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心靈深處始終存在的空虛感確是一種流放之感，一種明確清晰的情緒，一種焦心的回憶之箭，一種荒誕不經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時間飛逝。
他們陷身於峰頂與深淵的中間，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裡過日子，而是在不住地浮沉，被遺棄在沒有定向的日子裡和毫無結果的回憶之中。
——《鼠疫》 阿爾貝·加繆
航班取消、高速封閉、列車和城市公交停運，封城已經好些日子了。農村的戒備是森嚴的。小喇叭天天巡迴播放，家家戶戶不準出門，街頭巷道也都拉起了封鎖線，凜冽的寒風中，有村民志願者整日整夜地輪番值守。
不能上班的日子，一家人落得清閒。但時間一長，無所適從的焦慮開始滋生、蔓延。第一個坐不住的是愛操心的母親，因為接到許多顧客的採購電話，一個又一個地回絕，內心卻始終不安。特殊時期，供給有限，僅有的小商小販們便很是忙碌，需求大增。放著送上門來的生意不做，自然是不甘心。人最怕跟人比了，看著別人忙活，心裡有些不是滋味。開導了很多次，還是寢食難安。
臨時被告知要趕緊收拾東西，下午一點半到XX衛生所體檢，到村委和市政府開通行證，嘗試回市裡返工。只能嘗試，沒有十成把握，但若是成功了，一時半會兒就不能再回來了。得到消息的時候，母親還在做飯，一家人等待吃午飯，距離出發時間不到一個小時。
匆匆吃完午飯，囫圇地收拾行李，因為時間倉促，許多不太緊要的東西都拉下了。幾天後，母親還不無遺憾地說那麼好的蔬菜可惜沒來得及收拾。臨走之前，倉促地跟臥病在床的爺爺告別，只有三言兩語。這些天一直是爸爸日日夜夜無微不至地精心照顧，爺爺很是不捨，感覺他的病情好像一下子就嚴重了許多。但沒有辦法，只能互道保重。
一瞬間就明白了《鼠疫》中的流放感。那種茫然不知所措、卻不得不被推著往前走的慌張無奈。前些天，總是勸服母親，既來之則安之。她一時被我勸服稍得平靜，一時又再次焦慮起來，反覆在這樣忽上忽下的情緒中起伏。所有人都在觀望，若是突然有了新政策，都要儘早行動的。
流放感是一種不在其位的倒錯感，且沒有辦法自主沉浮，只能隨波逐流。人生有很多這樣的時刻，事與願違是常態。只不過在尋常日子裡，流放感不那麼明顯罷了。
而如今與日俱增的流放感，源於災難讓我們體驗到了更多的生存真相。當遠方的哭聲逐漸逼近，危及到我們的同胞、鄉親、家人，我們才意識到每一個人的痛苦都與我有關。
疫情又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災難，使人們既互相團結又互相排斥。當我們從傳統的人情社會快速過渡到疫情社會，就要面臨理性與非理性的博弈。一方面我們為深陷不幸的個體悲痛不已，一方面又默默地擔憂未來的生計。個體同國家一樣，面臨著健康和經濟的兩難。生存壓力從未離開。在解除危機之前，健康大於一切，但危機過後，生存現實又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任何情況下，生存哲學在都可以概括為近處與遠處、當下與未來、個體與集體、短暫與永恆、理性與感性……多個二元對立面的平衡。界限是模糊的，很多時候我們都只能靠直覺和經驗來找準最合適的位置。
從終極意義來看，“人生漂泊，如無根之萍”，流放感是無法驅逐的。但找到最合適的位置，能夠把流放感降到最低。終其一生，我們都在尋找和調整這個位置。
正如《鼠疫》中所說，當前必須要做的，就是該認清的事情要認清，然後驅逐無用的疑慮，採取適當的措施，阻止疾病的蔓延，同時做好自己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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