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告別了貴金屬貨幣，進入紙幣時代之後，中央銀行家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牢牢控制住通貨膨脹。因為，維護本幣穩定是國家經濟穩定發展的必然前提。這也是經濟金融專業一條不證自明的“公理”。有“美國經濟活力之父”之稱的保羅·沃爾克的最大功績，就是在 1979年到1987 年任美聯儲主席期間成功控制通脹，穩定了美國經濟。
可誰知，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後，西方發達經濟體央行轉而對寬鬆貨幣政策青睞有加。儘管不論政策制定者還是學術研究者對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態度褒貶不一，但他們大多都認為正是全球央行的這一宏大的、前所未有的“貨幣寬鬆交響樂”避免了上世紀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重演，使得我們能以較為輕鬆的心態來面對經濟衰退。無論如何，衰退總是要好過蕭條，據此，施政者相應的制定政策的空間和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也會相對更為寬裕。近年來，從資產購買到負利率，貨幣政策創新力度速度都可說達到了“前無古人”的程度。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儘管西方發達國家央行不遺餘力執行貨幣寬鬆政策，甚至“直升機撒錢”（helicopter money，2008年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語），可全球通脹率卻並沒有翹起頭來。比如在英國，以冬季養老油料補貼的形式已給每個退休金領取者在2019、2020年度賬戶上直接存入200英鎊（年齡超過80歲可拿到300英鎊）。而這依然沒能提振英國的消費，反而帶來額外的政治風險，英國通脹率則降至201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如果進入下一個經濟週期，取消這種直接補貼的政治成本，會讓政治家知難而退，這大大增加了政策的黏性。
相對於英國的大撒錢，美聯儲則嘗試使用全新方法來推動通脹。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更願意強調加強中央銀行與普通居民的密切溝通，更為有效地使經濟參與的各主體形成符合美聯儲的經濟預期，從而推動通脹的“補償”機制。所謂通貨膨脹“補償”機制，是指如果通脹率長期低於美聯儲的目標，那麼美聯儲就可承諾在將來的某個時期內把實際通脹率也推高到目標通脹率之上。簡言之，這是要讓美國居民相信，眼下不足的通脹，可由將來較高的通脹來得到補償。相應的，未來的經濟增長率也會相應得到提升。
鮑威爾相信，只要這種通脹補償理論能有效地推行，將會進一步推進美聯儲的降息政策效果。而要想使通貨膨脹的補償機制產生作用，美國的普通家庭還得真正理解並相信美聯儲的政策意圖，並且實實在在地拿出真金白銀在經濟下行週期儘量增加消費。鮑威爾說：“我們過去在日本看到過（長期低通脹），現在我們在歐洲看到。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堅持2%的通貨膨脹目標的重要性。我們將不遺餘力地捍衛這一目標。”
無疑，鮑威爾這項新政策能否取得效果，還有待時間來驗證。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美聯儲傾向於不向市場釋放清晰的信號，最好是什麼都不說。對此，世人早已領教了當年格林斯潘面對媒體那種迂迴繞圈、模稜兩可的表述方式。次貸危機以來，美聯儲傾向於以披露市場數據的方法來影響投資人的行為，從而盡力矯正市場的演變方向。顯然，鮑威爾的做法要想成功，先得與社會大眾有效溝通，難度是相當大的。
對當下這種通脹“消失不見”的現象，經濟學界給出了多種理論解釋。從全球化的深入到科學技術的大躍進；從醫療保障的低成本，到人口結構的變化等等不一而足。只是，從經濟週期論的角度來看，也許這種現象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最終不可能長久存在下去。
所有這些解釋固然都有一些說服力，但筆者認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迄今並未引起重視，那就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與全球經濟格局的不匹配。在2019年度的傑克森霍爾全球央行年會上，英格蘭銀行行長卡尼展現了一組數據，很直觀地揭示了問題的所在。卡尼在他的發言材料中做了一組有趣的對比：美國佔全球貿易的比例為10%，美國GDP在全球GDP的比率則為15%。然而，美元的地位卻大不一樣：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國家明確將本幣盯住美元；美元佔據全球貿易結算貨幣的50%；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外債的三分之二是以美元計價的；全球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由美元構成；全球證券發行資金構成的三分之二由美元構成；最後，超過全球70%GDP的國家使用美元作為貨幣的“錨”。
這種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與全球經濟結構的不匹配，顯然大大加劇了當下的全球經濟困局。如果美國經濟發展和世界其他國家發展的節奏不一致程度進一步加劇，那麼美國的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就會降低乃至變成負面。鑑於歐元區缺乏像美國國債市場那樣一個規模足夠大，流動性足夠強的固定收益市場，所以，Facebook的天平幣（Libra）躍躍欲試。儘管爭議極多，障礙不少，Libra前路難卜，但是，為打破當下的困局，重建一個適合變化了的現實的全球貨幣體系，相信還會有各種各樣的超主權數字化貨幣實驗出現。（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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