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蒙古，俄羅斯三國共同申請的世界文化遺產萬里茶道，被國家文物局，正式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標誌著萬里茶道申遺邁出了實質性的重要一步。中國,蒙古,俄羅斯聯合打造“萬里茶道”國際旅遊品牌，使這條具有近３００年曆史的貿易通道,變成一條跨國旅遊線路。
張庫大道是萬里茶道長城以北的主要路段，是由晉商開闢通往俄國境內的黃金路段，張庫大道主題博物館，由張家口張庫大道歷史文化研究會創建，展廳分為四個部分：千年茶道、商道春秋、商埠輝煌、記憶鄉愁，是我省最大的民間博物館。
烏蘭巴托國家博物館，有許多重要史料,包括我國政府和領導人，贈送給蒙古政府和領導人的國禮、標誌中蒙兩國正式建交的政府文件、兩國領導人互訪圖片，以及兩國民間文化藝術交往的圖像和文字資料。此外，還有一批明清時期的中國文物和早年晉商留下的文物。
俄羅斯恰克圖茶葉之路博物館，是由一座當年俄國茶商的私人住宅修建而成，博物館內，收藏有大量中俄茶葉貿易文物，博物館收藏了建館時當地茶商捐贈的3塊中國磚茶，品牌都很罕見，其中一塊上印著“豐”字。還有兩口大鐘，各半片。一個鐘上，標有“庫倫眾商賈”、“關帝廟”、“皇帝萬歲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等字樣。工作人員說，它來自買賣城關帝廟。另一口鐘，據銘文所示來自山西汾陽關帝廟，應與晉商有關。
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他不喝茶而喝阿爾泰草藥。普京在會見農業社團時表示：“您知道，我甚至不喝茶，我喝開水泡的阿爾泰草藥。”其實，普京很喜歡喝茶，普京出遠門時經常帶著他喜歡的白色保溫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有一次解釋了普京對這一“旅行配件”的特殊喜好。他說：“這跟他經常喝茶有關。”
赫魯曉夫與蒙古領導人澤登巴爾在一起喝茶，1953年,赫魯曉夫上臺後,中共開始與蘇聯交涉,試圖解決蒙古問題，但由於各種原因，沒有達成協議。 1960年蒙古國和中國簽訂《中蒙友好互助條約》。
俄國人制作的中國茶葉廣告宣傳畫，俄羅斯人喝茶通常以紅茶為主，也有不少人喜歡花茶。現在，隨著減肥風和保健風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知道並開始嘗試綠茶。由於俄羅斯人在喝茶時習慣加糖，甚至有人同時加上牛奶，所以大多數俄羅斯人在喝綠茶時也加糖。
張庫大道是由阿爾泰軍臺演變而來，1693年康熙征剿噶爾丹時，由晉商提供糧食和軍用物質，因為他們很早就開闢了這條大商道，後來以軍臺驛路終點科布多城，地當阿爾泰山腳下得名，全程遙遙五千餘里。阿爾泰軍臺同時托起著名的外蒙古大商道。
1861年,清政府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管外交、通商等事務,衙門匾額上書寫“中外禔福”四字，表明清政府對西方的態度從“鄙夷”到“師夷”,即社會變遷中的外交政策調整。也是開具前往蒙古和新疆通行證的地方，蒙古王爺們的“年班”要在中外禔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拿到通關火票，才能回到草原所屬領地。所帶貨物要在張家口上稅。
張家口察哈爾都統署，是清代在全國設置的三處都統署中的唯一倖存者，察哈爾都統統轄察哈爾十二旗群，總領旗兵，察哈爾都統由皇帝特簡，為獨當一面的封疆大臣。
中國茶葉商人在恰克圖，主要是晉商，恰克圖河對面的中國買賣城，是由中國旅蒙商，自掏腰包建設而成，晉商是主力軍。
叱吒商場風雲的晉商，個個腰纏萬貫，皇商的氣度風貌不一般。山西大學晉商學研究所所長劉建生教授，帶領賴老師參觀山西會館，那裡展出一些商業賬簿，但目前學界利用這些賬簿做研究的學者卻為數不多。劉教授說他去過恰克圖和俄國，蒙古國的官員給他看俄文檔案，他並未發現漢文的商號檔案。
恰克圖中俄茶葉交易中心市場，這麼多的茶葉，很給想像，當年是用駱駝千里跋涉，馱運過去的，
1728年雍正年間，中俄兩國又締結《恰克圖條約》，在官方締約的推動下，中俄雙邊貿易迅速發展，到18世紀末，每年平均貿易額達到近300萬盧布。到了19世紀中葉，每年平均貿易額更是達到了927. 2萬盧布。由於尼布楚道路偏遠，貿易並不活躍，中俄之間的貿易幾乎全需通過恰克圖，而中俄恰克圖貿易只是張家口——庫倫商路的自然延伸。
按照恰克圖茶葉分類：白毫、武夷各色茶觔統名青茶、紅茶，到恰克圖歸於細茶行。白毫、武夷所作之觔米磚茶及安化所作之大小磚茶為粗茶，歸於粗茶行。按照所經之關卡，系自湖廣安化縣辦紅茶，至恰克圖各處釐捐雜稅，沿途經過安化─嶽州─漢口─島口─益陽─北河口─岡山─安陸府─南陽縣─賒鎮─鳳台─太原─代州─崇文門─張家口─恰克圖。
福建崇安縣檔案提到“崇安縣屬武彝山茶市盛旺之際，各省鉅商挾貲而來，紛紛群集”，恰克圖商號僱用茶行在崇安縣納稅，沿途各關應納之稅銀並僱船腳費用，均於啟程時算清，茶行包送名為“包載包稅”並立召攬票為憑。
恰克圖的中國商號總號設在張家口。每次與俄國人交易完成後，中國商號便即刻向張家口的總號彙報俄國人購買茶葉訊息，提供來年交易參考，兩湖、江西、安徽、福建等茶產地的商人，則根據從張家口傳來的信息，調整各類茶葉的出貨比率。
鴉片戰爭以前，俄國市場上的中國茶葉，大都由俄國商隊從恰克圖經陸路運入，到1850年代，已有一些俄國商人非法進入中國內地，直接到漢口一帶購茶。
俄國走海路要僱傭英國商船，而從張家口到恰克圖的陸路，控制在山西商人之手。1878 年成立的俄國義勇艦隊，企圖解決海路運輸茶葉問題，義勇艦隊定期航行海參崴到敖德薩兩港，中途停靠杭州、福州及科隆坡。1909 年，俄國開闢的兩條東亞巡迴海上路線形成：海參崴—鶴雅、海參崴—上海。
從事搬運的碼頭工人，被稱為“碼頭夫”，又稱“挑碼頭”和“扛碼頭”，社會地位低下。他們終日穿著襤褸的衣衫，哼著單調的碼頭號子，或挑或抬或背，步履蹣跚地走過狹窄的棧橋，攀登高高的臺階，在船舶與岸之間忙碌穿梭。
"商茶"由茶商向政府請引後，從產茶區運銷各地或輸往國外，茶引一道，準運茶一百斤，每引額徵紙價銀三釐三毫，引價銀各地不同，浙江省每引一道，賣銀一錢，其他省份亦有更高者。清政府規定:無論"官茶"、"商茶"，都不許與茶引相離。茶商領引販茶，須經稅關"截驗"放行。
1875光緒年間，中國茶葉開始遭到印度、今斯里蘭卡、日本等國茶葉的競爭，銷路日益壅塞，茶價急劇下跌。加上茶稅、厘金過重，茶商境遇大困，許多人因此破產。茶商在此情況下，為圖維持，不得不向外國資本貸款，遂受外商控制。到清末，茶商資本漸漸成為外國資本的附庸。
《天津條約》後，俄國人在內地的茶葉貿易活動規模升級，1860年代初，他們開始在漢口和九江建立磚茶工廠，自行深入茶產區直接從茶農手中收購茶葉，加工後經水路運往天津，經張家口到恰克圖運回俄國。
壓制磚茶的模具，19世紀，俄商使用機器製茶，失敗率降低，產量大於手工，又研發小京磚茶，只壓不蒸，不但可以保留原味不流失，亦可壓低成本，也沒有厘金的問題。其次，俄商改良和修正交通路線，海路和陸路並用，俄商從漢口走海路到天津、張家口，再經陸路到恰克圖。
俄國出口到歐洲的茶葉質量比英國好，主因是從茶葉產地福建，到張家口約 804多里，張家口到恰克圖，再經西伯利亞到莫斯科約 4000 多里。俄國茶葉在長途跋涉過程中，經過溫帶、寒帶地區，因溫度與氣候變化之故，茶葉風味與質量，比起經海路要好上許多。
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記載，內地商人前往恰克圖與俄羅斯貿易，必先造具花名冊，呈送張家口理事同知，詳報管理察哈爾都統，由都統派員赴理藩院，請領恰克圖部票。到張家口散給各商收存，出口貿易時，將隨帶貨物開單呈送察哈爾都統等衙門。鈐印發給張家口北口守口官兵，於該商運貨出口。
明朝時，漢地與蒙古茶馬互市，由官、商嚴格按茶法進行，但也有陝西商人和山西商人，同蒙古人私下交易。“茶戶每採新茶，躧成方塊，潛入番族貿易，致官市沮滯，宜行訪治。”躧指鞋子，即將茶用腳踩成方塊，就是磚茶，只是沒有蒸壓，清代之後風靡草原的磚茶，其製法竟然源於明代私茶販子的的走私和創新。
由於中國用白銀進入茶葉貿易，並保持海外貿易長期順差，導致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白銀起初主要從西班牙、葡萄牙流入，後是來荷蘭、英國，後來英國管控白銀，東印度公司就用鴉片進行交易，導致白銀外流，由於美國和俄國商人，用白銀購買茶葉等物，白銀仍淨流入中國。總計約6萬噸白銀合16億銀兩流入，佔有記錄的世界白銀產量的一半。
《宣化府志》記載，“順治元年於堡西添設大境門，撥滿洲兵駐防。凡京城奉差人員及外藩蒙古札薩克軍營、種地、坐檯人等進出，俱照驗兵部、理藩院及各該管大員勘合、火牌、印文，驗明記檔，由大境門放行。凡八家商人及民商人等前往喀爾喀、庫倫、俄羅斯、恰克圖及各蒙古地方貿易出入，俱驗明理藩院印票，並查驗有無違禁貨物，記檔放行。
中國商人必須至張家口的察哈爾副都統領取“照票”，才能前往庫倫、恰克圖貿易。照票內註明領票人數、商人的籍貫、職業、現居住所等等，並且報明隨行的工人多少、貨物數量；以及中國商人與俄國商人買賣貨物交易清冊。
張家口的駱駝基本都是雙峰駝，且多為騸駝，駝戶頗為忌憚公駝的叫喚，害怕因此而招來劫匪，故而多用騸駝。行進中，領頭的駱駝往往是駝隊的先導，接下是一峰又一峰地分別用一根韁繩作牽引，拉駱駝的把式騎在領頭的駱駝背上，眼看前方，耳聽後方。把式只要聽不到最後那峰駱駝的鈴聲就可以判定是駱駝隊出現了意外情況。不是韁繩斷了，就是遇上了劫匪，因而每把駱駝中最後一峰駱駝脖頸上的銅鈴稱作報安鈴。
駱駝運輸是從秋天九月開始，直到冬季，因為這個時間，草原逐漸進入枯草期，而駱駝耐飢耐渴，牛車運輸則為春夏兩季，春四月出發，八月底歸回，再晚也要十月歸回，因為牛需要一路走一路放牧，而這兩個季節草原水草比較豐茂。
從張家口到恰克圖，漫漫4000多里，佔万裡茶道將近一半的行程，多以張家口“口幫”拉駝隊或駕牛車行走，行程將是數月。沿途要過沙漠、戈壁和草原，冬天不能行走，許多晉商和駝客，要在當地“貓冬”。生活條件及為艱難，是當時富足優逸的江南商人徽商與鹽商，無法想象的。
藏族自唐朝起即已嗜茶成習，“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1571年隆慶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皈依藏傳佛教，“俺答投書甘肅軍門，乞開茶市”，要求以馬易茶，巡按御史李時成認為，俺答“既稱迎佛，僧寺必須用茶，難以終拒”，但是不可開市，“惟量給百數十篦，以示朝廷賞賚之恩”。蒙古人嚮明朝提出茶葉要求，首要目的是為了嗜茶如命的西藏喇嘛。不過，迅速皈依藏傳佛教的蒙古人，也很快向藏族學會了飲茶。
根據佛教法規，寺院附近不準設店鋪，商賈應該在距離寺院十里的地方居住。喇嘛們卻假裝視而不見，違例出租寺院、衙門的閒置空間給商人開設店鋪。因此，店鋪遂逐漸聚集在寺院周圍。
庫倫，蒙古語“呼勒”，意為圈子，《綏服記略》：“庫倫，蒙古語城圈也，地有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所駐之喇嘛木柵，如城，故名。”哲布尊丹巴是喀爾喀蒙古的宗教領袖。康熙1688年康熙年間，哲布尊丹巴一世內附清廷。乾隆1754年乾隆年間，清廷設額爾德尼商卓特巴與堪布諾門罕二職，削弱活佛權力。
1728年，中俄簽訂了《恰克圖條約》，自此恰克圖就成為中俄貿易的市場。後來因為俄羅斯窩藏中方罪犯加上俄羅斯人在邊境搶劫，乾隆曾三次下令關閉恰克圖市場，大清對俄羅斯實施了貿易制裁，外禁皮毛入，內禁茶葉出。
俄國人喝茶,晚於英國荷蘭，最早的記錄是萬曆年間，我國衛拉特蒙古人地區歌薩克人，卡爾梅克初嘗茶味,並對這種“無以名狀的葉子”表示驚異,崇禎1640年崇禎年間，俄使瓦西里·斯達爾科夫從卡爾梅克返國,帶回茶葉240斤，奉獻給沙皇，皇后自此喜歡上了中國茶葉。
恰克圖的公路終點，對面則是當年的買賣城遺址，1921年，蘇蒙聯軍3萬人向買賣城的中國北洋政府守軍發動進攻，蘇蒙聯軍憑藉飛機、重炮、毒氣優勢，歷時一週攻陷買賣城，全城守軍和商人寧死不降，全部殉國，城中婦孺也在城破前夕全部自殺。自此，這個被西方人稱之為“沙漠中的威尼斯”的世界著名貿易商城變成廢墟。
1704年康熙年，俄國商隊從恰克圖、庫倫、張家口一線進入北京，這條便捷的道路漸漸成為中俄商業貿易的主要通道。1727年雍正年，清朝與俄國簽訂了《恰克圖條約》，恰克圖成為重要的通商口岸。 1757年乾隆年，清朝關閉了寧波等處海口，實行廣州一口海路通商。此後不久，俄國國家商隊前往北京的貿易也中止了。恰克圖漸成清朝北方唯一的陸路通商口岸。
俄國在18世紀時在，茶葉是上層貴族的飲料，當時屬於奢侈品，到19世紀，俄國商人在漢口開辦茶葉加工廠後，成本降低，茶葉同茶炊一起開始走入大眾消費，普通人開始喝茶了。
晉商主要佔據北方的茶葉市場,如張家口、、庫倫、新疆、蒙古、俄國,尤其是恰克圖茶葉貿易市場。徽商則在長江以南地區，和北方部分地區茶葉市場佔優勢,尤其是北京茶葉市場，他們藉助政府的相關政策,依靠水路、陸路等運輸方式,將南方茶葉，運到張家口後，換成駱駝進入草原，穿越戈壁。
根據遊博清博士在英國國家檔案館發現武彝茶的運輸時間如下：武彝山茶挑至崇安……裝大海船、到天津府起駁小艇內河到通州府、騾駝至張家口、茶賣與貨房、駱駝走蒙古到恰克圖轉賣夷商。
駝隊在北京通州大運河終點牌坊下。
通過京杭大運河運來的江南絲綢、茶葉、布匹、瓷器、日用百貨，到達通州後，京幫、直隸的商販們連通中原的小土布、棉花，淶源等地紅棗、柿子、核桃等，經過驢馱騾運，出居庸關過懷來，宣化、到達張家口，即“走東口”。
有民歌記載：“南來的茶布水煙糖，北來的皮毛食鹽糧”，“一年四季流鶯囀，百貨如雲瘦馬馱。”
茶葉商人在張家口獲取“部票”的同時，在張家口的稅關納稅，前往蒙古草原不再徵稅。於是，張家口在成為諸多驛道的出發點，也成為前往蒙古貿易的商人的居住地、倉儲地與商道的出發點，在對蒙貿易中將其它關口遠遠甩在身後，成為塞外對蒙貿易最重要的商埠。
由於滿清皇室與蒙古科爾沁和察哈爾部落，實現姻緣及軍事聯盟，清軍入關後，將歷代北邊邊疆危機消弭，實現了內外一統，張家口不再是邊關，但清王朝還對蒙古前來貿易的地點、時間與人數，加以嚴格限制，”蒙古各部的貢使，“有印驗者，限二百名以內······其餘俱令在張家口、歸化城等處貿易。”1686年康熙年，理藩院進一步規定除了噶爾丹等四大臺吉之外，其餘俱在張家口等地貿易。
早在1899年之前，俄國人就提出修築由恰克圖經庫倫、張家口到北京的鐵路，當時清廷未准許，只是口頭承諾“長城以北鐵路，不能由他國人承辦”，而在1902年，清政府派袁世凱與英國商議接收英軍佔領的關內鐵路的時，也有“長城以北的鐵路，不得入他人之手”的協議。
1905年4月，袁世凱和胡燏棻奏請朝廷，正式開辦修築京張鐵路，5月，袁世凱任命詹天佑為總工程司，詹天佑率領他選定的團隊，騎著毛驢開始勘測京張鐵路，而詹天佑以大無畏精神，排困解難，提前兩年，完成了京張鐵路修築工程，震驚了西方列強。
1909年9月15日，郵傳部尚書徐世昌奏明朝廷後，親往驗收。並在南口段舉辦南口茶會，將3000餘張免票火車票，分送給前來祝賀的官紳商學各界人士，票上寫“自9月20日至月底期間，不拘何日，限來回一次之用，期內自豐臺至張家口，往來客商無論從何處上車，一概免收車資”，以留作中國自主造路之紀念。
1881年2月光緒年，中俄《改訂條約》，同意俄在張家口設立行棧，從此俄商沿張庫大道大舉進入張家口市場。1902年，清政府在元寶山劃地五萬方尺歸俄國租借，俄國人在這裡修建住宅、倉庫，設立商店堆棧並設郵局。日本人佔領張家口後，畫的張家口大境門外元寶山下明信片，日本人在張家口時，瘋狂掠奪察哈爾的各種資源。
日本戰俘在俄國境內，組成樂隊，高唱《國際歌》，行走在大街上。當時有兩萬多日本戰俘，到了蒙古庫倫，從事開礦等體力活。
恰克圖東正教復活教堂穹頂建築，也是恰克圖的地理標誌，俄國也是先建教堂後，以教堂為中心擴建鄉鎮城市，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清政府採取“以茶制夷”策略，中俄茶葉交易在早期的幾十年裡，三開三關，制服了俄國人傲慢無理的商業奢求，俄國人急切盼望中國茶葉商隊的到來，他們在教堂頂用望遠鏡遙望東方，當看到中國商隊的駝隊時，就通知俄國茶葉商人分貨，中國駝隊還沒到，他們已經把茶葉和大黃分完了。
1915年6月中國北洋政府，外蒙自治當局，與沙皇俄國在恰克圖簽訂了《中俄蒙協約》，又稱恰克圖協約 。這是一個不平等的條約。
漢口對俄輸出磚茶，一直依靠經張家口到恰克圖的路上運輸，俄國人修了中東鐵路後，茶葉出口改為先由內地至天津，然後經大連到俄國，俄商還利用攫取的通商特權，直接深入中國內地進行貿易，這種狀況使中國商人在對俄貿易中的中介作用喪失殆盡，並導致張家口、歸化城、庫倫、恰克圖等傳統邊貿中心日趨沒落。
京張鐵路和張庫公路的先後修建和開通,增加了運輸皮毛等貨物的數量,最終將張家口皮毛貿易推向繁盛。1925年到1929年,張家口迎來了皮毛貿易發展的頂峰。但是隨後在中蘇斷交,張庫商道中斷以及日本入侵和中國內戰等一系列政治因素的影響下而迅速走向衰落。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清朝官吏被趕出蒙古地方，旅蒙商失去了保護傘。特別是外蒙古獨立後，宣佈所欠旅蒙商的鉅額高利貸債權無效，並將其人員驅逐出境，旅蒙商損失甚大。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眾多洋行通過買辦商人，向蒙古地方傾銷工業產品，加速了旅蒙商的衰落。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清王朝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國勢日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沙俄先後脅迫清政府與之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和《中俄陸路通商條約》。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沙俄攫取了許多商業特權。而中國商人卻仍需向清政府交納沉重的厘金稅收，在貿易成本上處於劣勢地位。
協約在形式上取消了外蒙的"獨立"，代之以"自治"，但外蒙仍有權與外國締結有關工商條約，俄蒙商約依然有效。《協約》簽定當天，袁世凱宣佈冊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職名號一仍其舊，赦免所有參加庫倫獨立之人。該條約的簽訂，標誌著外蒙古地區，淪為沙皇俄國的勢力範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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