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曼生，也就是清代篆刻家陳鴻壽（1768～1822年），他出生於乾隆三十三年，卒於道光二年，浙江錢塘人，字子恭，號曼生。陳鴻壽是浙派篆刻“西泠八家”之一。曼生在嘉慶十六年任溧陽知縣，嘉慶二十一年任揚州、淮安等地河務海防。
對於曼生壺，學者李敏行在紫禁城雜誌《曼生壺製作年代探索》一文中作了詳細的見解。
陳曼生 網絡圖片
“曼生壺”是指陳鴻壽製作或監造的紫砂茗壺。
溧陽鄰近宜興，特別有方便曼生壺製作的地利之便。但是，蘇浙許多地區，縱然不及溧陽近，也不能說不具備這樣的地利之便。現存於海外的道光元年（1821年）笠式壺即可說明，在曼生離開溧陽，到了距離宜興更遠的揚州、淮安任上後，仍然可以與彭年合作曼生壺。
因此只要在江南一帶，曼生都有可能訂製或者與宜興陶人合作紫砂壺。所以曼生任溧陽知縣應當不是曼生壺的初創起點，而是步入曼生壺製作的鼎盛時期。曼生壺的的製作甚至可以追溯至曼生的青年時代。在萌芽時期，可能有曼生壺問世，只是以數量較少，而且面貌特徵與後來的曼生壺存在差異。
曼生銘泥繪方壺（兩側及俯視） 蘇州文物商店藏
在現有傳世品中，原藏蘇州文物商店的曼生銘泥繪方壺可能是溧陽時期的曼生壺。不同於多數的曼生壺，此壺外表裝飾了許多泥繪和模印貼花圖案，但從器型和工藝而言，絕不是仿品，應不晚於嘉慶中期。
萬泉款竹節壺 上海博物館藏
由此觀之，我們現今所認為的曼生壺的簡樸素雅風格，也有一個逐步確立的過程。基於相同的緣由，筆者認為，上海博物館藏的萬泉款竹節壺的製作年代，有可能早於溧陽時期，也可能為同時期之作，道光二年以後仿作的可能性較低。
楊彭年制竹節壺 上海博物館藏
此壺雖不像泥繪方壺這樣佈滿裝飾，僅點綴了少量竹枝竹葉貼飾，但在多數曼生壺中，仍屬罕見，應當是比較早期摸索嘗試過程中的產物，相比之下，上海博物館藏楊彭年與朱石楳合作的竹節壺明顯吸取了過去的經驗，刻意省略了一般竹節壺都會出現的竹葉貼飾。推測曼生對於早期砂壺未盡滿意，比如竹節壺腹部中央的竹節線造成銘文的阻隔，此後的曼生壺式對此極力避免。
因此，曼生壺的製作年代始於何時雖無法確認，但是在曼生任溧陽知縣之前，就已經有一些初步的嘗試了，至於曼生壺製作的年代下限，狹義地說，止於曼生的卒年，也就是道光二年（1822年）。不過，有一個實際情況不能忽略，雖然道光二年後不再有曼生本人親自銘刻、監製的曼生壺。
楊彭年制仿唐井欄水盂 道光壬午款 南京博物院藏
楊彭年制笠式壺 道光八年款 香港茶具文物館藏
因此，在曼生故去後，“曼生型”紫砂器的製作並沒有消失，質量也並不一定不如以往，如南京博物院所藏的仿唐井欄水盂，雖然其並非茶壺，也無曼生銘款，但就胎質、工藝、造型這些方面而言，實際上與曼生壺並沒有區別，其他如香港茶具文物館藏笠式壺、曾為唐雲先生收藏的仿唐井欄水盂、前述上海博物館藏平蓋竹節壺、香港茶具文物館藏錫包方鬥壺等都屬於曼生過世後的“曼生型”作品。道光二年之後的曼生型茗壺或紫砂器仍為曼生壺的延續。
楊彭年制描金山水詩句壺 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楊彭年制描金山水詩句壺也恰是這樣一件楊彭年所作，具有近似曼生壺風格的作品。其壺身銘文所署干支為“乙未”，原圖錄將它的具體年代推定為嘉慶四年（1799年），但是此壺確切的製作年代，也可能是較晚的咸豐九年（1859年）。是曼生與彭年合作的“溧陽時期”之前或之後的作品。
陳鴻壽《壺菊圖》 上海博物館藏
楊彭年制描金山水詩句壺 故宮博物院藏
綜上所述，不能將曼生壺的製作年代限制在曼生任溧陽知縣期間（嘉慶十六年至道光二年）。曼生壺的發展歷程，除了中間溧陽時期的高峰，應包含起始的萌芽和後期的餘緒才算真正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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