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代，諸候爭霸的需要造就了古江南運河 。
運河是人工水道，在唐以前稱為溝、瀆、渠等，至宋代才稱運河。嘉興古江南運河開鑿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主要有吳王夫差開的“百尺瀆”和秦始皇開的“陵水道”。
百尺瀆，又名百尺浦，據《越絕書·吳地傳》載：“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位於海寧境內鹽官西南四十里許，經長安直達錢塘江邊，據推算，應該就在上塘河附近。據史料記載，公元前495年，越王勾踐的軍隊曾循百尺瀆北上攻吳，“吳師敗於槜李（今嘉興南五里）。”說明這之前就存在了，開鑿的時間應早於公元前486年開鑿的邗溝。
陵水道，《據越絕書·吳地傳》稱：“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湛以為陂，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發會稽適戎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陵水道”是開河築堤形成的水陸並行的通道，據推測，該水道就是現途經嘉興落帆亭附近由拳壁塞的長水塘，至今乃是海寧進入杭申線的主航道，正是該“陵水道”的開鑿，使嘉興由春秋時“槜李”改名為“由拳縣”。
開鑿古江南運河的原動力，有諸多說法，運糧、販鹽、洩太湖水、操練軍事等,以及開“陵水道”的斷王氣之說，但筆者認為其真正的原動力是諸候爭霸的需要。
試想當時的吳越大地，屬“地廣人稀”、“野稻自生”，如何“運糧、販鹽”？再來聽聽伍子胥的諫言：吳國對中原諸國為陸居之國，“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而對越國卻“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國語》卷二十），這就不難說明吳王夫差比邗溝還早就開鑿“百尺瀆”的原動力了。
據記載，吳越雙方為了爭霸，自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至越王勾踐滅吳（公元前473）的短短71年間，吳越兩地爆發了11次大規模的水上戰爭，而爭戰獲勝者，最為關注的戰利品也是船，如越滅吳後，就“徙其大舟”（《國語》卷一十九）。
至於秦始皇為了挖斷王氣而鑿“陵水道”之說，更是說明了秦王為了鞏固其霸主之地位，也即臥榻之側,豈容他人成王稱霸。
隋至清末時期，帝王統治的需要形成了京杭大運河
隋煬帝大業六年（610）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並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形成了一條以洛陽為中心，由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運河組成，溝通我國南北的運河水系。
隋代江南運河嘉興段是在秦以來所鑿的基礎上加以拓寬、疏浚、順直而成的，北自蘇州從王江涇進入嘉興市區後，改秦時從長水塘直接走上塘河入錢塘江，而是過石門、崇福，折向南經長安，再循上塘河入錢塘江。
元代統一全國後，著手建設以北京為終點的南北大運河，至元三十年（1293），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元末至正年間，起義軍張士誠軍船往來蘇杭，以舊河狹窄礙船，乃發動軍民20餘萬眾開崇福至武林頭的運河，寬20丈，歷時10年而成，此後，江南運河改由長安經上塘河進杭州，為由崇福，經塘棲至杭州，這條運河也就是後所稱的東線，也是今天列入京杭大運河申遺的線路。
自隋煬帝下令開鑿南北大運河以來，直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停止漕運，歷代王朝都重視運河的養護、改造，究其根本原因，是出於維護其帝王統治之需要。
據《隋書·閻毗傳》載隋煬帝“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充分說明，隋煬帝開鑿京杭大運河是想利用江南富裕之地糧食等補給其軍隊以期攻打高麗的軍事目的。
再如，清康熙親政之初，便“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書宮中柱上”（《清史稿·靳輔傳》），漕運，就是帝王將徵自田賦的糧銀運往京城或其他指定的地點，以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之用，也就是說是為了維護其政權統治的根本。
當今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繁榮了運河水系
在“九五”航道改造期間，交通部門從運輸功能方面考慮，將平望至烏鎮瀾溪塘，經練市到含山塘，過新市，穿韶村漾到塘棲的這段古運河河道，利用世界銀行的貸款，按四級航道標準進行了改造，這也就是今天比較繁忙的運河的新走向，航程也比較短，這一河道使得原來的京杭運河水系得到了擴展。
綜上所述，江南運河嘉興段的走向，自春秋以來，歷經多次變遷，而且今後仍會改變，再者，江南水網密集，縱橫相連，舊運河和新運河，形成了溝通嘉興各城鎮、村莊的京杭大運河水系。
事實上，假如現在仍是沿用元末那條京杭大運河航道，無論是從滿足日均15萬噸運量的需求，還是從運距最短的經濟角度考慮，都是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的。
--END
閱讀更多 正春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