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分析我自己。有時為一朵被風吹散了的白雲，會感到一種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難過；但看到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把眼淚一顆一顆掉到我手背時，卻像野人一樣在得意的笑了。——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
如果說中國文化界也有類似於娛樂圈一炮而紅、一夜成名的神話傳說的話，那麼丁玲就是傳說中的一個。上個世紀20年代，當一眾女作家如冰心、廬隱、淦女士等人早已蜚聲文壇時，丁玲還一度籍籍無名。然而，隨著《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發表，她異軍突起，一鳴驚人。
有人評論說這部作品“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一顆炸彈”，可見《莎菲女士的日記》這部著作轟動效應之強烈。這部作品把丁玲推到了聚光燈下，是她藝術成就的一個重要體現。
《莎菲女士的日記》發表於1928年，九十年過去，它作品中的小資產階級女孩莎菲的形象在今天依然是特別的，而在當時更凸顯其前衛性。如果一定要給她貼上一個現代化的標籤的話，那就是在戀愛中患得患失、永不滿足，在日常生活裡變幻無常的城市“作女”。
丁玲採用日記體的表現形式，把主人公莎菲複雜多變的心路歷程完美呈現。她的內心矛盾與苦悶在撕扯，理性和感性相互搏擊，最終碰撞出一個在五四浪潮衝擊下，尋求自身個性解放，追求靈與肉統一愛情的新時代女性形象。
在愛情裡難以滿足，“作”是女性意識的甦醒
今天，我們常聽到有人說：“作”是女人的天性。女人喜歡通過“作”來尋開心和博取關注。也有人認為：女人之所以“作”，是為理想，為愛情，或為物質而折騰。
“作女”有幾個顯著特徵：不知足、不甘心、不認命、不安分。對現有社會秩序和道德主動出擊挑戰，愛約會，愛交友，是集理想、知識、智慧於一體的都市叛逆女性。
莎菲在愛情裡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作”女，她有一個忠實的追隨者葦弟，他真誠可靠，對莎菲愛得熱烈。然而莎菲對他並無興趣，對於葦弟的殷勤，莎菲大多時候都是冷眼旁觀，甚至經常還會嬉弄他。在莎菲看來，苦戀自己的葦弟是老實呆板的，是缺乏血性的無趣小男孩，並不符合她理想中的男友人設。
然而葦弟的悲哀在於莎菲並不愛他，但是卻需要他。莎菲經常對葦弟的到來充滿期待，並在他要離開時，又表現出戀戀不捨。葦弟就這樣徘徊在莎菲矛盾的情感世界裡，在希望和失望之間卑微地遊走。直到莎菲遇見了凌吉士，他徹底地淪為了她情感的“備胎"。
凌吉士是一位新加坡大學生，莎菲見到他的第一眼，便為他的丰儀折服。他高大帥氣，舉止瀟灑，莎菲在他面前失了魂魄。
後來，莎菲為了親近凌吉士，不惜搬到他住所附近，還藉口補習英語，百般創造見面機會。但是她絕不會堂而皇之地去追求這個男人，對於想要的東西，她自有手段。
我把所有的心計都放在這上面，好像同什麼東西搏鬥一樣。我要那樣東西，我還不願去取得，我務必想方設計讓他自己送來。
莎菲在愛情裡玩弄著自己的小把戲，有時欲擒故縱，有時大膽出擊。她自詡為功力深厚的情場老手，不過最後卻發覺：凌吉士空有一副好皮囊，靈魂與自己並不相稱。此時的莎菲迷茫了，她一邊貪戀著凌吉士的色相，一邊又痛苦不堪。她在誘惑和抗拒之間陷入分裂的漩渦。
今天，熱衷於愛情遊戲的男女並不在少，出於自我保護的心理，大家面對心儀的對象時，熟練使用著七分追求技巧，再拋出三分真誠，發現情況不妙後，立馬逃之夭夭，和在愛裡“狩獵“的莎菲並無二致。
莎菲的行為在現在看來似乎並不稀奇，但是在那個男尊女卑思想還很根深蒂固的年代，這樣的莎菲無疑是驚世駭俗的。莎菲很“作”，她的“作”同時也表明著強烈的女性意識的甦醒。她很清晰地知道自己喜歡什麼，需要什麼，又如何去獲取。她衝破了傳統封建觀念的牢籠，自由翱翔在感情世界裡，用她的“作”弘揚著一首首女性崛起之歌。
在日常生活裡不甘平凡，“不安分”源於對生活有更高的理想
在愛情裡使勁“作”的莎菲，在日常生活中同樣有一顆不安分的心。她從舒適的家庭出走，來到北京一家小旅館養病。也許是因為病中孤寂，周遭的許多事物經常能引起她的不快，比如旅館外的噪音，簡陋的伙食以及粗鄙的夥計等等。她就像一隻小刺蝟，對外界張開滿身敵意的刺。
她的“刺”不僅指向陌生的環境，也經常投向身邊的朋友和親人。對於朋友，沒人看望她時，她自怨自艾。有人來時，又覺得厭煩。她在悽清的個人獨處時光裡，靠加熱牛奶以及看廢棄的報紙打發時間。生活平淡到極致，也沉悶到極點。
沒有一些聲息時，又會感到寂沉沉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堊的牆。
對於這樣的生活，莎菲內心是不甘的，但是卻也無能無力，或者說是毫無突破的頭緒。尼采說：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被生活的冗長乏味悶得透不過氣來的莎菲正是在“為什麼而活”的問題苦苦求索而無果。
她的出走本身就是一種追尋，她以為遠方會有答案，但是等她抵達理想中的詩與遠方時，才發現那裡同樣一地雞毛。親人和朋友們雖然愛護她，對她百般體貼，但是沒有人真正讀懂她的內心。她們對莎菲越是驕縱，莎菲就越發感覺到這種不被理解的苦痛。
我總願意有那麼一個人能瞭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愛，那些體貼做什麼？偏偏我的父親、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的愛惜我，我真不知他們愛惜我的什麼；愛我的驕縱、愛我的脾氣、愛我的肺病嗎？
莎菲代表了在“五四”浪潮衝擊下，走出封建舊家庭尋找夢想的一批廣大青年。她們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禮，雄赳赳、氣昂昂地朝著“個性解放”邁出自己堅定的步伐。然而未來會是什麼樣，這種自我革新的意義何在？沒有人能夠告訴她。
她空有一腔解放自我的口號式理想，並不能真正地付諸實踐去實現自我，人生的苦悶也就愈發濃烈了。
這種苦悶每個處於生命轉折點的人都有相似的感受，她們如同離群的候鳥，循著海的氣息，飛往春暖花開，然而因為失去導航人，茫茫長空，孑然一身，於是就很容易對這份追尋產生困惑和迷惘。這就是莎菲式苦悶，懷抱著對生活的更高理想，卻宥於現實的瑣碎和無奈裡。
當理想照進現實，困惑和矛盾是人生的必然
故事的最後，在經歷了愛情和日常生活的雙重不如意後，莎菲悄然出走。她的離開，是對自身追求個性解放幻滅後的一種逃避，折射出特定歷史背景下，部分知識青年對人生和愛情的困惑。
都說“我手寫我口，我手寫我心”，丁玲筆下的莎菲在愛情裡渴望靈與肉的統一，在生活上期盼得到朋友和親人的理解，在人生追求上希望實現自我，但當理想撞進現實時，她遭遇了失望和苦痛。這份苦痛不只是屬於莎菲的，更是屬於作家丁玲的。
丁玲的一生感情生活豐富多彩，莎菲式的苦悶和“作”正是她自身的寫照。
上個世紀20年代，北漂的丁玲遇見了青年編輯胡也頻，在丁玲遭遇家庭變故的時候，胡也頻用他的溫柔多情感動了丁玲，她們在一起了。但這份感情可能始於感動，也止於感動，並在日常的磨合中趨於平凡。
相比於胡也頻的幸福雀躍，丁玲平靜多了，直到她遇到了被稱作文學天才的馮雪峰，丁玲彷彿找到了精神伴侶，她的愛火被點燃了。她曾在一篇叫做《不算情書》的散文中寫道：
我這兩天都心不離開你,都想著你。我以為你今天會來,又以為會接到你的信,但是到現在5點半鐘了，這證明了我的失望。
丁玲像極了她筆下那個不安分的莎菲，一邊與葦弟藕斷絲連，一邊對凌吉士愛慕有加。她需要胡也頻的真誠和溫存，也渴求馮雪峰的浪漫與激情。甚至後來，她還提出了“三人行”的方案，三個人在西子湖畔同居了很久。
無獨有偶，同時期的林徽因與丈夫梁思成以及好友金嶽霖也曾在一段時間內保持著相似的關係，她們熱烈回應著第三者的感情，同時對伴侶極盡坦誠。
她們的感情裡沒有“隨便”，也並不“薄情寡信”，你很難去指責這樣的女人是否太三心二意，因為她們愛得勇敢而真，言行中全是對理想中那個純粹的唯愛世界的執著。
但現實裡，這樣的關係痛苦多過甜蜜，丁玲理想中的“三人行”以精神伴侶馮雪峰的離開而告終。
在個人追求上，丁玲同樣是“不安分”的，她的一生一邊在文學上苦心孤詣，一邊積極投身到時代洪流的鬥爭中，活躍在政治舞臺上，成為無產階級女戰士和社會活動家，中間還有過幾次牢獄之災。可以說，對於莎菲式的人生苦悶，丁玲早有思索。但不一樣的是，莎菲很迷茫，而丁玲清晰地知道自己將要去向何方。
《莎菲女士的日記》通過描寫“作女”莎菲的兩次出走，不斷追求理想而又幻滅的人生經歷，展現了作家丁玲以及同時代知識青年在追求個性解放和愛情問題上矛盾與痛苦。
莎菲的“作”是不認命，不妥協，是對生活和愛情有著更高層次的理想化追求，是生命不息，折騰不止。而我們今天之所以可以在幸福與安穩中追溯過去，正是基於上個世紀千千萬萬男女青年的努力，是她們推動了新文化思潮的流動，把理想的伊甸園變成了今天的美好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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