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復帖》是傳世書法中年代最早的名帖，比王羲之的《蘭亭序》早60多年。

記者 | 張星雲

西晉 陸機草隸書《平復帖》卷（現藏故宮博物院）

奇古書法

張伯駒第一次見到陸機《平復帖》是在1935年北平舉辦的湖北賑災書畫義展上。

多年後，他在《春遊瑣談》中回憶當時的情景：“晉代真跡保存至今，為驚歎者久之。”感慨之餘，他發現自己甚至看不懂帖上的文字，“此帖書法奇古，文不盡識”。

實際上不只張伯駒，從《平復帖》有明確記錄的唐以後1000多年間，許許多多文人學者試圖解讀，卻沒有一人能夠讀懂全文。全帖一共9行86個字，其中兩個字因為紙張損壞脫落了，所以今天能看到的也就84個字。而時至明朝，收藏此卷的張醜僅僅認出了其中的14個字。到了清代，收藏家安岐曾試圖在張醜的14字基礎上進一步解讀，努力了幾十年，也沒再多認出半個字來，後來他在《墨緣匯觀》裡無奈地說：“其文苦不盡識。”近代，日本人梅園方竹在張醜的基礎上試著又解讀出6個字，但把第4個字“瘵”誤讀為“虜”。也就是說，1000多年來，眾人僅認出了19個字。

啟功曾說，唐宋以來，講草、真、行書書法的，都追溯到晉人。而晉代名家真跡，至唐代所存已逐漸稀少，真跡多為唐太宗、武則天隨葬。他們生前用摹本賞賜大臣，所以流傳下來的也多為摹跡了。董其昌在題跋中評價《平復帖》說：“右軍以前，元常以後，唯存此數行為希代寶。”這裡的右軍指的是王羲之，元常則是三國時期的大書法家鍾繇。但清乾隆年所刻《三希堂法帖》中，居首位的鐘繇《薦季直表》並不是真跡，明代鑑賞家詹景風早就有“後人贗寫”的論斷。何況此卷自從在裴景福處被人盜去後，已遭毀壞，無從得見。《平復帖》因此成了如今我國傳世書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名帖，比王羲之的《蘭亭序》早60多年。

“我們所謂宋代書法那麼好，都是從王羲之的變革開始，如今我們把王羲之視為一個標準。王羲之變革之前，章草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寫。而陸機的字是從章草向今草，從規矩寫法向隨意寫法轉化過程中的書法，啟功管這種章草叫草隸，就是隸書的草寫。實際上今天我們看到更多出土的簡牘之後，更相信陸機的字更接近於原始狀態下的章草。”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員王亦旻告訴本刊。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員王亦旻

王亦旻說，《平復帖》不僅書法高古，所用紙、筆也同樣高古。“專門研究紙張的潘吉星上個世紀60年代曾研究過《平復帖》的紙張，認為其書寫所用的是一種麻紙。結合文獻記載，這類麻料是當時製作紙張的主要原料，有的還輔以樹皮、漁網等其他植物纖維，經過打漿、抄造而成，當時的工藝還不夠成熟，因此紙面比較粗糙。還有，當時所用毛筆多是硬毫製成，且有硬芯，禿鋒，寫在這種紙上會比較澀，行筆速度也很慢，有一種古拙之感，如今我們使用的軟毫筆要到北宋末年米芾的時候才有。此外《平復帖》是一封私人信札，有些內容表述隱晦難懂，這些因素都增加了此帖文字的辨識和理解難度。”

更直接的原因，是《平復帖》太古老了。古人說“紙壽千年卷八百”，而《平復帖》已經有1700多年曆史，因此帖本身的保存狀況並不好。

這也是為什麼本次故宮“張伯駒捐獻展”，《平復帖》是展覽目錄的第一件作品，被放在了正對入口的最顯眼位置，但展臺裡的並非真跡，而替之以高清照相影印的一件複製品。

《平復帖》的休眠時間極長，最近一次真跡展出，要回溯到13年前，在2005年上海博物館“書畫經典——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古書畫藏品展”上展過兩週。再往前是2002年秋，故宮博物院收購隋代章草作品《出師頌》後，社會上對該作品的真偽有爭議，故宮於是組織了一場“銘心絕品——兩晉隋唐法書名跡特展”，其中《平復帖》等真跡展出了9天。

據王亦旻介紹，一般來說字畫修裱一次可以保持兩三百年，《平復帖》最後一次修裱應是在明末，該帖的部分前隔水就是那時被裁換成了新的。1949年以後，故宮博物院對一批重要古書畫進行了修裱，由於當時《平復帖》狀況還不算最差的，所以並沒被劃入那批修復文物中。“如今它的傷況比較嚴重，每次開卷合卷都會增加其損傷的程度，重新再修裱難度很大，既要保存書卷上面所有文物痕跡的完整性，又要把各種傷況修補好，這需要對其做詳細的論證和周密的準備，並請經驗豐富的老一輩書畫修裱師傅進行指導把關。目前，故宮正組織相關專家對這一類需要修復的國寶級書畫作全面的評估。”因此，像《平復帖》這樣比較脆弱的國寶書畫，目前原則上儘量不開卷。

流傳有序

1935年北平舉辦的那次湖北賑災書畫義展，不僅是張伯駒第一次見到《平復帖》，也是《平復帖》1700多年來第一次面向公眾。

當年6月下旬，漢江平原遭遇特大水災，災民高達700多萬人。為了救濟災區，北平書畫界組織了一場賑災義展，所得門票收入全部捐贈湖北災區。當時溥儒將自己收藏的《平復帖》拿了出來參加展示，在文化界、書畫收藏界引起了極大轟動，觀者如雲。溥儒是清恭親王奕訢之孫，全名愛新覺羅·溥儒，字心畲。他的大哥溥偉承襲了爵位，成為清朝最後一位恭親王，而溥儒則留學德國柏林大學，獲得過天文和生物雙博士學位。他幼承家學，精通經史和書畫，回國後以繪畫為業，並很快成為民國時期京派繪畫的代表人物，被推為“北宗山水第一人”。他的畫價高居琉璃廠第一位，與張大千一起被人們稱為“南張北溥”。

儘管《平復帖》在元明期間被古董商拆配過，明董其昌之前的題跋都沒有了，但作為清內府收藏，它依然被視為流傳極為有序的古代作品。

北宋末年，書畫鑑賞大家米芾就曾記載，陸機的《平復帖》是其所見《晉賢十四帖》中的一件。此帖前部月白絹條上有宋徽宗瘦金體題簽，證明其曾為北宋宣和內府所藏，如今該帖是否真為陸機所書，徽宗皇帝的題簽是主要判斷依據。《平復帖》從宣和內府流出後，直到元代初年一直在民間，吳其貞《書畫記》記載此卷後曾有元人張斯立、楊肯堂、郭天錫等人題的觀款。明朝萬曆年間，此帖曾被韓世能、韓逢禧父子收藏，他們是當時著名的書畫收藏家，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珣《伯遠帖》以及展子虔《遊春圖》、周昉《揮扇仕女圖》等書畫巨跡皆為其所藏。韓世能曾讓很多人鑑賞過《平復帖》，董其昌的題跋就是那時所寫。之後，此帖又經過張醜、梁清標、安岐的收藏，最終在乾隆時期入藏清內府。

然而，酷愛書畫的乾隆凡是大內所藏名跡，無不一再題跋，為什麼獨有《平復帖》既未經題寫，也無內府諸印，更沒有刻入《三希堂法帖》？據成親王永瑆《治晉齋記》載，此帖乃乾隆皇帝母親孝聖皇后鈕鈷祿氏所藏，據推測因為此帖陳設在皇太后所居的壽康宮，乾隆就不便來欣賞題寫。鈕鈷祿氏去世後，《平復帖》作為“遺賜”被賞給永瑆。從這時起，《平復帖》到了成親王府，並傳到第五世孫載治後，轉被恭親王奕訢收藏，奕訢去世後，小恭親王溥偉繼承了《平復帖》。

1911年清室不存，溥偉逃往青島圖謀復辟，為了籌備經費，將恭王府除書畫之外的全部珍藏，約1000多件歷代玉器、瓷器、青銅器，全部賣給了日本山中商會，但將《平復帖》等諸多字畫留給了二弟溥儒。溥儒從此以“羲皇上人”和“西山逸士”自號，縱情書畫。

溥儒在恭王府蝠廳前留影

20萬元天價

湖北賑災書畫義展的同一年，溥儒到國立北平藝專任教，這是一直以遺老身份避世的他首次擔任國民政府公職。

溥儒講究排場，當時府中丫鬟、嬤嬤、僕伕之外，還有家務總管，有裡外通報的門政大爺。出入汽車，除了加油、維修之外，司機、跟車、長隨，一應人事費用花費極多。據臺灣作家王家誠所寫《溥心畲傳》記載，溥儒對拜門的學生林熙說，當時他在北平藝專每月400元的薪水，外加自己畫作的潤筆，根本不夠一家人的開銷。“每年開一次畫展，收入不到兩三千元，惹人家笑話，只好改作隔一年開一次。單筆的收入比較可觀，但沒有固定。所以不能不找一份固定的收入。”

像其他遺老一樣，變賣古書畫收藏似乎成了唯一的辦法，《溥心畲傳》中寫道：“他（溥儒）除了把所珍藏的古書古畫，出讓或抵押，甚至慈禧太后頭上戴的、賞給乃祖的一顆祖母綠寶石，他都託學生在上海、香港一帶，物色買主。”

同一年底，參與偽滿洲國的溥偉在長春一個旅館內去世。早已坐吃山空的溥儒為了給大哥辦喪事，打算將手上所藏名作，唐韓幹的《照夜白圖》以1000塊大洋賣給上海古董商葉叔重。葉是定居歐洲的大古董商盧芹齋在中國的代理商，盧芹齋曾把唐太宗皇陵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賣到美國。

當時正在上海打理鹽業銀行業務的張伯駒聽到這個消息後，給平津衛戍司令兼北平市長宋哲元拍了封電報，希望宋哲元阻止葉叔重轉賣給外國人，以免國寶外流。可惜這封電報沒能起到作用，《照夜白圖》被葉叔重買走並迅速轉手給英國人戴維德，最終於1977年被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永久收藏。

為了阻止溥儒再把手上的寶貝賣給外國古董商，張伯駒在1936年底找到了北平琉璃廠悅古齋的少掌櫃韓博文，託他轉達，希望溥儒出讓手上的《平復帖》，如果不願意出手，需要用錢的話，也可以將《平復帖》抵押到鹽業銀行。韓博文轉告溥儒的回覆：“心畬（溥儒）現不需錢，如讓，價二十萬元。”

一年後，在文物收藏家葉恭綽舉辦的“上海文獻展覽會”上，張伯駒遇到了馬上要去北平的張大千，他託張大千再與溥儒協商，表示自己願意出6萬大洋收《平復帖》。

張大千與溥儒交往極深。1927年春，溥儒在北平老字號“春華樓”宴請張大千及其兄弟，被視為“南張北溥”會面之始，此後張大千每每向友人讚歎這位“舊王孫”的身世風儀，並以“老師”相稱。三四十年代張大千更是經常借居頤和園溥儒的“聽鸝館”，兩人相約賞畫，互題作品。但溥儒與張大千的這層關係同樣沒能幫到張伯駒收藏《平復帖》，張大千後來回覆，溥儒依然開價20萬大洋。

20萬大洋是什麼概念呢？1921年，溥偉為籌措復辟清朝經費，把恭王府抵押出去的價格也就是8萬大洋。再看，就在張伯駒通過張大千二求《平復帖》的同一年早些時候，張伯駒購買包括《三希堂》晉帖中的王羲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以及李白《上陽臺帖》，加上唐寅《王蜀宮妓圖》、王時敏《山水》軸和蔣廷錫《瑞蔬圖》軸，袁世凱庶務司長郭世五一起打包出讓，要價也就20萬。

張伯駒明白，《平復帖》叫價20萬大洋，顯然溥儒並不想賣。

民國前教育總長、大藏家傅增湘

溥儒葬母

1938年1月28日，張伯駒從天津乘火車回北平過年，在火車上巧遇了民國前教育總長、大藏家傅增湘。傅增湘告訴張伯駒，溥儒的母親剛剛去世，正在籌錢為母親辦喪事，準備出售《平復帖》。

溥儒14歲喪父，與母親項氏相依為命，可謂母子情深。雖然當時北平淪陷，社會秩序混亂，但以他的孝順，母親的喪事必須得辦得有排場。像《照夜白圖》一樣，溥儒只能通過出讓《平復帖》換錢。

根據後來傅增湘的題跋所記，其實當時消息靈通的白堅甫比張伯駒更早知道溥儒母親去世的消息，託傅增湘購買《平復帖》。白堅甫早年留學日本，他曾把多件國寶級書畫文物介紹賣給日本人，溥儒家藏的唐顏真卿《自書告身帖》就是被他轉賣給日本人的，如今藏在日本書道博物館。傅增湘自述怕國寶外流，本就打算馬上去找張伯駒商議，沒想到在火車上偶遇。

張伯駒聽後表示並不想乘人之危，可以將《平復帖》抵押在他那裡，他先借給溥儒1萬元辦喪事。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傅增湘就給張伯駒回話說，溥儒要價4萬元買斷，不用抵押。

本次故宮張伯駒捐獻展的開幕研討會上，文物鑑定專家傅熹年還復原了那一場景。作為傅增湘的孫子，當時只有十幾歲的傅熹年記得《平復帖》是在他們家進行交割的，張伯駒用來買《平復帖》的是4萬元偽幣，裝了滿滿四口袋，而不是一些傳記書中所寫的4萬塊大洋或金條。

張伯駒購得之後，是傅增湘先把《平復帖》帶回家欣賞。“留案頭者竟日，晴窗展玩，古香馣藹，神采煥發。”後來傅增湘將《平復帖》送還張伯駒，並在帖後作了1300多字的跋，對此帖的來龍去脈進行了一番考證，說自己與溥儒相識20年，見過後者所藏珍貴書畫無數，但是從沒見過《平復帖》真跡，助張伯駒購《平復帖》，是為了防止國寶外流。他寫道：“餘深懼絕代奇蹟，倉促之間所託非人，或遠投海外流落不歸，尤堪嗟惜。乃走告張君伯駒，慨擲巨金易此寶翰，視馮涿州當年之值，殆騰昂百倍矣。嗟乎，黃金易得，絕品難求。餘不僅為伯駒賡得寶之歌，且喜此秘帖幸歸雅流，為尤足賀也。”

傅增湘寫下長跋後，張伯駒也在後面作跋：“以項子京收藏之富，清高宗蒐羅之廣，而獨未得此帖，餘何幸得之，不能不謂天待我獨厚也。”並還一連在捲上蓋了7枚印章，足見他的欣喜之情。興奮之餘，他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平復堂”，還專門請人刻了“平復堂”的印章。當時北平已被日本人佔領，國難當頭，前程未卜，張伯駒用“平復”二字來祈平安之意。傅增湘也曾詳細描述了《平復帖》所產生的“平復”心理作用：“不意垂老之年，忽觀此神明之品，歡喜讚歎，心懌神怡。半載以來，閉置危城，沉憂煩鬱之懷，為之渙釋。”

溥儒轉讓《平復帖》給張伯駒的事，很快就傳到白堅甫的耳朵裡。白堅甫直接找到張伯駒，明確表示有日本人想購買此帖，願意出5倍的價格，20萬元，但張伯駒拒絕了。

而得到4萬元的溥儒，後來確實大辦葬禮。《溥心畲傳》中寫道：“項夫人喪事，在錦萃園中辦理。喜慶宴客、娛樂用的大戲樓，用素布遮成莊嚴肅穆的靈堂，做過七七後，移靈什剎海邊的廣化寺開弔，喪禮之隆重，雖在日軍佔據的北平城兵荒馬亂中，依然轟動一時。喪期，僧、道、番尼群集唸經，超度亡靈。”

1949年10月18日，新中國成立不久，溥心畲藏在一艘小船裡，從上海偷渡至舟山群島，又從舟山輾轉赴臺，並於臺灣師範大學執教。溥儒後來很少提到他賣文物的事，《溥心畲傳》中只寫道：“為辦理項夫人喪事，溥心畲將珍藏半生的無價之寶陸機《平復帖》質押於人，此後永遠與他絕緣。”

而收藏《平復帖》，迅速奠定了張伯駒在民國時期書畫收藏界的重要地位。得到此帖的張伯駒，將功勞送給了傅增湘，晚年他在《素月樓楹聯》裡說他會將《平復帖》“除夕日取來於沅叔（傅增湘）家同觀”。每年清明，也會約傅增湘“去暘台山大覺寺同看杏，於花間共築二亭，一名倚雲，一名北梅”。抗戰勝利後不久傅增湘即病逝，張伯駒送輓聯：“萬家爆竹夜，坐十二重屏華堂，猶記同觀平復帖；卅裡杏花天，逢兩三點雨寒食，不堪再上倚雲亭。”

張伯駒花重金完成收購，但有人讀懂此帖全部文字，還要等到1942年。

啟功釋文

收得《平復帖》三年後，1941年6月，張伯駒在上海經歷了著名的綁架案。歷史上始終有一種說法，綁匪索要300萬偽幣贖金，就是看上了他的字畫，尤其是《平復帖》，希望他通過賣字畫來贖身。但張伯駒特別向妻子潘素表示，他所藏的字畫不能動。

1942年2月，潘素通過各方借款交了40萬元贖金，張伯駒獲救。不管借綁架取《平復帖》的傳言是否屬實，綁架案確實使張伯駒的內心產生了變化。他立下遺囑，讓潘素成為自己所藏字畫繼承人。隨即又請清苑郭立志攝影，通過琉璃廠豹文齋紙店，將《平復帖》的照片錄入《雍睦堂書法帖》一書中。這是《平復帖》第一次影印出版。

《雍睦堂書法帖》選輯了自晉唐至清末39位書法家的墨跡，編輯郭立志委託啟功審定全書。藉著這次機會，啟功將自己研究多年解出的《平復帖》釋文刊登在《雍睦堂書法帖》中。他不僅譯出全文，還把偏旁殘損的5個字補讀出了3個。這是《平復帖》有史以來第一次完整釋文，儘管張伯駒對釋文提出了多處不同見解，但他還是大體上肯定了啟功。60年代啟功又對釋文多次做出調整。他在1961年《〈平復帖〉說並釋文》中寫道：“我在前二十年也曾釋過十四字（張醜所識十四字）以外的一些字，但仍不盡準確。後得見真跡，細看剝落所剩的處處殘筆，大致可以讀懂全文。”

1700多年來，人們頭一次知道《平復帖》中寫的是什麼內容。全文大意是：彥先身體瘦弱多病，擔心他很難痊癒康復，剛得病的時候，如果及時救治，不致如此。能維持到現在這個樣子，已值得慶幸了。現在又有兒子照顧，可以無慮了。吳子楊第一次來我家，沒盡到地主之誼。這時臨將西行，再來相見，言談舉止，器宇軒昂，與以前大有不同了。思想前衛，應是他具有的，應予稱讚。夏伯榮因為寇亂阻隔，得不到他的消息。

《平復帖》影印並刊登釋文3個月之後，張伯駒從王紹賢處借了3000元錢，潘素變賣了首飾，夫婦兩人帶女兒和全部書畫藏品，逃離抗日戰火中的北平，舉家搬去了西安。臨行前張伯駒讓潘素把《平復帖》縫在衣服裡，自己隨身攜帶。

1947年，王世襄向重回北平生活的張伯駒借閱《平復帖》，作《西晉陸機平復帖流傳考略》。在王世襄《〈平復帖〉曾藏我家——懷念伯駒先生》一文中，他回憶道：“我和伯駒先生相識頗晚，1945年秋由渝來京，擔任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工作，由於對文物的愛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見他。旋因時常和載潤、溥雪齋、餘嘉錫幾位前輩在伯駒先生家中相聚，很快就熟稔起來。1947年在故宮博物院任職時，我很想在書畫著錄方面做一些工作。除備有照片補前人所缺外，試圖將質地、尺寸、裝裱、引首、題簽、本文、款識、印章、題跋、收藏印、前人著錄、有關文獻等分欄詳列，並記其保存情況，考其流傳經過，以期得到一份比較完整的記錄。上述設想曾就教於伯駒先生並得他的讚許，並說：‘你一次次到我家來看《平復帖》太麻煩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細地看。’”

王世襄詳細記述了看帖時的情景和心情：“到家之後，騰空了一隻樟木小箱，放在床頭，白棉布鋪墊平整，再用高麗紙把已有錦袱的《平復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門，回來都要開鎖啟箱，看它安然無恙才放心。觀看時要等天氣晴朗，把桌子搬到貼近南窗，光線好而無日曬處，鋪好白氈子和高麗紙，洗淨手，戴仁白手套，才靜心屏息地打開手卷。桌旁另設一案，上放紙張，用鉛筆作記錄。……《平復帖》在我家放了一個多月。才畢恭畢敬地捧還給伯駒先生……後來根據著錄才得以完成《西晉陸機平復帖流傳考略》一文。”

由此，王世襄這篇介紹遞傳的文章，與啟功、徐邦達的釋文，一起成為《平復帖》目前為止最為權威的研究。

“老一輩學者基本已經把《平復帖》研究到一個極限了。”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員王亦旻介紹說，“與他們相比，我們現在並沒有看到更多的資料。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很難有突破性的研究。關於釋文的進一步確認，以及這封信是寫給誰的，到底是不是陸機所寫，這些老一輩學者們難以解決的疑惑，我們現在也解決不了。”

1956年，張伯駒將收藏的《平復帖》無償捐獻給國家，他後來在《陸士衡平復帖》中感慨地寫道：“在昔欲阻《照夜白圖》出國而未能，此則終了夙願，亦吾生之一大事。”

〔參考資料：《新中國捐獻文物精品全集 張伯駒、潘素卷》，中國文物學會主編；《國寶傳奇：張伯駒》，榮宏君著；《煙雲過：張伯駒傳》，鄭重著；《溥心畲傳》，王家誠著；《張伯駒年譜》（未出版），榮宏君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