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6 22:46:44 月釀酒

魯迅可以說是中國婦孺皆知的一位作家了，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也佔有非常高的地位。魯迅的許多作品，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比如《狂人日記》、《祝福》、《孔乙己》等。

在讀了這麼多魯迅的小說之後，許多讀者就會有一個疑問：魯迅小說中經常有一個作為敘述者的“我”，這個“我”究竟是不是魯迅本人呢？甚至有些人還會產生誤解，將魯迅小說中的“我”就看作魯迅本人，畢竟，小說中的“我”不是也叫迅哥兒，也住紹興嗎？

筆者通過研究魯迅3部小說集近30篇小說，終於將這個問題的答案搞清楚了。

魯迅一生共有三本小說集，分別為：《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故事新編》重點講的是古代神話故事的現代改編，暫不作為研究範圍。在《吶喊》、《彷徨》這兩本小說集中，共有11篇小說存在第一人稱“我”的敘事。

這些“我”身份、性格、年齡各異，是魯迅小說中虛構出來的形象，並不是魯迅本人，但不可否認，也存在某些魯迅的影子。

“我”不是魯迅

很多讀者會奇怪，明明魯迅小說中的“我”也叫迅哥兒，故鄉都是在魯鎮，而且也都是知識分子身份，甚至有些興趣喜好都是類似的，與現實中的魯迅還是很吻合的，為什麼如此篤定地說“我”不是魯迅呢？

通過通讀這11篇小說，就可以發現答案。存在第一人稱“我”的小說分別是以下11部：《狂人日記》、《孔乙己》、《一件小事》、《頭髮的故事》、《故鄉》、《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

這11個“我”前後相差很大

這11篇小說都來自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彷徨》，即魯迅1918-1925年之間所創作的，可以說創作時間還是比較集中的。而正是在這樣的集中時段創作中，這11個“我”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差別，不可能共融為一個人。

《狂人日記》中有兩個“我”，一個是作為狂人的寫下日記的“我”，這個自然不算，而另一個“我”則是敘述者“餘”——出現在小說開頭的文言小序中。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餘昔日在中學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

短短几句，我們只知道這個“餘”是個中學畢業的仍然持文言文寫作的人，無法更多判斷出他具有怎樣的性格特徵和身份特徵。但至少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與魯迅本人截然的不同——魯迅是中國白話文文學創作的第一人，怎麼會用文縐縐的文言文進行寫作？

而小說《孔乙己》中的“我”，是咸亨酒店的夥計，是一個小孩子，與魯迅本人以及他的童年經歷都掛不上鉤。

至於其他9篇小說，其中的“我”都是知識分子身份，但卻性格迥異。比如說，《祝福》中的“我”是被祥林嫂追問“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然後芒刺在背唯唯敷衍兩句的懦弱知識分子；《一件小事》中的“我”是一個見到自己的車伕撞到人反覺得是被撞的老夫人在訛詐的眼高於頂、缺少同情心的知識分子；《在酒樓上》的“我”則是與意志消沉的呂緯甫相異的堅持在寂寞和彷徨中前進和反抗的新青年。

這些“我”性格迥異，完全不可能共同存在於一個人身上，這也就說明，這些“我”都不是魯迅本人，至少不是完整的魯迅。

作為敘述者的“我”是小說的敘述策略

魯迅雖然之前的學科背景是醫學，進行文學創作只是半路出家。但是他在日本留學期間讀了大量文學作品，尤其是俄國的小說。魯迅的文學創作也受到托爾斯泰、果戈裡、安特萊夫等人的影響。

錢理群等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曾這樣評價魯迅小說的創作特色：“格式的特別”——“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其中還提到，魯迅一直在探索主體滲入小說的新形式。

敘述者“我”的存在，就是小說中的獨特主體。在魯迅的小說中，“我”既是敘述者，也是參與者，還可能是故事情節的推動者。

《孔乙己》通過小夥計“我”的視角來敘述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內外的故事，“我”同時也是孔乙己茴香豆故事的參與者，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情緒和好惡。《在酒樓上》、《孤獨者》中的“我”都是小說主人公呂緯甫、魏連殳的朋友，也是小說的敘述者。《故鄉》、《社戲》則是依據“我”的行蹤和記憶展開小說的情節和發展的。

“我”的存在與參與，增強了小說的真實性，讓讀者對小說情節更有身臨其境的見證感。這正是敘述學上面的一種敘述策略，也是小說作為虛構文體所特有的一種表現形式。

既然使小說的敘述策略，那“我”自然是魯迅所虛構出來的人物，不可能是他本人了。

“我”身上有魯迅思想與情感的影子

當然，“魯迅小說中的‘我’究竟是不是魯迅本人”這個問題困擾了大家這麼久，自然不是毫無緣由。事實上，魯迅在許多小說中都投注了自身的記憶、經歷、思想和情感。

帶有自傳色彩的“我”

魯迅的一些小說確實帶有自傳色彩，“我”的經歷和感情變化與魯迅本人實際的經歷和精神狀態是密切相關的。這在《社戲》、《故鄉》、《鴨的喜劇》三篇小說中表現地尤為明顯。

以《故鄉》為例，這篇小說講述的是“我”冒著嚴寒回到闊別二十幾年的故鄉，準備搬家接上親人和自己回到租住的寓所去。期間與楊二嫂、閏土產生了事隔20年的交集，引發了“我”對過往的思緒，前後對比，物是人已非。這篇小說寫於1921年，而在現實中，魯迅於1919年12月也回了一次故鄉紹興，為的是賣出世代生活的老宅，處理家當，準備北遷。而閏土的原型，就是魯迅兒時的玩伴張運水，他也確實從鄉下趕來幫助魯迅搬家。

《鴨的喜劇》講述的是蘇聯盲詩人愛羅先珂在池中放養蝌蚪想聽蛙鳴，後又收養小鴨，結果蝌蚪被鴨吃光這一鴨的喜劇。“我”與愛羅先珂是同住者。而在現實中，1922年，來北京大學講學的愛羅先珂確實借住於周氏兄弟的八道灣寓所。愛羅先珂也卻有其人，在北京期間還寫過《小雞的悲劇》，魯迅寫這篇小說也是為了與其對仗。

由此可見，這些小說中的“我”寄寓了魯迅本人的一些生活經歷，甚至就是他現實中確實發生的事，他進行了一些藝術加工寫作出來。這些帶有自傳色彩、紀實色彩的小說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魯迅某個階段的生活現狀和思想狀態。

反映魯迅情感傾向的“我”

魯迅的一些小說中，雖然“我”的行蹤、交友等與其自身的經歷並不相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魯迅本人的價值選擇、情感態度投射到了“我”身上，“我”是魯迅一部分精神的影子。

《在酒樓上》與《孤獨者》中的“我”正是魯迅主體精神滲入所塑造的人物。小說中的敘述者“我”與主人公（呂緯甫和魏連殳）是故友，曾經都是“五四”的新青年，都在衝破封建舊藩籬、追求民主科學和民族獨立的道路上奮鬥過。但隨著“五四”的落潮，呂緯甫和魏連殳迫於現實漸漸放棄了那條“異路”，或一蹶不振，或助紂為虐。“我”雖然同情，但在小說的結尾，無一例外的，都選擇了與他們倆分頭告別，走向反方——這也暗示著“我”在精神上也選擇與他們倆選擇相反，決定繼續孤獨地堅持下去。

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裡。——《在酒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