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村裡轉悠，他也碰過許多“釘子”。一次，他在一家工廠門口拍照，一位中年女性從遠處衝過來大喊，“我的工廠不讓拍”，還指著自家門面問，“你是環保局派到這裡抓我證據的嗎?”
黃昏，城中村女孩背影。受訪者供圖
天剛亮，早點攤冒起了熱氣，滿頭銀髮的老人家仔細箍好頭髮，揹著手逛市場，外套的口袋裡放著摺疊整齊的環保袋。
揹著手買菜的老奶奶。受訪者供圖
一排中年男女站在路邊，面色疲憊，舉著紅色的招工牌，上面手寫著，“招車位臨時工，整件8元”，“打邊，兩名，長工”，有人專門在落款強調，“東北老闆”。
正在取錢的農民工夫妻，妻子輸密碼時，丈夫緊緊貼在身後，右手高高撐起，青筋暴露，生怕別人把密碼看了去。
農民工夫婦取錢。受訪者供圖
這是熊盛文拍攝的廣州城中村。
他67歲了，2012年退休後開始學習攝影，退休前，他曾任江西省副省長多年，分管農、林、勞動保障和扶貧等方面的工作，“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農民工”。
不長的攝影生涯裡，熊盛文的鏡頭記錄了許多面孔——一群在寺廟裡長大的孩子，大學生村官，廣州城中村裡的“村裡人”，香港街頭的菲傭、流浪漢、站街女······其中，受關注最廣的，是他鏡頭中的城中村。
廣州城中村裡的流浪漢，睡著時把自行車放在身子內側。受訪者供圖
有媒體把他拍攝的廣州城中村照片發佈在網絡上，當晚跟帖數過萬。有讀者看哭了，寫了200多字的評論，稱城中村是自己“留在大城市的希望”，並說“謝謝你，留下真實的一幕，滿滿的回憶和親切感”。
都市裡的村莊
某種程度上來說，熊盛文的退休生活和其他老人相比，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他被病痛纏繞，多走一些路便膝蓋疼，時不時便得往醫院跑。
他會為了照顧外孫，做“候鳥老人”，在外孫上學期間從南昌去廣州，每天接送孩子。
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些不同之處，熊盛文的生活，除了吃飯睡覺帶孩子，幾乎被“攝影”擠滿了。去廣州帶外孫，他也捨不得放下相機。
在任時，作為副省級官員，熊盛文幾乎沒有自己的娛樂時間。 “天天開會，天天批文件”。
退休後，他便一頭扎進了鏡頭的世界裡。每天清晨，4點鐘起床，集中回覆完所有的微信，看完當天的新聞，要麼出門拍攝，要麼便打開電腦，挑選昨天拍好的照片，註明拍攝場景和故事。
守倉庫的老人。受訪者供圖
夫人都打趣他，“太勤奮了，我每天睜開眼，旁邊都沒人”。
2016年，他客居廣州，發現高樓的背面不遠處，有一座“都市裡的村莊”。
雖然地處繁華地段，那裡房屋低矮，樓擠樓，人擠人，天空細長，總被蛛網似的黑色電線劃破，像個“黑森林”。
“森林”的地上總是溼漉漉的，汪著一灘灘汙水，頭頂總有些不知來處的水滴落下。小巷彎彎繞繞，只能容納一輛電動三輪車通過，送快遞的車一過來，人得“跳起來”躲進路邊的店鋪裡。
城中村裡的修車鋪。受訪者供圖
他心裡清楚，“城中村陸陸續續在改造，將來這些景象都會消失”，想把這些人記錄下來。
一開始，他本想通過廣州的公務員朋友介紹當地的村幹部帶他進村拍攝，結果對方說，“城中村有什麼好拍的，來，我帶你去拍廣州的景觀工程，很漂亮的”。
官方路線走不通，熊盛文只好自己想辦法。他找了村裡一處市場的二樓，每天定點在那裡，混個臉熟。有人問他是幹什麼的，他便說，“我是報社記者，退休了，拍著玩玩”。
去的多了，真有人相信他是報社記者。一天，一位環衛工人湊過來問，“你是記者嗎，你晚上三點鐘來拍，這個地方好髒的，你趕緊來曝光一下！”
後來，一位湖南老人覺得他臉熟，主動和他打招呼，“又來啦”，他趕忙搭話，和人聊家鄉，聊帶孫子，聊現在看病難，聊完了，末了問一句，“能不能帶我去廠子裡拍些照片?”
就這樣，熊盛文第一次走進了工廠。老人帶他一進工人宿舍門，裡面原本空蕩蕩的屋子，忽然從布幔裡伸出一隻腳來，他趕緊按下快門，記錄了“工人剛睡醒那一刻”。
剛進宿舍門，熊盛文抓拍的“工人睡醒瞬間”。受訪者供圖
對於一個拍者而言，在村裡抓拍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生活喧嚷，像一條小河，每天都在奔騰流淌，熊盛文的食指一直在快門鍵上“待機”，攫取幾朵小浪花。
有時是背脊佝僂拎著蛇皮袋的拾荒老人，有時是戴著口罩被碎布片包圍的車床工人，有時是站在早點攤前面等餐食的“打工子弟”。
常在村裡轉悠，他也碰過許多“釘子”。一次，他在一家工廠門口拍照，一位中年女性從遠處衝過來大喊，“我的工廠不讓拍”，還指著自家門面問，“你是環保局派到這裡抓我證據的嗎?”
善意的謊言
近距離拍攝時，熊盛文每次拍攝前，都會和工人們聊天。
剛走進工廠時，大家不熟悉，總有工人問他，“你拍這個幹什麼，會不會上報”，去多了，工友們都跟他開玩笑，“你給那個新來的毛頭拍一下，明天讓他上頭條”。
為了拉近和被拍攝者的距離，熊盛文會告訴工友們自己住在哪個小區，孩子多大了，外孫最近頑不頑皮，“除了職業隱瞞了，其他的都說”。有些工廠去的次數多，工人常邀請他一塊兒吃飯。
很自然的，工人們也會和他分享新鮮事，聊最近看到的各種新聞，還有廠子裡的“大新聞”，“你看那個角落裡的，就是老闆的未婚妻”。
他也和老闆聊天，對方會倒苦水，“老闆就是名聲好聽，我都60多歲了，又要找銷路，又要煮飯，過年放假有訂單我們都自己做，去年我和兩個兒子一起開廠，賺了不到40萬，一個工人一年都賺七八萬”。
一位工人還保留著農村的習慣，在樓道里蹲著吃飯。受訪者供圖
接觸下來，熊盛文發現，許多被拍攝的工人，很想要自己的照片留個紀念，他會加工人的微信，回家後把拍好的照片導出來，一張張發給對方。工人忙碌，常常回復簡短，多是“拍得很好”，“謝謝”。
在朋友圈裡分享照片時，熟悉的人會在下面留言，稱呼他為“省長”，誇讚他照片拍得好。但是工友們看不到這些評論，除了其他工友，他們和熊盛文幾乎沒有共同好友，他們始終把熊盛文當成一個報社工作人員。
結束一段拍攝過後，他專門做了一本臺歷，選了12個人的照片，只要檯曆上露臉的人，他都送了一本。
閒聊時，常有工人好奇，“你現在不上班，一個月有多少錢”，他會回答，“那肯定沒有你們高咯”。
扛著蛇皮袋上樓的工人。受訪者供圖
他知道，工人辛苦，這樣回答，他們心裡會比較高興。有一回他去廠子裡拍攝，等到11點工人都沒來，一問才知道，昨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五點才走，訂單催得緊，廠裡黑板上寫著：趕貨，今晚必須出貨！
最平淡的，最真實的
在退休官員圈子裡，攝影是一個頗受歡迎的愛好。
江西有位老省長，愛拍大江大河，一位退休的政協主席，喜歡拍花鳥。
剛學攝影時，熊盛文沒有自己的偏好。他發現，相比於大好河山，自己更喜歡捕捉普通人的情緒，“他們是最平淡的，也是最真實的”。
有一次他下鄉，發現有位年輕人在給老奶奶數衣服，一層層數過去，五顏六色的，一共7件，老奶奶笑呵呵地說，“好幾個小輩買的，他們今天都會來，穿出來他們高興”，他趕緊拍了下來。
穿7件衣服的老奶奶。受訪者供圖
還有一回去大學拍攝，熊盛文抓拍了人群中一對母女，在學費繳納點，母親手裡緊攥著多年的積蓄，數了又數，女兒的目光久久停留在母親手上，若有所思， “這樣的照片，是有感情的，能看出來女兒在心疼母親”。
有時候夫人看他的照片，會覺得感動，她說，“我和他在一起快40年了，從來沒聽他說過一句我愛你，反而是看他的照片，會感覺，原來他是一個細膩、浪漫的人”。
曾經有人問他，為什麼喜歡拍城中村這種“底層生活”。
熊盛文說，他也是平民出身，父親是教師，母親是醫生，家裡有 6 個孩子。那時，父母兩個人工資加起來不到一百元，要養一家八口人，還要贍養老人。
文革時期，他上山下鄉，從育秧到收割，整個流程他都幹過，非常瞭解農村的生活習慣。
加上工作後一直分管勞動保障這一塊，和“打工者”接觸很多，他對這些人的生存狀態非常瞭解，感受很深。
江西是農民工輸出的大省，每年有幾百萬農民工輸出，熊盛文記得，自己在任時，江西省有時候在沿海打工的人數超過整個江西省的勞動崗位數量，“江西農民當中很多家裡蓋房子的都是家人在外面跑”。
他還記得，2003年在深圳走訪時，遇到一位17歲江西籍女孩，她打工的月工資是1700元，只給自己留200塊錢生活，剩下的1500元全都寄回家，“為了幫助家庭擺脫貧困，這樣的孩子懂事得讓人心疼”。
這些過往的經歷，讓他覺得，拍攝城中村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早點攤等餐食的孩子。受訪者供圖
去年，他挑選了一些城中村的照片做成攝影集，命名為《都市裡的村莊》，扉頁上寫著：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村莊，這裡的人也不是一般意義的村裡人。它既是都市裡的村莊，也是村莊裡的城市，是繁華的邊緣。
“城中村，並不是城市見不得人的一面”
每次拍完照，熊盛文希望聽到一些意見，但聽到的多是誇讚，極少有批評。他能感覺到，有時官員就和明星一樣，不論退休與否，有名氣與否，都像活在一個真空狀態下，身邊的人只會說“拍得太好了”，聽不到最真實的意見。
網絡上能聽到一些相對真實的聲音。去年11月，有網站從《都市裡的村莊》裡挑選了30張照片刊載，當天夜裡跟帖過萬，無論是讚賞還是批評，熊盛文每一條評論都看了。
有人問，“為什麼拍攝廣州而不是南昌？”
他向記者解釋，這不是廣州和南昌的問題。廣州市有一百多個城中村，別的城市也有許多城中村，其實像南歐的一些國家，他們也存在這些問題。如果沒有城中村，外來務工人員進城成本將大大提升，他們都是城市建設者，需要一個容身之所。
城中村裡，許多工人帶著孩子依然在工作。受訪者供圖
聊到記錄，熊盛文提到了自己最喜歡的攝影師薇薇安·邁爾(Vivian Maier)。那是一位美國業餘街頭攝影師，在紐約和芝加哥做了近40年保姆，她去世後，人們才發現，她房間裡留下了 10 萬張尚未被沖洗的黑白底片，還有 2 萬張幻燈片和數以千計的膠片。
她的鏡頭記錄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功富裕的美國人的身邊人：孩子、黑人女僕以及商店門廊上卑躬屈膝的乞丐。
“你說她圖什麼呢，她什麼也不圖，只想做一個記錄者”。
去年過年時，熊盛文回到廣州，重訪城中村，發現，從前村口的小巷子，變成了餐飲一條街，他多次經過的理髮店已經拆了，從一個小店鋪變成一塊工地，現在已經建了高樓。
他選了一些照片，打算送給工人做禮物，卻發現，原來拍攝的那群工友，只剩下一人，其餘全是新人。
回家後，他在電腦裡寫下，“也許若干年後，這些村莊會漸漸消失，但這不會成為城市的恥辱，而是一段值得留戀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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