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首發《財經》
文 | 邵宇 陳達飛 李志騫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價值鏈的衝擊開始第二波，由中國轉至海外，中國價值鏈供給側與需求側同時承壓，具體影響將隨疫情擴散形勢而定。
2月26日0至24時，全國新增確診病例433例，24日除外，已連續5日位於500以內。其中，湖北409例，非湖北24例，較25日均有反彈，但2月10開始的復工復產並未引發疫情的二次爆發。終南山院士最新表態，認為有望在4月底控制住疫情的擴散。但就在國內疫情攻堅戰勝利在望之際，海外疫情的形勢卻愈演愈烈（參考圖1），尤其是韓國和日本；其次是意大利與伊朗；美國的風險正在逐步暴露，口罩等防護物資已出現短缺。26日，海外新增確診病例首次超過國內（參考圖2），這表明，未來一段時間，疫情在海外的擴散或將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的主要因素。
圖1：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的擴散：累計確診病例
圖2：國內外新增確診病例出現“交叉”
說明：2月12和13日由於統計口徑的調整而出現顯著擾動，圖中以均值插空法對其進行平滑處理。
截止到26日24時，韓國累計確診病例為1261例（截至27日14時已增至1595例），且仍在快速擴張階段（隨著檢測範圍擴大，確診人數短期內還將增加）；日本累計確診894例（“鑽石公主號”遊輪佔比約75%），新增趨勢雖所緩和，但部分原因在於檢測範圍有限，若疫情不能在短期內控制，或將影響2020年日本奧運會的舉辦。國際奧委會資深委員龐德表示，到5月下旬，如果WHO的評估認為危險係數較高，東京奧運會更可能被取消，而非推遲。意大利累計確診470例，過去4日，平均每日新增近100例；伊朗確診95例（最新數據為139例）；美國方面，由於尚未擴大檢測面積（截至2月24日，共檢測429例），確診病例數量僅為60例，但從美國疾控與預防中心人員的發言和特朗普在白宮的新聞發佈會內容來看，形式不容樂觀。27日最新消息顯示，美國疾控中心已確認了一起社區集聚傳播案例。
受疫情全球蔓延的影響，全球資本市場本週開盤便大幅下挫，道瓊斯工業指數連續兩日跌幅超過3%，納斯達克指數過去4個交易日累計跌幅8.87%，日經指數與韓國綜合指數也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跌。備受關注的是美國的情況，畢竟美國股市的估值處於歷史高位。如果海外疫情繼續擴散，引發各國採取高級別響應措施，那麼，中國對外貿易的壓力將從供給端的單邊壓力轉為供給與需求雙邊承壓，價值鏈首尾不能相顧，困難重重。
一方面，國內仍在有序復工復產，產能尚未恢復至常態水平，日韓位於價值鏈上游，疫情在日韓的擴散或影響中國中間產品的進口，進而影響最終品生產；另一方面，在國內需求尚未復甦的同時，疫情在海外的擴散也影響國外對中國出口品的需求。本次疫情是繼中美貿易糾紛之後，再一次對中國在全球價值鏈（GVC）中的地位的壓力測試。
本文先描述全球價值鏈以及中國在其中的位置，後續文章將針對疫情的擴散，設置不同情境，進行量化分析，包括總量、行業以及就業等。
三足鼎立的全球價值鏈格局
全球產業鏈“三足鼎立”格局已經形成，全球化向區域化轉變，中國、美國和德國分別作為亞洲、美洲和歐洲的中心國，逐漸形成各自價值鏈“閉環”。
21世紀以來，基於全球價值鏈的產業分工和貿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商品貿易雖然仍是主體，但服務貿易（如ICT、知識產權、金融等），以及數字化產品的重要性越來越高。根據麥肯錫的統計，如果將數字服務、商品貿易中附帶的服務以及跨國公司子公司的無形資產等都納入服務的統計範疇的話，2017年全球的服務貿易增加值總量已經超過商品貿易增加值總量；另一方面，價值鏈格局的區域化趨勢更加明顯，一個突出的變化是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地位顯著提升，取代了日本，而成為亞洲貿易中心（hub）。
圖3至圖4分別描述的是基於供給側和需求側全球產業鏈網絡——中間品貿易的簡單網絡與複雜網絡（一次跨境為簡單網絡，多次跨境為複雜網絡）——的變遷，它基本可以代表全球貿易網絡的密度。供給側是指以主要生產國或出口國為核心，如果網絡中大多數國家的大部分進口都來自某個國家，則將該國家作為供給側的中心國（supply hub）。氣泡大小代表該國的出口增加值在全球總出口增加值中所佔的份額；每個貿易伙伴之間的增加值在總增加值中所佔的比重由連線的粗細表示；箭頭的方向表示增加值的流向；中國、美國和德國作為商品和服務的核心供給者，是外圍國家主要的進口來源地，從而在全球貿易總增加值中所佔的份額也最大。
從供給側的演變來看，較為顯著的變化出現在亞洲。從2000年到2017年，亞洲的中心國逐漸從日本變為中國，而且同樣是作為中心國，日本與中國的地位也是有差異的，日本對美國的依存度更高，而中國在複雜產業鏈網絡中與美國並未直接相連，與中國直接相連的國家數量超過美國，因為原來從美國進口的國家很多轉向了中國，如日本和韓國等；複雜網絡的全球價值鏈“閉環”特徵更加明顯。
圖3：供給側全球價值鏈網絡
數據來源：WTO，OECD，東方證券
從需求側的演變來看，2000年，從簡單網絡來看，全球的需求中心只有美國與德國，日本雖可以被看作是亞洲的中心，但仍有大量亞洲國家與美國直接相連，表明美國是這些國家的最主要出口目的地，而從複雜網絡來看，德國的中心地位更顯著，亞洲則呈現出一種“去中心的”結構。2017年，最明顯的變化是中國確立了亞洲中間品需求的中心國地位，美國在簡單網絡與複雜網絡中的中心地位有顯著差異，在複雜網絡中，美國僅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相連。
圖4：需求側全球價值鏈網絡
數據來源：WTO，OECD，東方證券
從信息與通信技術（ICT）行業來看。圖5為供給側的演變，可以看出，從2000年到2017年，ICT的網絡拓撲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2017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簡單和複雜GVC網絡的全球ICT供應中心。而且可以看出，在三個中心當中，中國分別與德國和美國直接相連，但箭頭的指向都是從中國出發的，這表明，在ICT行業，中國是德國和美國的重要增加值來源國，也即中國是德國與美國ICT產品的重要出口目的地。而且，從連線的粗細來看，中國對美國的貢獻更大。
就亞洲的情況來看，日本在ICT供應網絡中的地位顯著下降，其在2000年貿易網絡中的中心地位分散至包括中國、韓國和中國臺灣在內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當然，中國ICT產品出口的一半以上份額仍由外資在華企業生產。
圖5：供給側全球價值鏈網絡（信息與通信部門）
數據來源：WTO，OECD，東方證券
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價值鏈格局
下文用前向關聯所產生的國內增加值（DVA_F）來衡量一國經由出口所產生的國內增值。圖6分別從出口與進口兩個維度展示了2000年至2018年亞洲DVA_F的變化，可以看出，亞洲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份額不斷增加，而且，出口增加值的份額要顯著高於進口增加值份額。出口增加值份額從2000年的23%增長到2018年的30.2%；同期，進口增加值份額從19.7%增長到26%。
圖6：亞洲在全球貿易增加值中的份額
圖7和圖8分別從出口目的地和進口來源地對增加值的結構進行了拆解。從圖7可以看出，亞洲自身的貢獻率約為三分之一，且比較穩定，基本維持在在30%到34%之間。較為顯著的變化出現在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前者份額從21.3%降至13.4%，降幅約8個百分點；後者份額從31.3%提高到36.7%，增加了5.4個百分點。歐洲的份額比較穩定。這表明，從出口目的地和增加值的貢獻角度來說，相對而言，北美對於亞洲的影響在下降。
圖7：亞洲出口產品附加值（按出口目的地分類）
從進口附加值的角度來說，也能得到相同的結論。圖7顯示了出口到亞洲（也即亞洲進口）的產品的國內增加值的分配，其意思是，在世界各地經由出口所產生的國內增加值中，亞洲貢獻了多大的份額。可以看出，亞洲自身的份額也比較穩定，但相比較於出口增加值，進口增加值的份額更高，在2018年達到了39%。世界其他地區的份額僅次於亞洲自身，從2000年的31.1%增加到2018年的37%；歐洲的出口增加值比較穩定，約為15%。北美的份額減半，從2000年的16.6%下降到2018年的8.6%。
圖8：亞洲進口產品附加值（按出口來源地分類）
綜合來說，亞洲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在不斷提升，結合上下文來看，作為亞洲價值鏈的核心，中國在其中的貢獻度較高；分進出口來看，亞洲在全球出口增加值中的份額高於進口；分區域來看，亞洲是其自身增加值的最重要貢獻者，除美國和歐洲以外的其他地區的貢獻度上升，美國的在亞洲的進口與出口增加值中的份額都顯著下降。對中國而言，區域價值鏈的地位，以及區域貿易的重要性，優先級更高。
亞洲價值鏈網絡
亞洲內部的價值鏈網絡可以由區域內DVA_F的來源和目的地的動態變化來反映。圖9至圖13從區域內商品與服務貿易總體和結構上說明了區域內價值鏈分工，包括四個子區域——中亞和西亞、東亞、南亞、東南亞（包括斐濟）和中國、日本、印度三個國家。“來源”與“目的地”的節點長度表示某一區域（或一國）在亞洲的增加值的份額，連接弧的厚度表示其與另一區域（或一國）在價值鏈分配上的關係。
圖9從總體上描述了亞洲出口增加值的來源與目的地及其結構，左圖為2000年的情況，右圖為2018年的情況。可以看出，在2000年，日本佔亞洲出口增加值的份額最大，為35.6%。其中，46.1％是由東亞貢獻的，33.3％來自東南亞（和斐濟），17.4％來自中國。東亞和東南亞（和斐濟）僅次於日本之後，在亞洲出口增加值中的佔比分別為23.5％和21.3％。
圖9：亞洲出口增加值的來源與目的地（所有商品和服務）
2018年，亞洲價值鏈網絡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如前文所述，中國替代了日本，成為亞洲價值鏈的中心國，佔亞洲出口增加值中的份額三分之一（34.4％），而日本的份額從2000年的35.6%降至2018年的16.8%。
第一產業方面。在2000年，東南亞（包括斐濟）佔比最高，為51.4%，其中，近一半是由日本貢獻的（即51.4%中的25%），到2018年，該比例顯著下降；中國的佔比則從2000年的30.1%升至2018年的46.3%，東南亞、東亞和日本分別貢獻了其中的38.5%、26.5%和23.1%；日本在亞洲第一產業出口增加值中的比重非常小，其在出口目的地中的份額相對較高。（參考圖10）
圖10：亞洲出口增加值的來源與目的地（第一產業）
低技術工業品。2000年，低技術工業品出口增加值份額的分配比較均勻，中國最高，為27.8%，僅高於日本0.4個百分點；日本為最重要的進口國，在亞洲的貢獻率為31.5%，而且，是中國增加值的主要貢獻者。到2018年，結構出現了較顯著的變化，中國的份額提升至42.2%，東南亞升值24.8%，而日本和東亞都顯著下降。而且，東南亞也成為最重要的進口區域。（參考圖11，低技術行業工業品分類見附表）
圖11：亞洲出口增加值的來源與目的地（低技術工業品）
中/高技術工業品。與低技術工業品相比較，在中/高技術工業品出口價值鏈網絡中，結構有顯著差異。第一，從2000年到2018年，日本的份額雖然顯著下降，但佔比仍為22.4%（2000年為45.3%），在亞洲名列第三，僅次於東亞和中國，但比中國僅低6個百分點；第二，中國的份額顯著提升，至2018年，已升至28.8%，但是，其份額優勢並沒有低技術工業品那麼顯著（42.2%）。中國高技術工業品的出口較為分散，東亞、日本和東南亞佔比相當，佔總份額的約80%；第三，東亞在亞洲高技術工業品的出口份額約三分之一，顯著高於其在低技術工業品中的增加值佔比。（參考圖12）
圖12：亞洲出口增加值的來源與目的地（第二產業中-高技術密集商品）
商業服務業。商業服務業的價值鏈網絡的變化與第一和第二產業有諸多共同點。日本所佔增加值份額顯著下降，中國的份額顯著提升。到2018年，中國所佔份額增至33.8%，其次是東南亞，佔比為21.3%。（參考圖13）
圖13：亞洲出口增加值的來源與目的地（商業服務部門）
說明：商業服務部門:汽車及電單車的銷售、保養及修理;汽車及電單車除外的零售貿易;家居維修;酒店和餐廳;內陸運輸;水路運輸;航空運輸;其他輔助運輸活動;旅行社活動;郵電通信;金融中介;房地產活動;機器設備租賃;以及其他商業活動。
圖9-13採用的是前向參與度指標，還可以用後向參與度做類似分析。基於對外經貿大學全球價值鏈數據庫（UIBE GVC Index）的分析表明，中國整體行業後向參與度遠高於前向參與度；中國整體行業參與GVC分工的位置居於下游；製造業GVC 參與度更深,而服務業GVC分工位置更高；高技術行業的GVC參與度和位置都高於中低技術行業,光電設備等高技術行業前向參與度有所提高。（趙玉煥等，2019）在不同行業、不同技術密集度產品價值鏈網絡中的不同角色，對就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都有不同的含義，比如：後向參與度的提高會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一次跨境的簡單GVC對就業的正向拉動作用最大；相對於服務業與中低技術行業,製造業與高技術行業位置的提高將促進就業；服務業前向GVC複雜生產長度以及整體與細分行業的簡單GVC都與就業正相關。
從前文的分析可知，所謂“命運共同體”，與其說是對未來的一種願景，還不如說是對現實的描述。 加入WTO以來，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顯著提升，已成為亞洲價值鏈網絡的中心。有觀點認為，中國處於全球價值鏈中的核心地位，故中美貿易糾分，或者是新冠肺炎疫情，都無法撼動中國在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筆者相信，20年前，類似觀點在日本一定也很流行。50年前，美國可能也是如此。無論是從外部環境，還是國內的環境，中國價值鏈調整的壓力都是非常明顯的。考慮到中國的貿易體量，以及國內市場的容量，調整的過程只是會比較慢罷了。
繼2008年金融危機、中美貿易衝突之後，新型冠狀肺炎將繼續對全球價值鍊形成負向衝擊，中國、美國與德國作為三個核心國，其受衝擊的程度將更為顯著。摩根士丹利對此其作了壓力測試，認為如果3月下旬之前生產鏈全部復工，全球產業鏈受到的衝擊還可控，而如果持續到第2季度，那麼衝擊可能會超出市場預期。從微觀的證據來看，疫情在意大利的擴散已經導致一家汽車配件廠商（MTA）被隔離，這將影響到歐洲的汽車產業鏈，而且也將影響到中國。
所以，就國內而言，當務之急自然是儘快控制住疫情，與此同時有序復工復產。但海外的風險是中國無法控制的，政策當局能做的是避免疫情擴散出現“回馬槍”——由海外迴流中國，故應該加強對對機場的衛生檢查，對於重點國家遊客，應採取與國內同樣級別的防控措施。考慮到海外疫情擴散對中國的負向溢出效應，在防控疫情方面，中國也需加強同國外和世衛組織的合作，提供必要的協助，如提供檢測試劑等。
（後續將對疫情擴散對價值鏈的影響進行量化分析……）
邵宇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達飛為東方證券宏觀分析師；李志騫為東方證券博士後；編輯：蘇琦。
附表：
表1：第二產業按技術層次的分類
一瓣公益
這是一瓣在2018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發起的一個公益活動。每篇文章獲得的讚賞，全部捐獻給“深圳市石門坎教育公益基金會”，為石門坎的孩子建一個“圖書館”。感謝各位讀者的支持，目前已為小朋友們籌集6350元“圖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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