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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作家，一個有著女性和窮人雙重視角的女作家，蕭紅是遊離於主流文學之外的，也因此被長期忽略。而作為一個女人，她與不同男人之間漂泊的感情經歷也被人長久窺視。如香港作家小思所說，“她在那個時代，烽火漫天，居無定處，愛國愛人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而她又是愛得極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傷也愈深。命中註定，她愛上的男人，都最懂傷她。我常常想，論文寫不出蕭紅，還是寫個愛情小說來得貼切。”
美國翻譯家葛浩文也認為，蕭紅的情感和作品不可分割。他說，“蕭紅確是一位富有感情的人；她這些感情，在她生活上，固然是她的悲劇根源之一，但在她的文學作品中，竟是最具撼動力的一面。”
1930年，19歲的蕭紅第一次為自己的命運做出了選擇，她逃離了家庭，逃離了婚姻，也逃離了既有的生活軌道。從此，“漂泊”成了她短暫人生戲劇的主題。
時光拉回到1930年夏天，蕭紅即將初中畢業——那個時代，女孩子能讀到中學已屬少見，於是，家人希望她像周圍同齡女孩子一樣，儘早把婚結了。
早在1925年，14歲的蕭紅在家裡的安排下，與哈爾濱西郊顧鄉屯的汪家定了親。汪家是當地的一戶地主，與張家也算門當戶對。未婚夫汪恩甲，曾在小學做過代課教員。據見過他的蕭紅的長輩親屬回憶，汪恩甲個子挺高，長得也不錯。雖然當時蕭紅還在讀初一，但定親的事情在同學中也比較普遍。蕭紅的中學同學徐淑娟回憶：“我們哈女中學生的未婚夫大都在哈工大、法大讀書，按那時的社會風氣，這叫天造地設、門當戶對的金玉良緣。”兩人交往期間，汪恩甲又報名進入法政大學的預科班讀書，而且兩人的關係起初似乎還不錯，汪家經常派人去學校把蕭紅接到家裡去過星期天或節假日。蕭紅的同學回憶，汪恩甲來過女中，“迺瑩還給他織過毛衣”。
然而，蕭紅從小城呼蘭進入華洋雜處的大都市哈爾濱，在哈爾濱東省特區區立第一女子中學校求學三年後，其眼界和目標已經不同了。當時的東省特別區首屆行政長官朱慶瀾，就是“東特女一中”的創辦人。他的辦學理念十分現代，聘請了不少有理念、有見識的青年知識分子來教書。從蕭紅和同學們後來的回憶可以看出，他們對這些渴望新知識的少女們產生了終生難以磨滅的影響。這樣一所學校，學費也不是一般人家承擔得起的，蕭紅所在的班上，就有花旗銀行買辦的女兒、督辦的女兒，還有纏過足又放足的大家閨秀。據蕭紅的一位同學回憶，蕭紅那時開始在校報上發表一些散文和詩，用了筆名“悄吟”，她解釋，“悄悄地吟詠嘛”。另一方面，在讀書期間，蕭紅參加過幾次校外學生運動，也結識了不少新派的知識男性，其中多數是在北京讀書的東北籍青年，他們啟發了蕭紅到北京求學深造的願望。她慢慢感知到與以往不同的一個未知世界的魅力，那個世界也許並不明朗，但充滿誘惑。
於是，1930年的夏天，蕭紅逃婚去了北平，做了“出走的娜拉”。蕭紅和她們當時已經在讀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魯迅《傷逝》一類作品了，她們也都慫恿她出走。
關於蕭紅第一次去北京的情形，後來也有很多說法。在蕭紅生命最後階段朝夕陪伴於左右的駱賓基，1946年出版了一本《蕭紅小傳》。書中所寫，蕭紅提到她當年出走的勇氣，來自於一位“李姓青年”——一個“豪氣而充滿蓬勃的生命力的人物”，“那個青年在愛慕她，也是當時她所感到的”。據《蕭紅小傳》，也是這個“李姓青年”帶她到的北京，她當時似乎還做著與“李姓青年”未來的夢，甚至把自己當成他未來的妻子。可是等她到了北京李姓青年的家，發現一位抱著孩子的婦人時，才知道真實的狀況。
就像那道“易卜生難題”——娜拉出走是容易的，但是，她走後怎樣？魯迅曾對此做過一個著名的演講，說娜拉的面前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寒冷、飢餓和窮困中的蕭紅也註定逃不脫這樣的命運，她回來了。回到家的蕭紅立即被家裡軟禁起來，她再一次找機會逃到哈爾濱，但這一次，她徹底與家庭決裂了，跨出了獨立生活的第一步。
與家庭決裂的蕭紅在哈爾濱貧困交加，曾和父親張廷舉在街頭相遇，但雙方冷眼相對而過。很多資料都證實，蕭紅在哈爾濱流浪的時候，實在飢凍難耐，便到哈爾濱的親姑姑家求援。可當他們打開門一看是蕭紅時，就立即關上門，把她拒絕在寒天凍地的街頭。
後來，蕭紅還是以另一種方式向現實低了頭。在走投無路下，蕭紅又與汪恩甲聯繫上，住在東興順旅館同居。現在仍保留的東興順旅館位於哈爾濱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築，在當時應算得上是一家有檔次的旅館。“九一八”以後，商客銳減，住宿業很不景氣，加之汪家與張家在當地都算是有一定名望的家族，這樣蕭紅和汪恩甲才有可能以賒賬的形式住進來。住了半年多時間，他們欠下食宿費達400多塊錢。
▲蕭紅與汪恩甲同居的東興順旅館
有一天汪恩甲說要回家取錢，離開了東興順。最初，已經懷孕的蕭紅還天真地盼望著他再次出現，可是一直不見他蹤影。一個多月後，蕭紅漸漸絕望，而旅館老闆也失去耐心，把她換到走廊盡頭裝雜物的黑屋子，嚴加看管。
汪恩甲從此背上了“始亂終棄”、“欺騙感情”的千古罵名，從此消失於各種記載中，其下落至今仍是個謎。也有人說，在那個日本人佔領的混亂年代，汪恩甲不幸遇害。不過，耐人尋味的是，駱賓基回憶：“蕭紅與作者在最後的44天相處中，卻隻字未提到汪某其人。”而蕭紅的所有文字中，也沒有對這個男人有過一次指責，甚至，她或許對汪恩甲還是有感情的。對蕭紅來說，這一次她曾經打算向命運妥協，回到舊有的軌道上，可是最終卻被狠狠地拋進一個黑暗的深淵裡。
失去人身自由且懷有身孕的蕭紅，閒暇時只好找些舊報紙來打發時光。有一天，走投無路的蕭紅寫了一封信，寄給了哈爾濱一份名為《國際協報》的報社。《國際協報》是一傢俬人經營的報紙，副刊編輯裴馨園經常以“老斐”的筆名發表文章。6月的一天，老斐收到一封署名為“張迺瑩”的讀者來信，信中述說她是一名流亡學生，現在遭遇困境，因為欠了幾百元的債還不了，被軟禁在道外東興順旅館裡，旅館老闆想把她賣到妓院裡云云。老斐坐不住了，他先是帶人去東興順探望了這位女學生，回來後，他又和朋友們討論怎麼救這位女學生。
這群青年人中，有一位剛到哈爾濱不久的25歲青年劉鴻霖，他後來的筆名是我們所熟悉的“蕭軍”。這一年，蕭軍為《國際協報》撰寫一些零星小稿，藉以維持最起碼的生活。一次，老斐委託蕭軍跑一趟，給求救的蕭紅送幾本文學書。於是，蕭軍在一個接近黃昏的時刻，來到了東興順旅館。這是1932年7月13日，蕭軍後來用文字很詳細記述了他們第一面的情況：房間裡黴氣沖鼻，當時被軟禁在小旅館裡的蕭紅驚恐不安，面色蒼白，而且看上去不久就要臨產了。蕭軍本來要送完幾本書就走的，直到他“無意間把散落在床上的幾張信紙順手拿過來看了一下”，上面的畫和字，以及旁邊蕭紅隨手寫的小詩把他吸引住了。
若干年後，蕭軍坦率地跟女兒蕭耘談起了這段感情。蕭軍把兩人的相識歸結為“偶然”，諸多的偶然中，最重要的偶然便是讀了這首詩：“這邊樹葉綠了，那邊清溪唱著。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著青杏的時候。今年我的命運，比青杏還酸……”就是這一首小詩，讓眼前落魄的蕭紅成了他眼裡“最美麗的女人”，他決定“不惜一切犧牲和代價”來拯救“這顆美麗的靈魂”。
這年8月的哈爾濱，雨水格外多。8日夜間，松花江大堤全線潰決，洪水肆無忌憚地湧入哈爾濱市區。道外十幾條街道水高四尺，成了可以行船的人工運河。人們紛紛逃難。東興順旅館也一片狼藉。旅館老闆忙於逃命，自然無暇顧及這個欠下鉅額費用的女人了。
蕭紅等不及老斐他們要趁亂來營救的安排，挺著大肚子，從窗臺跨了出去，上了一艘救濟船，最後找到了蕭軍臨時借住的老斐的家。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說：或許傾覆了一個城池只為成就一個人的愛情。蕭軍與蕭紅的愛情故事，也有幾分類似的味道。松花江的一場大水，淹沒了一個城市，卻成就了蕭紅、蕭軍的戀情。
▲蕭紅與蕭軍
從東興順旅館逃出來的蕭紅，在裴家客廳裡安置下來。1932年8月底，蕭紅在市立醫院的三等產婦室生下了一個女孩兒。這個小生命註定是不被歡迎的，她很快被送給道里公園看門的老頭。在別人家住久了，裴家開始對蕭紅有了意見，1932年11月，蕭紅拖著產後孱弱的身體，與蕭軍住進俄國人開的歐羅巴旅館頂層的一間狹小房屋，後來又搬到道里中央大街西側的商市街25號，僅靠蕭軍當家庭教師和借債勉強度日。蕭紅後來在《商市街》中，不厭其煩地記下來這些時光，有共患難的快樂。“只要他在我身邊，餓也不難忍了，肚痛也輕了。”
▲哈爾濱中央大街（黃宇 攝）
二蕭在哈爾濱的這段日子，像是普契尼《波西米亞人》裡那群流浪藝術家一樣，貧苦、快樂。他們有時去游泳，有時去划船，有時去溜冰……他們在哈爾濱的朋友楊範後來回憶，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國大街上，她見到了二蕭。“蕭軍脖子上繫了個黑蝴蝶結，手裡拿了個三角琴，邊走邊彈，蕭紅穿著花短褂，下著一條女中學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腳上卻蹬了雙蕭軍的尖頭皮鞋，看上去特別引人注目。他們邊走邊唱，就像流浪藝人一樣。”
30年代的哈爾濱，有著日本統治、俄化社會、中國土地的背景，也讓蕭紅受到有形無形的壓迫。可以說，這也是蕭紅對自己、對世界最迷惑的階段，身份未明，位置未定。而“九一八”是一個契機，給東北造成了苦難，改變了東北人的命運，也改變了一些作家的命運。後來形成了文學史上一個特殊的群體“東北作家群”，就是因為他們在東北親眼目睹了災難，親身感受到做亡國奴的痛苦，在哈爾濱或者瀋陽起步，到了以魯迅為中心的上海發表了相關題材的作品，使內地的人知道了東北的生活。
蕭紅和蕭軍是“東北作家群”的典型代表。在哈爾濱，因為和一些熱愛文學的青年接觸，蕭紅在文學上的能力得到挖掘，她開始在報紙發表文章，這對當時在寫作上還缺乏自信的蕭紅是個極大鼓舞。1933年底，在舒群等友人的幫助下，她和蕭軍共同出版了《跋涉》，初露鋒芒。
不久，帶有強烈現實主義色彩的《跋涉》被查禁。他們在哈爾濱的朋友、中共黨員舒群“與組織恢復關係”，落戶青島，向二蕭發出邀請。1934年6月11日，蕭紅與蕭軍去往青島。這一次告別，蕭紅再也沒能踏上自己故鄉的這片黑土地。
二蕭到青島後，在山頂上住的一幢公寓，可透過窗子觀賞兩邊海洋的景色，到報社走路只要一刻鐘。此段生活比在哈爾濱悠閒得多，樂觀的氣氛逐漸取代了昔日沮喪的情緒。美國學者葛浩文寫道：““比較起來，蕭紅只有在青島的短短五六個月中享受到了一點人生樂趣。”這句話令人心酸，也是實情。也就是在青島這段短暫的安寧，蕭紅在操持家務之餘，寫了她第一部小說《麥場》——即後來在胡風的建議下改成的《生死場》：“在鄉村，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這一年她僅僅23歲。
在青島的安定是短暫的。不久，舒群與其愛人先後被捕，報社也停辦。兩人不得不尋找下一個漂泊處。在朋友建議下，1934年10月初，像當時很多崇拜大師的文學青年一樣，蕭軍也試著寫了封信給魯迅。比其他文學青年運氣好的是，這樣一個幾乎是冒昩的舉動，竟然打動了魯迅先生。10月9日，他們就收到魯迅的回信，繼而和朋友們陷入到一片狂喜中。信裡的每一句話他們都能倒背如流，正如蕭軍在半個多世紀後回憶裡所說，這一封信於他們有如“一紙護身符錄”似的意義。
1934年11月2日，蕭紅、蕭軍與梅林一行三人到達上海，租住在拉都路北端雜貨店二樓的亭子間裡。在蕭軍的不斷要求下，11月30日，蕭軍、蕭紅在北四川路的一咖啡室內，第一次見到了魯迅與許廣平。許廣平後來回憶蕭紅：“中等身材，白皙，相當健康的體格，具有滿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後腦，愛笑，無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
第一次見面後，魯迅先生開始對這兩個年輕人顯示出接納態度。也因為魯迅的提攜，蕭軍與蕭紅的作品陸續發表在各種刊物上。1935年月12月，蕭紅的中篇小說《生死場》以“奴隸叢書”的名義在上海出版，這是她以“蕭紅”為筆名發表的第一部作品, 蕭紅也因此一舉成名。魯迅為之作序，贊其“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但也有分辨，指出“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他後來在回答斯諾訪問時，還提到了蕭紅，認為她“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為丁玲的後繼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時間，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時間早得多”。
▲蕭紅與許廣平（右）
隨著與魯迅一家交往的增多，他們的家搬得離魯迅越來越近。1936年，索性搬到了魯迅在大陸新村居所附近的北四川路。蕭紅自己說，從那時起，一連好幾個月“每夜飯後必到大陸新村來了，幾乎沒有間斷的時候”。蕭紅幾乎成了魯迅家人一樣，而根本不是客人。在文壇上，二蕭與魯迅“同仇敵愾”，也深得魯迅的信任——當時誰都沒有意識到，魯迅先生此時已是生命的最後階段。
為什麼魯迅和這兩個貿然投奔的青年走得這麼近？魯迅紀念館館長王錫榮分析，有幾個原因。“首先是魯迅對於青年的態度，總是做著‘願英俊出於中國’的夢。他對從淪陷區來的遭難的人，第一時間先有一個同情的反應。所以蕭軍、蕭紅寫信向魯迅求援的時候，魯迅的反應是很積極的。作為東北人的二蕭，是特別願意把心掏出來給你的那種，這跟南方青年那種書生氣甚至有點矯揉造作是不一樣的。魯迅就喜歡這種坦誠的，他說哪怕你是魑魅魍魎，也把自己的靈魂露出來好。還有一個原因當然是二蕭本身的才氣，他們展露出寫作上的才能。
▲魯迅博物館館長王錫榮（黃宇 攝）
蕭紅說：“只有魯迅才安慰著兩個漂泊的靈魂。”魯迅去世後，蕭紅寫了長達一萬多字的《回憶魯迅先生》，寫了兩人交往的很多細節。蕭紅這篇文章當時遭到蕭軍的嘲笑，在他看來，這篇文字過於平淡和瑣碎，和魯迅先生的偉大不相稱。然而時間是最好的證明，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被一些研究者認為是所有回憶魯迅文字中最感人的。比如開頭即是這樣的鮮活：“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是從心裡的歡喜。若有人說了什麼可笑的話，魯迅先生笑得連菸捲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來。”
在祖父帶走了童年的“溫暖”和“愛”之後，蕭紅又在魯迅先生這裡找回了。她在魯迅身上找到了她多年尋求的夢想特質——睿智和熱忱，這是一個理想父親的典型，魯迅也在不知不覺中充當了這個角色。
在蕭紅31歲即將病逝香港時，她不要求埋葬在任何一個和她相愛過的男人身邊，也不要求回到家鄉，唯願葬在魯迅先生墳墓旁。她說：“死後要葬在魯迅先生墓旁，現在辦不到，將來要為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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