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疫情之下，對於聚集性的活動，只能一概從簡。但是，近來聽聞，一些鄉村之中，家屬為給逝者（正常病死，跟疫情無關）辦一場體面的葬禮，選擇“凍屍”（土葬情況）或先火化，等疫情過後，再辦葬禮。
我們暫且不論這樣的方式好不好，但就疫情整體得到遏制後，短期內肯定也是不讓搞大型聚集性活動的。所以，對於“延期出殯”，家屬應該會等待較長的時間。可即便如此，很多家屬還是願意等，只為辦一場體面的葬禮。
不得不說，在農村之中，“重死不重生”的傳統還是很濃烈的。一個人生前即便是“窮困潦倒”，死後只要有兒有女，總還是要大操大辦一場體面的葬禮。說到底，這很符合“活在未來”的觀念。甚至，有些老人，離死亡還比較遠，就已經買下“壽衣”和“棺材”。
有親歷農村葬禮的人，一定知道其中的講究。葬禮除卻會追思逝者，本質上也是生者的一場社交性聚會。場面大不大，人氣重不重，都是衡量逝者人品和家屬人品的重要指標。所以，在實操的過程中，標準上是很講究的。
甚至，從葬禮流程上來講，已經完全結構化。逝者從離世的一刻起，貌似一生的使命就已經交代。而接下來事情，就是家屬的任務。在這場任務中，既要將逝者體面化，也要完成一次升級性的社交。本質上，逝者的體面，終究要反哺生者的體面。
從這個意義上講，貌似農村的葬禮就像是一個劇場。無論是逝者，還是生者，都在扮演著各自的角色。而所謂的“哀悼和追思”，不過是掩蓋基本邏輯的插花而已。這就跟婚禮上，主持人的套路性追問一樣，誰都知道不一定真實，但還會習慣性的“鼓掌和祝福”。而這些細枝末節背後，卻值得深思和玩味兒。
以費孝通的理論看，國人中的50後，60後，70後，依然有很重的鄉土性。尤其在農村，很多固有的傳統依然保留著。雖然，葬禮和婚禮的流水席標準在提高。但是，人們對於鄉土性的理解，還是跟30年前沒什麼本質變化。
因為，很多時候，常態性的生活，人們總是可以“將就”，但是，婚喪之禮，卻必須要“講究”。尤其，對於喪葬秩序，無論如何也不能馬虎大意。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國內的很多農村，很多老人生前兒女不管不問，但是死後的葬禮，往往卻很風光。
很多時候，你不免有種虛無的感覺。可是，這就是現實。甚至，這是普遍農村喪葬秩序的現實。並且，你會發現，這是逝者和家屬，以及外圍賓客共同的一場合謀。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一場被運作的儀式，但是，卻還執行的有理有據，並且熱情洋溢。
要知道，以現代視角看農村的喪葬秩序，很容易發現，對逝者的不尊重。因為，對於逝者而言，生前安樂，入土為安，這是多數人的理想歸宿。可是，就因為疫情的存在，逝者就被凍屍或延遲葬禮，這總讓人感到某種違和感的存在。
有不少農村的老人常說：“一輩子掙一副好棺材，就算死也無憾”。在他（她）們看來，生命的初始，以及過程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最後的體面”。這種認知，應該是植根於骨子裡的，因為，有這種想法的老人，還挺多的。
於此，對於近來的逝者，可能生前預料家屬會冰凍他（她）們，也會表現出極大的寬容。甚至，他（她）們也接受這樣的方式。因為，“最後的體面”這種文化秩序，確實是很多人活著的信仰。而唯一區別的是，對待的方式和執念程度不同而已。
從葬禮的絕對意義上而言，本質上其實就是在慰藉生者。但是，也要建立在逝者為先的基礎上。說到底，即便是從簡的葬禮，也總比被冰凍或延遲出殯要好一些。因為，“從選擇凍屍，延期出殯”的基質中，我們分明看到的是生者的“自私和虛偽”。
因為，我們知道，一場葬禮之後，外圍的評價會成為生者的存在資本。所以，作為生者，儘可能地把葬禮搞體面，就成為一種不得不的任務。當然，因辦葬禮生出矛盾的事情，在農村也很多。畢竟，白事的籌備，是要花錢的。
這種時候，如果利益上平衡不好，家屬之間還會生出事端。總之，當我們透過一場農村葬禮的前前後後時，你就會發現，並不是純粹的追思和悼念，而是被摻雜太多世俗利益。不得不說，逝者想一死了之，其實，也並不容易。
阿爾貝·加繆說：“我們這個社會，要是在母親的葬禮上哭不出一滴淚，是會被判死刑的”。言外之意，“悲傷”真不真不重要，重要的是氣氛吻合。甚至，這種吻合緣於外圍的需求，而非是當事者的需求。這種結構性的勾兌，總讓人感到“生而為人，很是卑微”。
於此，所謂“最後的體面”，根本性的基質裡，其實藏滿卑微。一個人從生到死，本質上是在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從直觀的儀式感中，感覺是生者在為死者送行。可事實上，卻是逝者在為生者進行僅存的一次彌合性慰藉。
不得不說，人終究是孤獨的。無論是生，還是死，都難以抵達他（她）者。而對於複雜的，瑣碎的，虛偽的，儀式的葬禮，其實到頭來只能是一場虛妄。所以，無論是疫情之下，還是疫情過後，如果可能，從簡的，安靜的送走一個逝者，可能會顯得更為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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