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江曉原
整理 | 胡珉琦
導 讀
· 只要腦子足夠聰明，影響因子就可以通過合理、合法、快捷、有效的手段來提升。
· 隨著影響因子游戲的進行，期刊界發現了另一個法寶——綜述文章的引用率
常常是研究論文的好幾倍。
· 我們如果一味要求中國科學家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論文，就會使中國的優秀論文大量流失到國外期刊，中國期刊就會因為沒有優秀稿件而永無出頭之日。
· 如果現階段中國還不能自己創造一套可以取代SCI和“影響因子”的量化評價標準，至少應該保持必要的獨立性，而不是盲目崇拜。
國際頂級科學期刊“封神”背後，有著怎樣的商業化運作機制和學術包裝手段？它們是如何一步一步成為影響因子游戲頂級玩家的？
近日，在北大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的“科學·文明”系列講座上，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江曉原對此進行了揭秘。
《中國科學報》記者胡珉琦根據演講整理此文。
SCI和影響因子的商業屬性
2016年7月，湯森路透以35.5億美元的價格將旗下知識產權和科學業務賣給了科睿唯安。很多國人這才知道，原來科學引用索引這東西是可以買賣的！
實際上，這已經是它三易其主了。
科學引用索引（SCI）和期刊引證報告（JCR），被當今科學界視為兩種最權威的學術評估數據，但許多人誤以為它們是由“科學界權威機構”發佈的。
那是因為，我們一直對SCI和期刊“影響因子”的歷史形成過程很糊塗。
它們的發佈機構叫“科學情報研究所”（ISI），是尤金·加菲爾德創立的一家地地道道的商業公司。
ISI創立之前，美國的科技情報通常由政府學術機構牽頭採集、整理和公佈，是加菲爾德一手開創了科技情報的商業化經營模式。
加菲爾德曾非常坦率地承認，之所以要起一個“科學情報研究所”的名字，是因為它聽起來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學機構。
他要的就是這種容易引起混淆的效果。
很多人認為，指出SCI和影響因子的商業屬性，就是在詆譭它。其實，商業不是一種原罪，不等於沒有公信力。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盈利是商業的最終目的，而這個目的也是加菲爾德此後幾十年不遺餘力推行影響因子游戲的真正動力。
影響因子可以操控
1975年，ISI正式開始推出JCR報告，影響因子游戲從此開始。
為什麼說這是一場遊戲？
因為它從一開始就開好了“方便之門”，只要腦子足夠聰明，影響因子就可以通過合理、合法、快捷、有效的手段來提升。而這些手段可以跟發表“高影響”論文毫無關係。
簡單回顧一點歷史。加菲爾德發起影響因子游戲的時候，學界其實有很多異議。這時，《自然》和《科學》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
加菲爾德在這兩本期刊上發表了大量文章，鼓吹影響因子，但質疑他的文章那時從未被該兩刊刊登。一個有意思的插曲是，影響因子的計算方法曾被修改過。那次修改，使得《自然》和《科學》的低排名一下子升高不少。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ISI公司和《自然》《科學》之間，有著心照不宣的“共謀”。
那麼，影響因子到底是怎麼計算的？
按照ISI確立的影響因子算法標準定義是，一本期刊在前兩年發表的源刊文本在當年度的總被引用數（分子），除以這本期刊在前面兩年發表的學術文章總數量（分母），即為這本期刊當年度影響因子的得數。
需要注意，期刊的文章被分成兩種類型，一種叫做引用項（學術文本），另一種叫做非引用項（非學術文本），兩個加在一起構成了“源刊文本”數。
中國人普遍誤認為所有“源刊文本”都是引用項，其實不然。
“非引用項”不會計入分母，但它們所產生的引用量卻會計入分子。國內大批期刊、學者、媒體從未弄清這其中存在的嚴重漏洞。
要想提高影響因子的數值，就有兩種途徑擺在面前：一是擴大分子，二是減小分母。
事實上，長期盤踞影響因子前20名的期刊都是這場遊戲的頂級“玩家”。
“兩棲”捷徑：縮小分母
以《自然》《科學》《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柳葉刀》為例，它們都是兩棲雜誌——既刊登學術文本，又刊登非學術文本。這些雜誌提升影響因子的策略，就是通過逐漸削減引用項（學術文本）的數量，從而縮小分母。
這些年，這些雜誌中的學術文本只佔源刊文本的10%~30%。
以《自然》為例，所有18個欄目中，只有3個欄目屬於引用項，即學術文本。還有15個欄目都是非引用項，包括消息和評論、讀者來信、觀點、書籍＆藝術、書評、洞見、科幻小說等等。
加菲爾德曾經辯解稱，非引用項對總引用量的貢獻很少，可事實上非學術文本也產生了很高的引用。
早在2000年前的一項研究發現，其統計的10家知名期刊（包括《自然》），“非引用項”對影響因子貢獻比值在 6%～50％之間。其中《自然》為11％，《柳葉刀》高達50％。
這還只是非引用項的顯性貢獻。《自然》自身的定位從來就不是一本“純粹的學術雜誌”，它的目標是要辦成時尚的、擁有廣大讀者的、享有學術聲譽的同時又能夠有豐厚商業利潤的雜誌。
兩棲身份可以大大提升這些雜誌的傳播效果和商業價值，也使得這些雜誌文章本身可以獲得更高的顯示度，從而提升引用量。
除此以外，ISI對刊物的欄目是否歸為“引用項”的界定其實並不明確，它甚至還可以討價還價。
1997年~1999年，《柳葉刀》的影響因子跌落了許多，就去找湯森路透理論，稱其多算了影響因子公式中的分母，最後湯森路透修正了分母的數值，直接導致其影響因子的回升。
再比如，《美國國家圖書館·醫學》曾質疑湯森路透將其影響因子計算得過小，商議得到了一個折中的結果。但湯森路透始終拒絕把挑選“引用項”的過程公之於眾。
這非常不符合我們中國學者想像中的“頂級期刊”，因為在中國就沒有這樣的兩棲雜誌。瞭解了這一點，我們還要繼續“跪拜”這些頂級期刊嗎？
綜述為王：擴大分子
隨著影響因子游戲的進行，期刊界發現了另一個法寶——綜述文章的引用率常常是研究論文的好幾倍（在中國學者眼裡，一篇綜述文章的分量要低於研究論文）。
結果是，SCI期刊的綜述文章數量逐年大幅增加。這就不難解釋，影響因子的榜單上，綜述期刊佔據了半壁江山。因為，這可以增大影響因子計算公式中的分子數值。
這裡有一個驚人的例子。《臨床腫瘤雜誌》以223.679的影響因子高居2019年的榜首，簡直讓其他雜誌望塵莫及。可它的影響因子到底是靠什麼獲得的，很少有人研究。
我們發現，它之所以能夠常年在影響因子游戲中“稱霸江湖”，主要歸功 於它的兩種報告：一種是1979年至今逐年發表的《癌症統計報告》；另一種是不定期發表的《全球癌症統計報告》。
2001年以來，這兩種報告為影響因子作出的貢獻始終超過70%。所以說，當今全球影響因子游戲的冠軍期刊，主要是靠這兩篇綜述文章支撐起來的。
曾把這個規則玩到最極致的，是法國半年刊《地球化學展望》。它每期只登一篇文章，就是一篇綜述。
該刊創刊當年即被SCI收錄，2013、2014、2015年影響因子分別為8.1、8.2和8.8，在法國期刊中影響因子連續三年排名第一。
期刊把影響因子玩到這種地步，已經異化了。
頂級期刊不是“學術公器”
為什麼我們難以想像、接受“頂級期刊”利用規則幫助自己提高影響因子這樣的行為？
因為長期以來，我們還存在一個普遍的誤解——頂級期刊等同於學術公器 。
中國學者認為的學術公器，一般需要滿足最主要的兩個條件：設有編委會；實行匿名審稿制度。
但反觀《自然》，它的審稿規定明確指出：雜誌沒有由高級科學家組成的編委會，也不附屬於任何學會和學術機構，它的決定是獨立作出的，不受制於任何單獨個體持有的科學或國家偏見。
什麼樣的論文能吸引讀者廣泛關注、值不值得刊登，由《自然》的編輯而不是審稿人來作出判斷。
《自然》本刊如此，《自然》旗下的所有雜誌都是如此——《自然》前主編多次向媒體這樣表示。
於是，《自然》可以選擇發表一篇有巨大爭議甚至是荒謬的文章。研究人員紛紛給予駁斥，駁斥就會產生引用。由於影響因子中的引用是絕對數值，無論引用的作用是批判還是贊同，都會計入引用次數。
所以，《自然》曾經撤銷的論文，在撤銷之前往往都具有高引用率。《〈自然〉百年科學經典》當中就包含了那些後來成為科學“醜聞”的文章。
可是，還有多少人記得《自然》曾經撤銷過的那些文章？它在中國學者心中的地位從未動搖過。
別再被這場“遊戲”牽著鼻子
我們崇拜一個事物時，總是想像它是盡善盡美的。一旦有人指出它與我們想像中的不同，就被認為是在反對它。
以上基於對“國際頂級科學期刊”的社會學研究發現，是一個事實描述，並非是非論斷。兩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繫。
實際上，在沒有更好的量化評價方法取而代之時，這場遊戲不是不能玩。影響因子在同一學科內作為一般性評價指標還是有價值的。
問題是，我們現在把SCI和影響因子當成理所當然的權威學術評估手段，用於衡量個人、學術團體、研究單位，甚至一個國家的整體學術水平。
我們拿中國最好的論文入了這場遊戲的局，卻對這場遊戲產生的歷史和玩家規則毫不知情，從頭到尾被牽著鼻子走。沒有獨立的判斷，沒有對規則合理性的懷疑，這太危險了。
我們如果一味要求中國科學家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論文，就會使中國的優秀論文大量流失到國外期刊，中國期刊就會因為沒有優秀稿件而永無出頭之日。
2013年，巴西四家醫學期刊因建立“互引同盟”提升影響因子慘遭湯森路透鎮壓，被排除出SCI期刊之外。
而這一熱點事件的背後，實則是巴西期刊界面對巴西教育部實施的以影響因子為主導的學術量化考核標準，把巴西學術期刊逼上絕路，而做出的一場集體自救行動。
再來看看日本，日本學術界除了在這場遊戲之外，關起門來還有一套相對獨立的論文發表評價方法。他們重視選擇雜誌，但並不一味看重“影響因子”。法國學術界也是如此。
立足於國內，我個人的態度是，我們完全可以期待，自己設計一個不以盈利為目的、更合理的評價“遊戲”，迴避現有規則的漏洞，拒絕尋租空間。
如果現階段中國還不能自己創造一套可以取代SCI和“影響因子”的量化評價標準，至少應該保持必要的獨立性，而不是盲目崇拜。
不要忘了我們做科學研究、辦一本學術雜誌的初心到底是什麼！
排版 | 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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