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蘇州的舊書肆，前人有過太多的論述，觀前街、護龍街已然成為了愛書人心中的聖地。然而我到蘇州訪書的次數何止百十回，卻從未想起到這些古街上去走馬觀花一番。近日蘇州古籍書店經理卜若愚先生邀我去其店舉辦一場新書首發式，於是我打電話給馬驥先生，向他請教這兩處著名的書店街是否還存在。他告訴我說，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沒有了痕跡。然我不死心，問他這兩個地點今日在哪裡，他說當然還存在。
從酒店的窗戶望出去，馬路對面就是古籍書店
雖然這兩條著名的古書街已經風流不在，但既然有遺址可尋，我還是希望能到當地觀覽一番。首發式完畢後，一同前來的海豚出版社俞曉群社長問我是否跟他當晚趕往上海，但我還惦著那兩條古書街，於是特意在蘇州住了一晚。而我所住酒店距古籍書店不足百米，中間僅隔著著名的臨頓路。
寬闊的人民路也就是當年的護龍街
第二天一早，卜經理來到了酒店，他說帶我去吃當地獨有的一種麵條。等早餐過後，他再帶我去看這兩條書店街。走出酒店大堂時，我就忍不住問他，護龍街在什麼位置，他隨手向前一指，而後說這條人民路就是當年的護龍街。沒想到我就住在了此街的街邊。
卜若愚向我講述著此路的變遷
展眼望去，人民路已然成為了蘇州老城區內的主要街道，這條街道寬闊而通暢，街的兩側已經看不到任何的書店，而我的這句話引起了卜經理的不滿：“我們的書店不就處在護龍街邊嗎。”如此說來，而今的人民路也就是當年的護龍街，唯一遺存的書店就是蘇州市古籍書店。
古籍書店的側旁乃是文物商店
對於蘇州舊書肆的起源，相應的歷史記載最初談到者乃是當地的刻書，宋洪适在《元氏長慶集跋》中稱：“樂天守吳才歲餘，其郡屢刊其文。”不知道白居易的這個作法算不算是假公濟私，但至少說明早在唐代，蘇州一地就已經開始刊刻書籍。既然有了出版也就有了交易，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稱：“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看來，早在唐代蘇州一地已經有了書籍之買賣，只是不知道那時的交易是門店經營還是擺攤於地，但無論哪一種都足可以說明，在版刻通行不久蘇州一地就已經有了書肆。而到明清之時，蘇州的舊書肆已然十分的發達。王稼句先生在《蘇州書坊舊觀》一文中稱：“據記載，蘇州在明代有書坊七十多家，清初有二十八家，至乾隆、嘉慶年間有三十六家，坊肆林立，估人麇集，風流韻事，至今為人津津樂道。”
以上所談乃是指整個蘇州舊書店的繁盛，而其中的護龍街乃是清代蘇州書肆的主要聚集地，然而早在幾十年前，護龍街遠不是我看到的這樣寬闊。1931年日本漢學家長澤規矩也寫了篇《吳城書肆記》，該記中有作者在那個時代看到的護龍街“護龍街道路狹窄，但好像還是一條主要街道，最近在逐步拓寬。街上多是古玩商店，賣古書碑帖的也混雜其中。”
看來護龍街原本是一條狹窄的街道，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擴路工程，並且那時的護龍街主要的業態乃是古玩店，而其中有一些舊書店買賣古書和碑帖。如此說來單純把護龍街視之為純粹的書店街，乃是愛書人在文中的選擇性忽略，但即便如此，還是有一些舊書店在這條街上經營。長澤規矩也在此文中有著如下的描述：
書肆從南邊數第一家是路西的藝芸閣馬氏，只是個小店。百雙樓鄭氏，近年開始抬頭，買進了旁邊盧氏的書，盧家先人曾跟隨黎星使到過日本，從日本購進很多書。古活字本賣得很便宜，《龍龕手鑑》只要百數十元，青歸書屋本《論語》也只三十五元，寬永丹表紙本《文選》不到百元，價格無可非議。這些書基本都被當地藏書家潘氏買去了。我所獲只是剩餘的小冊子，只有一部明板的醫書值得一看，還是在燕京沒見過的。欣賞齋餘氏也是小店，來青閣楊氏在改建書店，適存廬丁氏搬到它南面，前者書店雖變大了，但珍本少見。老字號依舊如常。在墨憨齋看到店員在不停地裱糊《墨憨齋定本新曲》。以上書店都在路西。文學山房江氏在北邊路東，近年以所藏的木活字印行書籍，冠以《文學山房叢書》。舊書不是很多，最近購進沈某的藏書，也只是些普通本。護龍街的舊書鋪就這麼多。
《鐘鼎字源》五卷 清光緒洞庭秦氏麟慶堂刻本，來青閣印記
長澤規矩也的這段話中講到的第二家書店，乃是“百雙樓鄭氏”。然而對於百雙樓的主人其他的文獻上卻有著另外的說法，張威廉在《記蘇州兩位陸姓畫師》一文中稱：“抗戰前，蘇州屈百剛、鄒百耐兩姻丈在當時的護龍街開設一家命名為‘百雙樓’的舊書店，除線裝書外，兼收售舊字畫，生意頗不惡。”由此可知，百雙樓的主人應當是鄒氏。
對於這位鄒百耐，我與之還有著間接的因緣。前些年，補白大王鄭逸梅的收藏之品漸漸散出，我購得一冊潘景鄭贈送給他的清代文人手札集冊。潘先生對這些手札頗為寶愛，他將此裱為一冊，並且對每通手札都做了按語。這些手札中，有一通乃是鄒福保寫給陳倬者，對於該通手札，潘景鄭在按語中首先稱：“巢隱手簡一幀，即吾吳鄒泳春先生福保之別署。先生登清光緒十二年榜眼，授編修，累遷至侍讀學士，旋即歸隱終老。哲嗣百耐，壯歲入政界，後歸裡，即於其所居塔倪巷門首設百擁樓書肆，盡出先人遺笈，棄儒習賈，間亦往來故家，居間牟利。吾族香雪草堂藏弆悉為所得，出入利潤倍豐。”
由此可知，這位鄒百耐乃是光緒十二年榜眼鄒福保的後人。然而潘老卻稱，鄒百耐的堂號乃是百擁樓而非百雙樓。究竟哪種說法更為準確，我也無法下斷語，然而長澤規矩也在文中卻講到，百雙樓的旁邊還有一位盧氏所開的舊書店，此店的進貨渠道主要是從日本，因為書店主人曾跟隨清朝駐日本公使黎庶昌到過日本。看來這位盧氏頗有頭腦，在日期間他跟當地的一些舊書店主建立了關係，於是他從那裡購買了一些古書在蘇州售賣。而長澤認為這些書的賣價很便宜。
長澤在這段話中還提到了來青閣書莊主人楊壽祺，這位楊壽祺在晚清民國間舊書界很有名氣。而我與楊壽祺的後人楊炎先生是交往多年的朋友，所以從他那裡聽到過不少當年來青閣的經營情況。更有意思的是，而今的蘇州古籍書店內懸掛的匾額，正是用來青閣舊匾反面刻字而做成者。對於這件事，卜若愚頗以為傲，我上次來其店參觀時，他曾從庫中找出此匾讓我觀看，而今這個匾額懸掛在了整修一新的古籍書店一樓大堂內。
楊壽祺是位用心的經營者，為此他結交了許多一流的版本目錄學家。1959年第7期的《業務通訊》刊載有楊壽祺所撰《50年前蘇州書店之狀況》一文，該文中有如下段落：“當時每逢星期日，由滬到蘇購書的有商務印書館之張菊生先生，及編輯孫星如先生。他們與南洋中學王培孫校長、大清銀行葉揆初行長以及葛君詞蔚等五人，有時同來，有時三四人同來，而且總是早車到蘇，晚車返滬，既不遊山玩水，亦不留宿一宵，以購選書籍作為一種業餘功課。此時傅增湘先生亦由北京到蘇購書，大約三四個月一次，每次停留數天。他精於版本，只收名貴之書，普通本是不收的。另有硤石費景韓君，館於南潯張石銘家中，一面向居停宣傳保存文化遺產，一面將向來只有抄本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首先印行。於是書業中人得以人手一冊，版本知識亦隨之進步。”
1910年前後的蘇州舊書業十分的繁盛，上海的張元濟、葉景葵、北京的傅增湘等大家都前往蘇州去買書。而楊壽祺都與之有著密切的交往，難怪他的書店越開越大。而後，他的主要經營之地放到了上海，故在上海舊書市一文中再細聊。
長澤規矩也的此文中還提到了著名的江氏文學山房，對於文學山房的初創，王稼句在《蘇州書坊舊觀》一文中稱：“文學山房初創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先在護龍街嘉餘坊口，後移大井巷北首，面闊三間，又有後樓，縹帙盈室，精槧秘笈，觸目皆是，堪稱東南舊籍名鋪。”
大井巷街牌
看來文學山房原本在護龍街上，後來遷移到了大井巷。我問卜若愚大井巷在哪裡，他告訴我說，此條街就在古籍書店的側旁，這條街我已走過多回，因為每次從古籍書店出來後，都會穿過這條街到鬧市區內去吃飯。對於蘇州的古書店，我最熟悉者莫過於文學山房，這是因為該店的堂號依然在使用，而該店的主人江澄波先生以90歲高齡依然在經營之中，其堅持之長久在蘇州一地的古籍書店無逾此者。而楊壽祺在《50年前蘇州書店之狀況》一文中又稱：“1914年歐戰發生，這一時期蘇地舊書業都很困難，歐戰停止後，才漸有起色。直至1937年日寇侵華之前，支持蘇州舊書業的僅江杏溪之文學山房一家而已，餘皆旋起旋歇，難以悉數。”
大井巷街景
大井景巷介紹牌
江家人的耐性真的令人感佩，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到了蘇州的舊書業，而在日本侵華之前，蘇州僅剩下文學山房一家，如此堅韌能挺過那麼多的苦難，足見江家人有著超於凡常的耐性。但是從歷史資料記載來看，對文學山房的經營，卻有著不少的貶義。比如長澤規矩也在其文中稱：“子祥屢次對我說，文學山房相當狡猾，時常作假，光緒刊本里出現汪閬源的印章，嘉慶刊本又有毛子晉的印記，這類事頗多。我到這裡以後，聽當地人說，現在他們把刪去全部或部分目錄的殘本當足本來賣。書價也沒準，說是主人親自定的價，若是客人要走，又說可以降價。時至今日，他若拒不改正，一定會有後悔的那一天。”
長澤規矩也在這裡雖然只是說，他聽別人講文學山房有造偽之事，但他還是把這件事寫入了文中。而苦竹齋主在《吳門訪書》一文中也有類似的描述：“文學山房在護龍街，從外表觀之，尚能保持舊書店之本來面目，惟營業亦極清淡，聞近日售書與無錫江南大學，稍獲濟窘之資。主人江姓，沉默寡言，應對謙謹，惟店夥喜偽作舊刻，私造古今藏書家名章，薰染紙色，改頭換面，矇混顧客，凡與往還者，鹹懷戒懼之心。”
然而通過苦竹齋主的這處描述可知，造偽者乃是文學山房店中的夥計而非主人本身。但是江家人是否瞭解夥計們私下裡做這種事，這就只能令別人隨意猜測了。然而我卻覺得，江家人在經營方面，很有獨特的本領，因此不太會做這些小手腳，以此來影響聲譽。《常熟文史》第22輯中載有夏淡人所撰《我的書店生涯》一文，作者在該文中講述道：
我的父親原是中醫，在舊社會里因嗜好阿芙蓉，因此把祖遺產業，吃得片瓦無存，以致全家生活，饔飧不繼，十分困難，租住了人家三間既破又小的房屋，真所謂“風掃地、月點燈”。在我五歲時，母親即在貧病交迫中死去。從此我由祖母撫養大。我生長在這樣清寒的家庭裡，所以小時只勉強讀完了初級小學四年。輟學後，待在家裡。十五歲時，才由一位胡伯伯介紹到常熟城內寺南街惠記書店當學徒，業師沈惠民。
夏淡人的父親因為喜好吸鴉片，使得家產徹底敗落，因此他在15歲的時候進入常熟內一家舊書店去學徒。而後，他進入了文學山房“在進書店後第五年，即1940年，經蘇州怡園隔壁存古齋書店主人嚴瑞峰先生介紹，來到文學山房當店員，實際是個過堂學徒。文學山房主人江杏溪，我叫他太先生；小老闆江靜瀾，就是現在江澄波先生的父親。那裡業務比較發達，見到的書也多，實踐中又得到他們的指點，使我學到了不少版本方面的知識。我在店裡的基本工作，還是修補書，在業餘時還為店裡抄寫過幾部吳文英著《吳下方言考》，多數銷售日本。”
由此可知，文學山房當年的經營情況很好，並且江氏家族版本知識豐富，夏淡人自稱他在那裡學到了不少的目錄版本學知識。這樣說來，江家人不太可能靠造偽來經營。因此，文學山房受到一些買書人的指責，看來跟其夥計的一些所為有很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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