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電網訊：導讀
在過去隱匿於人們視野之外的垃圾成為點化市場經由“前”轉“後”的關鍵，這將是一場關於政府、企業、民眾三者新型社會關係的探索。世界銀行報告警示,到2050年全球垃圾將暴增70%，達34億噸，超過人口增速。
垃圾問題正迅速威脅人類社會：
印度最高的垃圾山今年或將超過泰姬陵的高度；
菲律賓不惜以斷交相威脅，這才贏得了與加拿大僵持六年的“垃圾戰”，讓其妥協運回共計69個集裝箱、重1500噸的垃圾；曾經作為全球最大的垃圾進口國, 中國自2018年起宣佈禁止24種廢棄物進口，這一舉措在全球供應鏈中引起了連鎖反應——主要的垃圾出口國都慌了神，韓國對華塑料垃圾出口銳減90%以上，最大垃圾山連續燃燒四個月，首爾淪陷；而發達國家垃圾運往發展中國家的做法也遭到了更多國家的抵制。近日，馬來西亞政府下令“奉還”了美、英、法、加等富裕國家的150個集裝箱塑料垃圾，宣稱“我們不想成為世界‘垃圾桶’” 。
其實垃圾早已不僅限於人類生活的大陸空間，它的觸角早已從陸地伸向海洋，在太平洋上就有一座“垃圾島”，聚集了至少600萬噸的塑料垃圾，面積相當於5個英國、200個上海市，並且每天還有源源不斷的垃圾在此處堆積。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日本海洋團隊調查發現，塑料垃圾已經到達太平洋馬裡亞納海溝的10898米處，因吞食大量塑料而脫水死亡的大型海洋動物一次次給人類敲響警鐘——垃圾是關乎全球生態系統的巨大挑戰。
至此，在過去隱匿於人們視野之外的垃圾變成了一道顯性的坎。
前市場經濟模式製造巨量垃圾
究其根本，如今垃圾成堆是前市場經濟只重前端“吃”而種下的果。
市場經濟脫胎於商品交換市場，走的是企業生產、消費者購買、監管者維持秩序的前市場經濟模式。但這種模式實際上長期處於局部有序而整體無序的狀態，市場野蠻生長，致使其不可持續性問題隨著市場規模的爆炸而集中爆發。
其一，自由市場短視、貪婪的本性讓其擴張無度。在缺乏引導的狀態下，市場所追求的繁榮由增長的收益支撐，這是其貪婪的本性，也正是這一點造成了市場的短視。垃圾則是大量生產端與消費端共同促成的短期逐利行為的副產物，這無疑需要長期策略來應對，而長期性恰恰是無序市場所不具備的特徵。由於缺乏恰當應對，處理垃圾的主流方式往往是“一埋了之”或“一燒了之”。
其二，萬物皆可“資本化”讓生產本質變化，脫離產品。
不同於工業化前的小農經濟以最終產品為生產的直接目的，前市場經濟中生產要素和產品的全面資本化讓生產的目的發生本質性轉變，使其脫離實際產品而成為攫取利潤的重要手段。在這樣的邏輯下，生產浪費與汙染被排除出市場主體的決策範圍，畢竟，瓜分甚至創造需求才是關鍵。
其三，供需關係主導的市場機制增強垃圾製造——處理上的馬太效應。前市場經濟奉行由供需來進行自主調節，然而依靠單一供需關係調節其實是盲目且滯後的。因為供需關係中，價格的漲跌是唯一指標，一波漲價往往吸引生產投入增加，然而沒人能保證一個生產週期過後，需求是否仍能保持高位，再加上產能投入往往長期穩定，過剩產能的浪費不可避免。
此外，資本被高價高利自發吸引的同時，高投入低迴報行業如廢物回收處理鮮有人問津，對比之下的發展顯得愈發緩慢。進一步而言，前市場經濟粗放、盲目擴張、無規則，與之相對應，企業、消費者、政府三大主體也有著特定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
首先，企業以成本和消費需求為絕對主導，利益最大化是唯一目標。前市場經濟的短視可以說是企業目標短期性特徵的一個體現，這與企業的經營常常以年度或季度來衡量分不開。由於普遍缺乏全局上戰略性的規劃，再加上企業內部自上而下的“績效”考核，追逐短期利益是“最優”選擇。
而絞盡腦汁討好消費者成為一條“捷徑”——消費者求新求快，那麼企業就推陳出新；成本上升？那就壓縮設計壽命、加速淘汰，大量電子垃圾因此產生。
其次，消費者過度消費而不自知。從主動在頻繁的電商大促中衝動“買買買”，到快遞、外賣中丟棄的一次性包裝盒和餐具，再到逢年過節“撐面子”的大小禮盒和親友相聚時一大桌子好酒好菜……消費主義愈演愈烈，而人們似乎已經很好地把垃圾與日常生活割裂開，“眼不見則心不煩”。
另外，從發達國家到發展種國家，垃圾政策切不中要害。實際上政府是三者中唯一在結構上有能力支持全局戰略思考的一環，然而這部分非功利功能長期被忽視。
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在垃圾處理問題上，對外實行“新殖民主義”，多仰仗國際垃圾貿易，採取轉移而非解決的方式，這讓有能力進行的技術革新失去了潛在動力；發展中國家以經濟建設為重心，對垃圾問題不重視，在製造垃圾問題上步發達國家後塵不說，還往往成為發達國家的垃圾傾倒場。
由此，多因素疊加讓垃圾漸成堆，而集中爆發的危害讓土壤、水源、空氣、食物無一倖免：填埋滲漏汙染土地與地下水；焚燒產生的致癌物二噁英避無可避；被汙染的魚類進入食物鏈，被人類消費。
垃圾助推後市場經濟模式崛起
若前市場經濟線性演繹，垃圾問題將積重難返，危及社會平民健康。但扭轉思路，這些危害也將倒逼市場經濟轉段，垃圾將成為前市場經濟轉向後市場經濟的“助推器”。
後市場經濟是以人為本的社會市場經濟，其視角由企業擴大為社會，注重後端“拉”——與企業最大的不同是，社會需求不以單純經濟利益為導向，這讓長期策略成為可能。
其一，後市場經濟由局部有序轉為整體有序。垃圾問題僅憑社會力量解決無異於天方夜譚，因為這首先需要制度上的保障，而這恰恰是前市場經濟的宏觀無序性無法提供的。
整體有序意味著政府將在其中發揮“定海神針”的作用。政府作為企業和社會間的粘合劑，同時又是監管責任的主要承擔者，在垃圾處理的課題上承前啟後，將社會需求倒推至前端企業，對企業產品的全週期流轉起到積極影響。
其二，後市場經濟兼顧經濟利益與社會效益。將平民作為社會的基礎納入後市場經濟，這讓垃圾問題所產生的負外部性被完全內化於市場之中，從而帶動市場經濟的“健康”評價體系多元化，使得兼顧經濟利益與社會福利成為可能。
儘管後市場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特殊，但總繞不開一般化的生產、盈利、監管的市場三環節，社會效益也會在不損害市場主體的情況下內嵌其中。
其三，市場能量的逆向流動對前市場經濟進行糾偏。
前市場經濟中，政府、企業、平民三者間關係單向性明顯，這映射到社會問題上的解決方式往往是政府號召——企業響應——民眾（消極）參與，因為在叢林法則下的逐利市場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自然是處在前端的政府（監管）和企業（生產），而民眾只能扮演終端的消費者，地位被動。
但後市場經濟中由三方有機結合，從不同側面影響市場行為，三者由單向傳導變為互相勾連，民眾由被動參與者將變為主動引領者之一。
搭上後市場經濟的車
後市場經濟代表著市場三方主體動態平衡的方向，是更高維度、內涵更豐富的市場經濟形式。
後市場經濟將是在一般化市場規律下建立起一套圍繞監管——生產——盈利——消費的新系統。
這套系統將擺脫前市場經濟以金錢利益為主的套路，真正將民眾和社會的關切納入全鏈條內，構建一個全包全容、多線主導的有機體。在以社會和平民需求的重要導向下，垃圾有效處理也將成為一個時代命題。
如火如荼的生活垃圾分類恰好提供了契機。垃圾分類是消費端垃圾產生後第一環節的優化，將分揀由集中式變為分佈式，契合分揀工作繁瑣的特點，由點及面，將大大提升後續處理效率及降低成本。
同時，各城市廣泛推廣的試點將有助於摸索出一套符合地方特點的分類模式，避免了“一刀切”。再往後延伸，生產與消費的鏈條將發展出新的後端處理產業。
除了消費端，工業生產的垃圾一直是大頭，尤其是化工、能源等行業產生的危險垃圾更需要專業集中地處理。
監管要求生產企業全週期負責固然可以改善現狀，但是各自為政則會降低整體廢物處理的效率。
這一矛盾將給後端處理產業帶來生存土壤，通過整合資源和技術，全面鋪開的後端處理一方面將消化工業廢物減少企業負擔，另一方面將承接消費端垃圾分類，使產業鏈更完整。同時，後端的新氣象將激活前端生產模式迭代，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產生。
因為無論後端處理如何完善，若垃圾製造不受控制，問題將依然嚴峻，所以前端生產的革新勢在必行。比如環保材料取代高汙染難降解材料，從根本上改變垃圾構成，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率。
由此，產業鏈由前到後將從單線開放漸變為“半閉環”，踩住垃圾製造的“剎車”，進入良性循環。
近期（1月19日）出臺的 “新限塑令”可謂是對症下藥、正當其時，因其“新”之處就在於不再只針對購物袋這個局部問題，而是從生產、流通、消費、回收利用全過程中的各個環節都有相應規定。
比如“新限塑令”規定，到2020年底，禁止生產和銷售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籤；禁止生產含塑料微珠的日化產品；重點城市商場超市、餐飲外賣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到2022年底，北京、上海等重點地區的郵政快遞網點，先行禁止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裝袋、一次性塑料編織袋等。到2025年底，這些不可降解的塑料製品將在全國範圍郵政快遞網點禁止使用。
同時，結合實施垃圾分類，加大塑料廢棄物等可回收物分類收集和處理力度；加大技術研發與應用力度，提升產品性能，降低應用成本。
毫無疑問，誰先搭上後市場經濟的車，誰就將在下一階段佔得先機。
市場經濟的轉段就是對新型社會關係的初步探索，而這場探索將社會歸還於最廣泛的人民——只有正立的金字塔才能立得住、立得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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