，都有很多人搶著接。
過去20年來，英國所有的職業足球聯賽一直在虧損狀態下經營。各種虧損積沙成塔，終至債務高壘面臨破產。破產，在足球最賺錢的年代演變成常態。英格蘭足壇現存球隊有高達一半，曾在1992年後接受過一陣子破產管理。蘇格蘭的情況也不遑多讓。從表面來看，這並不是一個重視投資回報率的機智投資人會投資的事業。把所有錢拿去買溢價債券都比較合算。股市也讓足球產業的價值逐年萎縮。1983年到2001年間，在英國股市掛牌上市的俱樂部有25家，現在只有7家。所有俱樂部的股價，只有初期因為無來由的樂觀而瘋漲，後來全部都暴跌。阿森納隊的股份現在幾乎都歸兩名投資者所有，且全數不公開交易。其餘俱樂部的股票雖仍可買賣，但股價跟原本發行價格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
現代足球經濟之所以終歸是一門賠本生意，原因在於足球界雖然發現了消費商機，新的收入也源源而來，但截至目前，重要決策者依然偏好舊秩序和舊觀念，重視球賽的精彩程度及獲取人脈地位的管道，不重視經營。足球若是一門生意，那一定是門奇特的生意。將近一個世紀時間裡，英國職業足球一直像是社會企業網絡，而非公司那樣只求獲利，彼此割喉競爭的產業。球隊努力保級的同時，教練和球迷的基本立場是在預算許可的範圍內，儘可能看到精彩的足球，而不是砸錢投資和分配利益。當時，足球賴以茁壯成長的社會文化，尤其是城市集體認同的文化，為球隊教練和股東提供了地位和人脈。這在過去是比股利和薪資有力百倍的誘因。今天的教練和股東雖然也愛股利和薪水，但與從前沒有不同。英超提供的人脈和多層多樣的地位，比足球能給的更多、更復雜，也更有影響力。但說到底，這些董事主席團的看重的還是一樣的東西。
不過，足球產業無視於這些警訊，將自身發展描述成豐功偉績。在此種經濟史的視野中，英國足球在其中扮演的是70年代末期積弱不振的重工業巨頭般的角色，承襲自19世紀，時常出現暴跌和失控的行為，百年來被投資不足和缺乏經驗的管理階層給拖垮，只能為衰退的市場製造腐爛無趣的產品，並日漸被新的對手逐出業界。是英超和天空衛視集團（BSkyB）斬斷過去的枷鎖，為英格蘭足球注入商業活水，引進新資金、修建球場，利用專業的新措施管控球迷，大幅提高觀賽人數，並且放眼國際，創造了巨大的出口利益獲利。這些說法某種程度上都沒錯，但是有件事沒有討論。
英格蘭聯賽足球的老舊劇場能成功改造成風靡全球的電視盛會，靠的並不僅是精準的商業眼光。事實上還需要另外三個方面的改變：第一，是一種現代集團性的圈地壟斷。俱樂部的身份、歷史等公共產財產，在剽竊或法律手段下行使以控股公司的名義，收歸私人手中。第二，是改為英格蘭足總和英格蘭足球聯賽（The Football League）過去為了限制商業活動，縮減各級聯賽和聯賽內部之間過大的財力差距，所制定的舊規則。第三，是政府施壓，要求俱樂部做到早該做到的事。投資修整球場，併發放金額可觀的公共津貼作為獎勵，豪門球隊改建球場之後得以善用新出現的科技，尤其經由衛視和有線電視在付費頻道播出，改變了足球的市場。倘若沒有新的通訊科技，足球相比照樣會有所改變，只是財力和文化地位的上升幅度將緩和的多，感受八成也不相同。因為電視不只改變了足球的收入來源，也漸漸重塑了足球的樣貌。不論是球賽或者傳播技術都提升到了新境界，兩者融合而生的觀賽體驗也越來越受到管理，越來越商業化。
英格蘭足球產業創造營收的能力享譽全球，然而其收入分配極不公平，加上控制開支的能力十分有限，此種商業模式造成兩個惡果：第一，足球界充斥充斥著債務。俱樂部受破產和託管荼毒，並不讓人意外。這一點尤其影響到英超以下級別的聯賽。球迷騷動和比賽中斷的成本都得由它們吸收。第二，收入分配不均的結構不斷擴大，不止助長了俱樂部浪擲千金的賭博心態，更使得個別比賽當中球隊的實力懸殊，缺乏競爭張力，冠軍頭銜少有改變。不過有別於其他企業，俱樂部可以吸引鉅額資金投入，當做預付頭款，為的不是未來的獲利，而是榮耀和地位。俱樂部也可以宣告破產消債，但不會真的倒閉。看看足球的現場觀眾和收視率人數就知道，不管理論如何預測，即使比賽結果越來越可預期，觀賞比賽的胃口確實不減反增。現代足球經濟跟英國的生活很多時候一樣：不漂亮，但很實用；不公平到令人悲哀，但從來不會無聊。
與鐵路、下水道和英國城市間的紅磚排屋一樣，英格蘭足球的基本雛形出現於1850到1860年代的維多利亞繁榮時期，在20世紀初的愛德華時代得以穩固。到了1914年，足球場已經擁有現在熟悉的標記，使用現在熟悉的器具，比賽形式也大致底定。直到1990年代增設教練技術指導區，以前足球場的形態，多年來未曾改變。球員的球衣後來增加了號碼，球鞋多了鞋釘，比賽用球漸漸有了一定的防水能力。但直到80年代以前，本質都沒有改變。修改越位規則，進攻球員與球門間從原本至少有三名防守球員減少為兩名，這是至1992年加入回傳球規則以前最後一項重要的規則更改。這就算在當時，也只是稍微影響了攻守球員的比例，並沒有徹底改變球賽的形制。小組配合取代了個人盤帶，攻守並重取代了全員進攻，這些都早已底定下來，成為足球的基本規範。同樣，俱樂部（Club）很早就確立為足球的基本社會語境，連帶奠定了英國足球的基本形態。英格蘭足聯現存俱樂部有超過85%在1920年代已經加入。其中絕大多數的根據地與其1925年以前的誕生地依然相同。
隨著足球從獨樹一支的貴族消遣，演變成為工人階級生活最重要且受歡迎的文化習慣，足球運動、足球文化與其商業規範，漸漸體現了階級勢力的消長，以及所屬年代的政治妥協。足球組成的複雜一方面還保有著許多過去的特徵。昔日盛行於城市和鄉間的平民足球特點是粗鄙喧鬧，民眾自發參與，宛如嘉年華般的狂歡。這種球賽多與聖徒紀念日和地方節慶地點一同舉辦，對維多利亞時代紀律嚴明的城市來說，顯得太吵鬧，也太危險。善用《暴動法》（Riot Act），加上鄉村人口外流，使得這類球賽到了1850年代大抵絕跡，不過在頑皮動物園似的公立學校裡倒是留存了下來。在這裡，足球第一次當成一種社會控制教育，隨後又被打造成基督徒男子氣概的訓練場。半開化半管制的足球，從此是意志和勇氣的楷模，代表身心健全而光明磊落，足球比賽所象徵的是一個有能力經營全球帝國的種族。1860年到187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幾支俱樂部組成的小型賽事近乎邪教一般接受英格蘭足總（成立於1863年）與其新制定的規則統籌。這些俱樂部都源自於國內主要的公立學校和軍事單位，然而貴族階級並未放棄角逐賽場。公立學校、大學和職業領域都由上層資產階級踢球的孩子加入。足球普及到文法學校、師範學校及英國各城市的教區之後，中產階級也接著跟進經營。這些教區的常常是大學畢業的老師和牧師，滿懷近乎狂熱的熱忱。
到了1875年，足球傳播到英國的工人階級，立刻大受歡迎、蔚為成風。從蘭開夏郡（Lancashire）谷地的棉紡城鎮，到南約克郡（Yorkshire）的鍊鋼小鎮，從英格蘭中部的工廠到格拉斯哥（Glasgow）工人階級的貧民窟，無不爆發了足球狂熱。到了1880年代中期，工人階級組成的俱樂部跟越來越多來看他們比賽的工人階級球迷，終於吞食了業餘貴族足球獨佔的時節。賽場上首先發生衝突。北部的工人球隊如今常常碾壓南部的業餘對手。不僅如此，南部足球精神也面臨的挑戰。人潮帶來錢潮，有了錢就能付給球員報酬。足球也不再只是為了好玩，還要求勝。
對此事，必有人必須讓步。後來是英格蘭足總在1885年改變立場，正式承認職業足球的合法地位。足總內部一群堅守傳統的基要派，打死不願意接受職業足球，雖然註定失敗，還是與足總分道揚鑣。它們在英格蘭南部成立了一支巡迴出賽的球隊，嚴格限制只有業餘人士才能參加，全員秉持業餘運動精神。有短短一陣子，打精彩的足球與過度強調公平競爭的紳士精神結合在一起。不過足球界最後還是由精英中的實用主義者勝出，他們的看法與部分政壇人士相同，認為有必要採納工業資產階級和維多利亞時代工人階級的部分需求。前者是因為他們財力雄厚，後者單純是因為人數眾多。政壇逐步擴大男性選舉權，足球界引進規則下的職業制度。雙方都認為，這是作為代價，換取全盤掌控，相當值得。此外，不論在政壇或足球界，這些措施都為舊精英分子創造了操作空間，讓他們得以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制定新的方針。男性普選權可以與君主立憲制和非選民世襲國會並行不悖，職業足球大可以獲准成為大眾文化現象，但不受規範的重商主義對社會倫理造成的結果會受到監控，而貴族氣焰依舊的英格蘭足總也仍然還是足球國度的統治者。
職業足球已經合法，最大受歡迎的幾支俱樂部隨即將自己改製為有限公司。在俱樂部開始增建設施，興建第一波工業球場之際，這項合法轉移可以保護股東和董事免於大型金融負債。此舉也開拓了俱樂部的發展潛力，俱樂部可以成為主要收入來源，而不僅是一個運動組織。為了制衡這項發展，英格蘭足總在1890年制定了一系列規定。濃縮扼要後，就是英格蘭足總的規章手冊第34條（Rule 34）。該規定寫明：第一，俱樂部付給股東的股息須限制在獲利的7.5%以內；第二，董事不得為俱樂部執行者或直接為俱樂部工作；第三，為防不肖人士分數資產變賣俱樂部的球場與土地，將公司清算變現以此詐財，清算變賣後的任何盈餘，不得交予股東，而應捐獻給運動慈善機構。
俱樂部董事大多是城市中產階級商人，若說這個足球管理制度是貴族足總與他們交換籌碼，那麼還需要有兩項條件，這個經營模式才會生效。首先，俱樂部董事之間，特別是創立足球聯賽的成員之間要有共識。一場比賽要好看，雙方多少要旗鼓相當，但若球迷數量相差懸殊，就會破壞這個平衡。球迷門票是俱樂部收入的最大來源，因此，足球聯賽從成立之初就規定主場球隊要與客場球隊分享部分門票收入。這筆錢一開始定為一口價十英鎊，後來在1919年改為門票收入的兩成。這項規定自此沿用超過70年。二來，俱樂部之間難免爭搶球員，這給了球員重要的議價優勢。在其他待遇相同的情況下，薪資會抬高。長久下來，會對能支付較高薪水的大俱樂部越有利，競爭市場應運而生。
球員當時受到兩種制度的約束，一是留用轉會（Hire-and-retain），二是最高薪資。在嚴苛的留用轉會制度下，俱樂部可以扣留球員的執照。沒有執照，不論合約到期與否，也不論現行待遇是否有所改善，球員都無法轉會至其他俱樂部。如此一來，球員一旦被牽入某支俱樂部，就只能夠在那裡踢球，除非俱樂部決定不再續留。當局限制了勞動者的流動自由和球員離隊的選項以後，由於進一步確保他們無法在俱樂部裡執掌大權，英格蘭足聯在1901年制定球員最高薪資，為週薪十英鎊。
因此，愛德華時期的俱樂部既不是一間公司，也不是慈善機構，而是某種形式的社會企業及民間協會。在運動及商業錯綜複雜的脈絡裡，與其他俱樂部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競爭。制度面和經濟面上，俱樂部受城市中產階級掌控，但球賽的文化面，卻是建立在工人階級的品位和習氣上。到頭來，讓職業足球成為如此重要的文化現象的畢竟是英國工人踢球、看球、賭球以及閱讀足球情報的巨大胃口。這群為數龐大的觀眾，雖然稱不上天使，偶爾也會醉酒咒罵，但他們忠心耿耿，又愛看熱鬧，往往消息靈通，且固執己見，絕大多數都安分守己，不吝於掌聲嬉笑，興起時還來一段大合唱。球員是技藝嫻熟的工人階級精英，被媒體形容成天生的紳士、鄰家男孩或中流砥柱。球迷不會只挑豪門強隊或跟風變換支持的隊伍，多數人都堅定擁戴自己家鄉的球隊。相對的，俱樂部也不會靠併購其他俱樂部來賺錢，或靠招攬對手的支持者來擴大自己的球迷基礎。反之，俱樂部儘可能發揮經濟學專家所謂的效用最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放在足球界來看，就是以不賺不賠的預算，來在所屬的聯賽裡踢出勢均力敵的足球。當時俱樂部主席和董事會遭到公開批鬥，不是因為揮霍放蕩，而是被指為吝嗇無情的鐵公雞。每年為俱樂部無窮無盡的超支和債務貢獻一點錢，成了許多俱樂部董事必須付出的代價。加入董事會，可以盡情滿足對足球的熱愛，建立各種有用的人脈和交易，對外膾和釀酒有興趣的話，甚至能做生意，提高自己在地方民間的地位，但是不可能借此積累財富。英超和現代足球經濟的出現，並非憑空發生，而是因為舊秩序下經濟體與文化環境環環相扣的形態，有必要被拆解。
近70年來，足壇沒有太大變化，比賽日一直是俱樂部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俱樂部乏人贊助，少有公開宣傳，就算有也很粗糙，僅限於廣告文宣和海報。1930年代出現的足球博弈產業，雖然最終形成了重要的額外收入，但普遍受到鄙視。廣播出現於1930年代，電視機自1950年代起被迫轉播聯賽足球。但就算是1960年代，電視固定播出的賽事精華帶給足球的涓滴薄力，沒有大規模。球場開發工程自然是少之又少。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修復了部分戰爭損害，幾家較大的俱樂部投資新建的看臺，但球場的基本設施仍是愛德華時期的遺蹟。雖然是珍貴的建築古蹟，如今也已斑斑老舊。要說徹底的變化，大概只有在吉米-希爾（Jimmy Hill）領導下強硬的職業球員協會（Professional Footballers’ Association，PFA）經由持續抗爭，終於使最高薪資制度在1961年廢除。球員薪資提高了，俱樂部的財務狀況變得更加吃緊。
在此風燭殘年，英國俱樂部足球的秩序在賽場上受到了一段迴光返照的盛世。1974年到1985年間，英國的球隊16次打進歐洲級賽事的決賽，拿下七座歐冠冠軍獎盃、兩座歐洲優勝者杯（Cup-Winners’ Cup）冠軍和三座歐洲聯盟杯（UEFA Cup）冠軍。利物浦隊或許是那個年代的霸主，但較小的球隊，如德比郡（Derby）和諾丁漢森林（Nottingham Forrest）依然有空間能夠奪下聯賽冠軍。另一方面，在蘇格蘭賽場，亞伯丁（Aberdeen）和鄧迪隊（Dundee）也突破了凱爾特人（Celtic）和流浪者的宰制。但現場觀戰人數依然持續下滑。除了1960年代的兩個賽季之外，觀眾數在1951年創下史上巔峰以後，每個賽季都每況愈下。組成球隊核心支持者的城市工人階級人口開始縮減。週六午後的休閒娛樂市場，如今面臨DIY、園藝和賣場購物的競爭。1970年代早期鬥毆和暴動的情況演變成足球抹不去的特徵，還散播到小型俱樂部和歐洲賽場。從凱旋門到洗手間，從滴水的屋頂到生鏽的看臺鐵網，足球在愛德華時期打造的基礎設置建設明顯已日漸破落，如同英國製造工業留下的嘎吱作響的老舊工廠。資金匱乏、衝突百出，足球想延續生命，勢必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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