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國傳統文化給後世留下了許多值得得驕傲和自豪的回憶：西漢張驀“鑿空西域”，開闢了譽滿中外的古代“絲綢之路”；唐代高僧鑑真東渡，使唐文化輝映扶桑國；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聲威震南洋，惠及非洲東岸、紅海和麥加。特別是元代蒙古人西征將中國四大發明進一步傳播於西方，不僅為歐洲文藝復興提供了物質基礎，也對整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產生的社會與歷史文化背景
然而，當歷史前行至十九世紀40和50年代，風向全變了。當年利瑪竇為了取得顓預無知的士大夫的認可和歡心，違心地修改子午線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是因為，在文化上的長期閉關自守政策，遮蔽了中國人的眼界，使中華民族長期自外於世界，嚴重地阻礙了中外文化的正當往來和交流。從而，妄自尊大，把西方國家喻為不知“人倫”的“未開化”的民族，西方人都是“蠻”“夷”之人，既不去了解他們，更談不上學習他們的長處，以致弄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堂堂清朝大國被“外夷”打得一敗塗地，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利權日漸喪失的慘痛境地。
與此同時，伴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大炮、商品和傳教士而來的，則是西學在中華大地的傳播。對西方文化帶來的衝擊，儘管士大夫中大多數人仍然渾渾噩噩，或醉生夢死，或頑固地謹守“夷夏之辨”、“用夏變夷”的信條，但一部分代表著近代文化新趨向的有識之士，已從原來對域外事物一無所知的封閉殿堂中步履艱難地邁出了第一步，開始注視西方的文化，並試圖將某些東西納入自己古老的文化體系裡，加以吸收和改造。魏源就是其中傑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海國圖志》一書中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體現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近代新學萌生的契機。
魏源畫像
那麼，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是在什麼樣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下產生和形成的呢？這是我們需要首先回答的問題。
清朝道光、咸豐年間，中國社會經歷了由古代跨入近代的鉅變，中華民族處於一個甬相對靜止向激烈動盪、由相對封閉向逐漸開放的“過渡時代”。這一時期，社會危機全面爆發，西方殖民強盜虎視眈眈，窺伺國門，並試探性地伸出他們的侵略魔爪。空前的社會變動和嚴重的時局，使得一部分知識分子驚覺起來，紛紛從乾隆、嘉慶時代的考據學風覺醒過來，把眼光轉向活生生的、危機四伏的現實社會，轉向陌生的、色彩斑駁的外部世界。於是，思想文化界的風氣發生了重要轉變，即由幹嘉時代的“訓詁考據”之學轉向道鹹年間的“通經致用”之學。道光、咸豐年間的學術主潮由乾隆、嘉慶時代的客觀主義、古典主義轉向功利主義、現實主義，是由以下幾種因素促成的。
海國圖志
一是社會的原因：
對此，魏源具體而切合實際地作了闡述。他在《聖武記•敘》中指出，社會劇變是造成國人心靈震撼的關鍵。他說，寫此書的動機和目的主要在於“溯涸於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言外之意是主張討論為什麼清朝朝會從初期國力鼎盛的局面，弄到這時衰弱不振的地步。魏源在這時已經感覺到由海上而來的外部威脅，注意到兵事和海防的問題了，因而他在《聖武記•敘》中表示出對時局的關切：“晩僑江、淮，海警飆忽，軍問沓至，懺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檳藏，排比經緯，馳聘往復。”
很明顯，魏源是在國內戰爭頻仍、海外“軍問沓至”的時勢刺激之下，“悔然觸其中之所積”，才拿起著述之筆的。換言之，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士人必然要拋棄那種不關軍國要務、無視民族危亡的考據及辭章之學，轉而走上經世致用之途。
二是政治的成因。
面對千瘡百孔的內政外交，統治者不得不多方謀畫擺脫危機的對策，也就相應地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比前大為鬆弛，知識分子也得以從血腥的文字獄的恐怖之中解脫出來，對於政治及社會的批評也漸漸多了起來。這種較為寬鬆的（儘管是統治者極不情願的）政治氛圍，使得經世致用之說沸沸揚揚于思想文化界。
三是學術的原因
以訓詁考訂而臻於極致的漢學（考據學），在達到它空前的高峰之時，也將其繁瑣、支離的弊病顯露出來，在嘉慶、道光之際，受到了宋明理學和今文經學這兩方面的嚴重挑戰。譬如，理學家唐鑑的弟子曾國藩提出了“義理、詞章、經濟、考據”四學開舉的觀點，創立了“合漢宋，兼虛實”的“禮學”，開闢了傳統學術走向經世方面的路徑；劉逢祿等人則以“微言大義”之法解經釋孔，猛烈抨擊幹嘉考據之學。魏源和龔自珍發展了常州今文經學派的“引經致用”的活潑生機的學風，在鄙棄繁瑣漢學的同時，又批判空疏的宋明理學，“惡夫以飯釘為漢，空腐為宋”，而以“通於天道人事，志於紀世匡時”為宗旨，挑起了復興經世之學的重擔。
進而，魏源等人以經世致用思想為武器，懷著匡扶天下，拯救危亡的崇高社會責任感大膽論政、論世、探學，將學術導向參預政治、革故鼎新的軌道。魏源在議論、抨擊內政的同時，把視線投向外部世界，這就是“談瀛海故實”以謀御外。他的《海國圖志》一書及其“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就是在這種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下寫作和提出來的。
魏源像
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在當時的歷史地位
魏源在《海國圖志》序言中開宗明義地說岀自己著此書與前人不同的地方：“何以異於昔人海圖之書？曰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的確，該書除了材料超出前人之外，作者的志趣也不一樣：“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正因為該書具有鮮明的特色,自出版之後即“風行海內，影響深遠”。後人評論說：“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是為中國知西政之始”。
無庸置言，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在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條件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具體說來，它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它直接觸動了天朝上國無所不有的傳統觀念，突破了“用夏變夷”的傳統思想文化氛圍。
我們知道，“天朝上國”中心論一直是以“內中國外夷狄”的眼光看待中國之外的世界，“用夏變夷”的文化傳播方式具有普遍而又永恆的意義。魏源在這裡雖然沒有直接提出“以夷變夏”的主張，但他公開承認“夷”也有長技，有比中國優越的地方。換言之，他第一個公開提出學習西方，以使“風氣日開，智能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獨西海之民”。這實際上肯定了在文化的某些方面“用夷變夏”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人西洋觀念的一個巨大轉變。
第二，它為洋務運動和改良運動提供了思想理論。
這是因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中體西用”論是對西方文化中科學技術認可的前提下產生和形成的，而改良的“中本西末”論雖然比洋務派對西方文化的認同又前進了一步，即從制度層面加以肯定和引進，但他們堅持的還是以中學為根本，以西學為技術，主張在不徹底改變和推翻清朝朝封建專制制度的基礎上去有選擇地接受西學。
這種“體用”論和“本末”論，在十九世紀40和50年代的魏源那裡，已粗略地體現在“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個時代命題之中。魏源從“器變道不變”的立場出發，在介紹西方文化之時，認為西方的長技（即物質文明）是“有用之物”，因為它經“驗諸實事”確實優於中學，可以利用來衛我先王之道，來“制夷”一一禦敵圖強。而對西方的哲學、宗教等精神文明，他在整體上持排斥的態度。
海國圖志
總之，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產生及其格局是：在學術方面，融儒佛道三教於一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優於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而在物質技術方面，西方有可取之處。這樣，他就把西洋文化判然分為“體用”二途，取其“用”而遺其“體”，這實際上是“中體西用”論和“中本西末”論的雛形。然而，“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把學習西方的長技同振奮民族精神和開啟國民的智慧結合起來，並且滿懷信心地預見未來。這是它對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最突出的一個方面。
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理論的侷限
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個時代的命題，雖然大膽地否定了視西方科學技術為“奇技淫巧”的傳統觀念和“用夏變夷”的單向文化傳播方式，其時代的積極意義是無可辯駁的，但是未能在整個士大夫階層，更未能在統治集團立即引起廣泛而明顯的整體迴響。
現代化或近代化這個關乎民族生存的主題未能在實踐上得到及時解決，只是經歷了20餘年之後，在洋務運動中才付諸實施，並且影響到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運動的不徹底性及其失敗的結局。
這是因為，“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個時代的命題，沒有也不可能包含如何全面正確地認識西方和全面正確地評價自己。向西方究竟學習什麼，是否僅僅是物質層面；如何學習，要不要全方位的學習等。儘管魏源曾指出漢學的痼疾在於脫離實際，排斥實踐；儘管他斥責那此讀聖賢書以談天下者為“庸儒”、“腐儒”，理學的虛矯，考據的枝蔓，詞章的浮華，諸多無用之學的弊端與危害被他點破。
魏源像
但是，魏源本人跳出來。他一方面主張變革,看到了“變”是大勢所趨；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其不變者道而已”。他雖然看到了歷史的不斷變易，卻不能對歷史上的重大變革及其規律進行正確解釋：“聖賢之學一貫同揆，如月落千潭而一印”，表明他對傳統的孔孟儒學，仍是服膺不移的。
魏源從“器變道不變”的觀點出發。在介紹西方文化時，將西方的“長技”等物質文明視為“有用之物”，而對於哲學、宗教等精神文明，卻持排斥的態度，即未能對西方文化的深層內核加以認同。
他曾經指出：“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誇張迂怪亦為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焉。”這就明顯地表示出魏源以“明心之方”、“修道之事”和“制器利用之巧”作為對西方學術的取捨標準，仍然是以傳統儒家文化為出發點來看待西學。
這就是導致了魏源本人近代化意識並不完整，“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雙重性格是：雖倡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不能全方位地學習西方文化的深層內核——政治制度和哲學社會科學；雖批判和抨擊腐敗現實，卻不能從整個封建專制制度上認識問題。這不能不說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侷限。
魏源像
總結
綜上所述，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產生和形成，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儘管這個時代命題所揭示的基本內涵不豐富、不全面，決定了它在當時未能立即實施，即使是在洋務派和改良派那裡付諸實施，並且起到過積極的思想指導作用，也還是不能真正解決中國近代化的問題。
然而，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魏源作為一位有識之士，他代表著近代中國一部分人在十九世紀40和50年代，對西方文化挑戰的問題所作出的響應（儘管排斥的人佔多數）。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回應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是近代西學東漸的一個重要過極，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其進步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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