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範
歷史閱讀是一種主體與客體交流的活動,如同看小說、聽歌曲一樣,與我們自己的經歷和當下的心情都不無相關。當然,在我看來,它更是一項有益於提高自己觀察社會與思考人生的智力鍛鍊。中國有一句老話說得好,“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歷史可以助你在洞明世事、練達人情的成長過程裡多一份經驗。學過歷史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誤解為老氣橫秋,像出土古董似的死氣沉沉。不,不應該如此。他們理應有一種比較豁達的胸懷——什麼世面都見過,什麼人都交往過,有一種灑脫和冷峻的人生閱歷。
學問家往往把簡單問題複雜化。若要破除對學問的神秘,則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複雜問題簡單化。歷史是什麼?歷史由三要素構成:時、地、人。歷史是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內,由特定的人群演繹出的一系列故事。現在發生的叫“新聞”,過去發生的叫“歷史”。例如2003年情人節前,上海某大學飯廳前張貼一張海報,匿名女生誠情徵邀男生,在寢室陪伴度過情人節之夜,以一人為限。新聞傳出,遠近轟動,每個人都不懷疑自己擁有評論權,褒貶不一。設想百年之後,有一位社會史的研究生髮現了這些材料,以此為中心,寫出一篇研究轉型期中國女性社會心理變遷的論文,這就變成歷史社會學或者歷史心理學範疇的專門學問了。有些事情,距離的時間越長,越容易看得清,因為“當局者迷”,“只緣身在此山中”。這是歷史學家常常自以為得意的地方。但如若那位研究者漏看了一條網上信息,即事後有人揭發,此海報作者實非女生,乃男生玩笑之作;如果這條揭發真相的史料是確鑿的,卻又出於某種原因毀滅了,不存於世了,那篇論文資料的真實性就大打折扣,那時只有上帝才知道。這就是“後現代”史學要說的——別相信史料記載、史家評論的絕對真實性。
研究歷史,兩個基本條件不可或缺:一是材料,要熟悉過去與現在有關“人”與“社會”互動的經驗性材料,掌握檢索和辨偽史料的技術;二是思想,有自己的體驗和心得,能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前者是苦功,是技巧,有一個逐漸熟練的過程;後者是靈性,是思想,要許多相關知識的綜合,更需要判斷和聯想的能力以及發表意見的能力。所以學歷史的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肯坐冷板凳,要地毯式地一寸一寸搜尋資料,“上窮碧落下黃泉”。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難成為歷史學家。當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獨立思考的,就很難成為出色的歷史學家。
我一直有這樣的看法:以歷史學為職業,其實是很苦的,有少數“志願者”參與就可以了;但人人都應該學一點歷史。人之所以異於動物,重要的是人發明了語言文字,使集體性的記憶得以長久保存,人也就藉此得以超越時間、空間和個體生存的侷限,有可能把握更多的集體性記憶,從而補充和豐富自己的經驗。從每個個體而言,生命有限,經歷有限,若能從長久積累的歷史記憶中汲取經驗,就等於把自己生命的長度提高許多倍,多活了幾百歲乃至幾千歲,從經歷上說你有可能“千歲、萬歲”。
現在大家都在談民主,談自由。從歷史上看,這可是兩個特大字眼,真不好輕易評說。記得克爾凱戈爾說過,人最大的苦惱,就是每個人都想自由地按照獨立意志生活,但又必須跟別人生活在一起。一部人類史,就是一部不斷嘗試如何調適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相互關係,失敗多於成功的經驗史,自然我們也很可以從這些苦澀多於歡樂、艱難多於順暢的歷史經歷中得到許多啟示,知道調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門大學問。民主與自由,若不建立在一種合適的關係準則(或曰遊戲規則)之上,不說緣木求魚,南轅北轍的教訓反正是不少。
我是從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史起步的。今年(2004年)是甲申年,距郭沫若寫《甲申三百年祭》,又過了一個甲子。360年前,1644年,即明王朝被農民戰爭滅亡之年。有關明末農民戰爭的史料極其豐富,野史筆記多得是,這在古代很難得。史料看得越多、越細,感觸越強烈。
《甲申三百年祭》
一是感慨大明官場,人才濟濟,濟濟變成擠擠,搞窩裡鬥倒是一隻鼎,包括知識分子。但在不起眼的小地方,偏鄉僻壤、山坳荒漠,藏龍臥虎有得是,到了兵荒馬亂的年頭,就獲得了出頭露臉的機會。你說李自成、張獻忠,一個驛站馬伕,一個為地主打工,原先誰會把他們當人才看?可在1628—1644年,他們叱吒風雲、不可一世,要意志有意志,十七年裡屢敗屢戰;要智慧有智慧,野戰、陣地戰都勝過官軍。兩人稍有不同的是,張獻忠殘暴些,李自成厚重些。若沒有東北滿族的橫插一槓,李自成完全有可能建立新朝,成為第二個朱洪武似的開國皇帝。若做了皇帝,他過去是當馬伕還是當小和尚都不敢提了,天才的帽子不戴,別人也會鬨然給你戴上,古書上叫作“解民倒懸”“天縱英明”,十分偉大。
李澤厚主張“告別革命”,不是沒有道理。但他採取的卻是指責,而不是同情地理解的態度,說如果沒有就如何如何,這就不是歷史的態度。歷史上有過的,必有不得不發生的理由——大家都知道,古時候,中國農民是最老實、最聽話的,年復一年地埋頭“修地球”、過苦日子,很少進城,見到官兩腿發軟,大官稍說幾句好話,就感激涕零,說是“見到了好官”。誰會平白無故地用生命去賭博?可一旦到了活不下去的時候,飢餓是死,造反也是死,你說他們選擇什麼?“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話是有條件的,大約數百年才一遇,天災人禍到了極點,樹皮草根吃完,就鬧人吃人的慘劇。到那時,革命想阻擋也阻擋不了。
感慨之二,到了非正常狀態,人心會變得叵測不定,控制不住。在前現代社會,中國是創造物質財富能力最強的國家。長城、運河不說,周秦、漢唐、兩宋、元明的宮殿、王府、豪宅、園林,建築瑰寶不勝其多,到今天都可以為旅遊業賺回大把大把的外匯,可地面上存留下來的卻少得可憐。去過意大利、法國、德國、英國的,就感覺得到,中國地面上的文物與其悠久的文明極不相稱。每一次戰爭動亂,一個王朝的許多宏偉建築往往被付之一炬。
我曾經為此疑惑不解。打進京城的農民痛恨皇帝、大官、闊佬,看了這些用農民血汗錢堆起來的豪華住宅、奢侈器具,怒火中燒,氣不打一處來,這可以理解。為什麼非燒了不可?後來讀了心理學的書,才有些開竅。埋下的怨恨越深,積蓄的不滿越多,它釋放需要的能量就越大。農民由盼望皇恩浩蕩的熱望,到苛政猛如虎的失望,再到災難叢生、瀕臨死亡的絕望,這一不斷上升的長過程中,如若沒有許多渠道獲得緩慢的釋放,積蓄起來的能量大極,非通過極富刺激性和破壞性的行為,就不可能得到宣洩。李自成在攻陷洛陽時,曾用“點天燈”的方式處死福王,既是一種宣洩,更是一種向敵對者的示威。但什麼樣的行為最具刺激性呢?熊熊烈火,騰空而起,聲光並作,全場騷動,肯定是最富刺激性的。另外,個人行動往往多理性的計算,至少恐懼的本能也能起約束的作用。到了群體騷動的場合,集體的非理性就會戰勝平日裡的膽怯,情緒衝動會因相互感染而得到極度強化,個人的負罪感和恐懼感消失。這就是民眾運動多容易演化為暴動、暴亂的一種心理學解釋。
俗話說:可以共患難,但難於同富貴。農民軍的兄弟情誼和團結,在困難時期是摧不垮、打不散的——軍事共產主義的平均分配,在大順軍中執行得很成功,這就是李自成高於打家劫舍式盜寇的地方。到1643年,李自成在河南、湖北取得七大戰役的勝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開始籌建統一政權。也就在那時,裂縫就出現了。首先,農民聯軍內部開始重演《水滸傳》裡的“火併王倫”。李自成先後藉故殺了“革裡眼”賀一龍、“左金王”藺養成、“曹操”羅汝才和“小袁營”袁時中,取得獨尊的地位。當時一位河南的知識分子(鄭廉)就評論:“一國不堪兩君,一營寧堪兩帥,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於人,為順為逆,莫不皆然。”“天無二日,人無二君”“一山不容兩虎”,這叫“專制心”,即使是曾經仇恨帝王將相、仇恨被別人壓迫的普通農民,到了那個份兒上,成者為王,他心理會發生變化,自然而然地會回到這個死結上來,這就是數千年社會體制積累下來的集體無意識,不容易擺脫。
原來義軍內部,頭領稱“掌家”的、“管隊”的,由大家推舉,不時以兄弟相稱,都是“哥兒們”,相互之間只有職務差別,沒有大的收入落差,關係比較融洽。現在,義軍士兵不能不對將領和降官們刮目相看。大將軍劉宗敏府前高懸大紅燈籠,人稱劉國公,門衛森嚴;官員、將領俱以九品分等,服裝、帽子都有嚴格區別,尊卑分明。舊禮制的恢復,在新官與士兵百姓之間築起一堵不可逾越的牆,人與人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河南文人鄭廉,講了一個他朋友的故事。那朋友被抓在軍營裡,有一個年輕小頭目負責嚴密看守,防止他逃跑。一天,他對那位年輕農民說:“你又不是天性想做盜賊,何苦來?即使老賊頭做了皇帝,也封不到你。”那人聽後號啕大哭,把他放了,自己也跑回了老家。
進京後,李自成招降一批明朝中低級官員,授以新朝官職。有一個士兵問某明官:“選你做什麼?”那人回答:“兵部主事(國防部科長級官員)。”士兵一臉無奈地說:“也好,也好。只是不要再像前朝那樣死要錢。我新朝立法森嚴,貪官汙吏是要殺頭的。”這還算是有點骨氣的。更差的例子也有。無錫人趙士錦在明朝只是工部的小科長,絕食三天,拒不“從逆”。看管他的一些頭目紛紛相勸,說:“老爺,你何苦呢,餓壞了身子,可是大事。我們家的官好做得很,與明朝一樣。如果老爺能轉升到我們家裡做大官了,可千萬別看不起我們。我們還求你老爺多照顧著些呢!”
大順軍17年裡屢敗而屢戰,百戰不殆,靠的是共同擺脫困境、走出生死峽谷的巨大凝聚力。然而,勝利只能改變少數人的境況,而多數人仍是希望渺茫。經過短短的進京城39天,在與清軍的山海關戰役中,農民軍一敗塗地,判若兩支部隊。其中人心渙散,導致軍紀失控的狀況,在去山海關之前,已經非常嚴重。眼看封王封侯的,接受闖王賞賜,一籮筐一籮筐金銀珠寶抬進抬出,一般義軍士兵、軍官怎能不感慨萬千?前面說到那位號啕大哭者算是覺悟早的,稍晚的正捱到抄沒明朝宗戚官僚家產的風潮,紛紛“順手牽羊”。據當時在京城的一些親歷見聞者的記載,說義軍士兵到酒店吃酒,隨手給的都是金銀首飾或珍珠,出手特別大方。有一位秀才,被一群士兵抓了就走,此人嚇得面色發白,以為大禍臨頭。誰知到了軍營,士兵們口口聲聲稱他為“大官人”,特別客氣,原來是要他為山西陝西的家人代寫書信。言語間不時流露出對闖王多怨言、有牢騷,思鄉氣氛濃烈。他們每人都把身邊的金銀首飾折斷了裝在布袋裡,託便人連信捎回老家。事情辦完,那秀才也得了不少金銀珠寶,興沖沖地揣著高額“勞務費”,向夫人報平安去了。因此,當義軍退出北京,往山西、河南、陝西撤退的路途上,逃跑的越來越多,失敗的態勢已經不可挽回。
這是最後失敗了的,成功了又如何?朱元璋是再好不過的例子。朱元璋發佈的聖旨許多是用白話寫的,通俗易懂。他也說農民終年辛苦,如何如何,講得有板有眼,好像不忘舊日情境,可一涉及賦稅皇糧,口氣就變,說這是每個老百姓(子民)必須盡的義務,誰不認真完納,就對誰不客氣。為了杜絕隱漏田賦勞役,他把軍隊放到地方上,一個村一個村地實地調查人口田地,聲稱凡作弊者格殺勿論。這比起那些養在深宮裡的皇帝要厲害百倍。
我讀明清的材料多起來,思想也發生了變化,意識到不改革舊制度本身,走馬燈似的換人,甚至用暴力的方式把一批人打倒,擁戴一批人上臺,對此不應抱有很大的熱情。所以當我讀到小說家洪峰說的“天大極了,人小極了”(《極地之側》),立即聯想到舊制度、舊意識就像“天”,在它的蓋罩之下,個人的行為很難超脫,創造的空間很小很小。
我真正從事史學研究,起步很晚,大約40歲。所幸“文化大革命”幫助我從迷誤中清醒過來,強烈地意識到中國如若不能走出千年歷史的陰影,跳出一治一亂的“週期率”,真的已經很難自立於世界之林。從那時起,我的史學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要而言之:一是意識到史學必須有批判的意識,二是追溯歷史是為了現在和未來。我的研究,不管是大題目還是小問題,想要回答的是千年的輝煌何以會變成百年的沉淪?或者說是:“中國如何才能走出中世紀?”
頭十年,我近乎瘋狂地讀西方的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心理學,乃至科學哲學,什麼“老三論”“新三論”。不懂外文,看中譯本,翻譯得差極的,像馬克斯·韋伯的《世界經濟通史》,近乎看天書——總之囫圇吞棗、一知半解,硬著頭皮讀。頭腦裡,盡是韋伯、弗洛伊德、海德格爾、薩謬爾森、諾斯……福柯還敢看,就是尼采不敢問津,怕自己入迷了,得神經病。沒有什麼人在逼著我,甚至我的老師還批評我離經叛道,有壓力。為什麼?事實勝於雄辯,曾經比我們落後的西歐、歷史短得可憐的美國,在近幾百年裡確實獲得了很大的成功。160年前的林則徐都看到了這一點,20世紀差距拉得就更大了。單純從中國看中國,就像身處廬山之中,必須與西方歷史相比較,才有可能看出中國缺什麼,中國弱在什麼地方,別人成功的經驗有哪些。當然,更重要的是思維方式——從牛頓到愛因斯坦,啟示我們對自然界的認識是永無止境的,對社會、對歷史更是如此。對於史學研究的觀念與方法,也必須不斷質疑,不斷吐故納新。
中國的文化有許多精彩的地方。古代中國是一個以農業見長的國家,文化也具有農業社會特有的平和、含蓄、持重和沉穩的風情。我們對四季變化的感覺非常敏銳,春耕、夏種、秋收、冬藏,四季、十二個節、十二個氣,每一種微小的氣象、物候的變化預示著什麼,日月風雲的變幻會對農作物產生何種影響,這些方面的農諺很多,微觀方面“變”的學問深奧。但是放在宏觀方面,卻總相信年復一年,週而復始,循環論佔了上風——所有的變化都是在一個圓的平面上展開,陰變陽,陽變陰,冬去春來,否極則泰來,這就是《周易》裡的那個八卦。以這樣的世界觀看社會、看歷史,我們的心態是平和的,順的時候,想到可能會衰;衰的時候,相信離轉盛不遠了。“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在“文化大革命”災難時期,有一些人就是靠這樣的文化信念堅強地活了下來。中國人的忍耐性、生命的韌性,非常像植物——魯迅寫《野草》,實際上是寫中國人的精神。
以開放的態度看世界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千秋、互有短長。有長必有短,有利必有弊。我們的循環觀否認突變,強調經驗和秩序,“天不變,道亦不變”。中國歷史上盛衰治亂,反覆震盪,不比西方差,但解釋這種動亂的原因,傳統史家不從制度上檢討,也不檢討我們的意識形態,多強調道德人心的絕對性——人心不古、道德淪喪,官不像官,民不像民,就判斷危機已近,知識分子開始聲嘶力竭地呼喊;呼喊、改革都不濟事,每況而愈下,民眾就造反,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週而復始。所以中國傳統史學的核心是道德史觀,君子、清官、好皇帝——小人、貪官、暴君對立的兩面,構成了史書敘述的主體。教育我們的,就是要維護現有的道德秩序,把希望寄託在出現好皇帝、清官上頭,仰望星空,耐心等待天才降臨,“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樣的史觀在今天的一些歷史影視和歷史小說裡仍在延續,被津津樂道,陳腐被當作新奇,我只能說一聲:遺憾。
西方的史觀也有過這樣的階段,但進到向現代社會轉型時,他們把研究的重心從“英雄”轉移到經濟發展、社會規則的考察上來(經濟學、社會學興起);把“人”的研究從精英轉移到大眾對精英的制約上來(政治學興起)——發展的理論、制度分析的理論幫助史學家完成了從舊史學向新史家的變革。因此,中國的新史學必得從西方的社會理論中汲取資源,借鑑別人的經驗。
近幾年來,西潮又一次東來,在思想文化領域,新概念、新話語層出不窮,轉換之快,目不暇接。現代性還在無休止地爭論,後現代已經登場。我覺得,我們應該以健康的心態對待這種變化。
一種新的概念、新的話語,往往代表著一種新的思考方式、新的觀察視角。例如現代社會理論中的結構主義,就是對那種以什麼什麼為綱——片面決定論的反撥。它既反對經濟決定論,也反對文化決定論。決定一種社會狀態的,是許多方面、許多力量的總合。這種總合的效果,許多時候更取決於它們以什麼樣的方式組合和相互作用,例如一個現代社會,一定是一個建築在高度分化基礎上,以有效的制約機制實現高度整合的社會,而不是分化好還是整合好,或者是分權好還是集權好的問題。假若不解決民“管”官的問題,亦即民意對政府的制約,沒有更多獨立的民意機構去監督政府,大集權、小集權的弊病還是半斤八兩。
弗蘭克、彭慕蘭的“反歐洲中心主義”是一種新話語,與之相聯的還有“後殖民主義”等。雖然他們還不能說是正宗的“後現代主義”,但有一點“後現代”的味道——其中有一條,就是反駁“現代化理論”的。在他們看來,“現代化理論”是歐洲成功之後的總結,而不是歐洲歷史的真實,是想借以炫耀自己唯一正確,並向全球擴張的理論。歷史並不能證明非有這些條件,才能發展到“現代”。它的出現或者成功,取決於許多偶然的因素。即使在西方,也沒有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是相同的;每個國家都可以有自己走向現代的道路。兩個人也都認為,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成功,再一次證明了他們的看法。
這一刺激對我震撼特別大。我們民族主義的那根神經非常敏感,也非常脆弱。外人說我們的壞話,就想到揮動拳頭;說好話就感到舒心——但假若忘記了我們歷史上還有許多陰暗面,還有許多弱點,把好話當補藥,那就容易變成虛榮,而非自信。因此,對於西方的新話語,我們應該有所鑑別和選擇——它的基點,應該是以自己的生活體驗和歷史體驗為準,立足於對自己的發展有利。
19世紀以前的世界,是以歐洲為中心,還是以中國為中心,估計學界還會有激烈的爭論;也有人提出“中心說”本身就有問題。不管怎樣,弗、彭有關歐洲中心主義的質疑,對中國史而言,還是有新啟發的。例如馬克斯·韋伯把我們通常說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前面加了一個“理性”的前綴詞。也就是說,資本、市場這些東西古已有之,現代社會區別於傳統社會,最重要的特徵便是講究經濟理性——工具理性(具體而言,即價值法則),亦即亞當·斯密說的利益最大化原則,通過市場規則,實現投入與產出的理性化。“理性”,有的翻譯為“合理性”,似乎就成了“現代”的一個標識。細想,中國傳統社會,政府行為往往是不計成本的,政治至上,講政治賬,不算經濟賬,證明韋伯說得非常對。但由此能說中國人生活裡、頭腦裡就沒有經濟理性?人的第一本能就是生存。為了生活,誰不想賺更多的錢,誰不在收支方面斤斤計較?最近一位寧波人告訴我,寧波人為什麼善於經商,只要拿生活中兩句俗話就可以說明:一句是“親兄弟明算賬”,這就是市場經濟中的核算成本原則;一句是“碗對碗、籃還籃”,鄰居送我一碗菜,就要還一碗菜,親戚上門送一籃禮物,回去也得奉還一籃禮物,這是市場經濟中的等價交換原則。
明清時代江南經濟的發展,確實有非常閃亮的一面。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區,糧食種植的精耕細作水平以及單位面積產量之高,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在蘇松,發展出植棉和家庭棉織業;在嘉湖,發展出蠶桑和家庭絲織業。17—18世紀,歐洲人用白銀從中國進口棉花、棉布和生絲、絲綢,估算世界白銀產量的三分之一流到了中國。江南農民很能適應市場的發展需要,不單純靠糧食生產,發展出商品性的家庭手工業,人人織布,家家繅絲,收入自然比其他地區高。城鎮在這樣的基礎上顯現出市場的繁榮,不要說蘇州、杭州了,像盛澤、南潯這樣的大鎮,簡直就是全國性的絲綢市場中心;而松江的朱涇、楓涇鎮也曾經是全國棉布市場的中心——它們通過廣東、福建的海商(包括走私商,即海盜),又與中西國際貿易連接在一起。怪不得弗、彭要說那時世界經濟中心在中國,在中國的江南。這一點使我更加深信,中國人並不缺乏經濟頭腦,也有自己的經濟理性——中國人發展經濟的素質和能力不低於世界哪個國家,否則數千年的輝煌就不可理解了。因此,近代中國落後的原因,不是經濟發展本身有什麼先天性的阻礙,主要原因還在別的方面。
弗、彭無限誇大明清江南的經濟發展水平,最大的毛病出在對中國國情缺乏真切的瞭解,這不能苛求——但他們研究經濟史的方法,是純經濟學,而不是諾斯等人的制度經濟學,就有點落後了。表面看明清江南最有可能率先在中國發展到資本主義,實現現代化;事實卻是不能,為什麼?他們忽視了非常重要的一點,中國是個大一統的、高度中央集權體制的國家,江南是中國的江南,而非獨立的江南。在中國舊體制裡,往往不是鼓勵先富,而是像孔老夫子說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最近我根據明後期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檔案,做了一個統計,僅蘇州、松江、常州三個府,面積和耕地佔全國比是0.336%、2.85%,而農業的財政負擔卻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23.96%,還不包括名目繁多的官吏額外勒索和地方攤派。總之哪裡油水多,國家從那裡榨得就越厲害。從唐代中期開始,就不斷有知識分子說,東南財政佔全國之半,不合理。可體制決定了,不這樣就維持不了這個“大一統”政權的鉅額開支。江南農民為什麼會發展出多種經營的經濟模式?當時人就說得很清楚:農民光種糧,交不起國家田賦雜費,更不用說地租了。農民負擔重,是個老問題,江南更是突出。因此棉織、蠶絲,是被逼出來的,是用來彌補收支缺口的。大量的史料可以說明江南農民終年勞碌,實際仍然是窘迫不堪,日子也過得緊巴巴——沒有多少剩餘去改善和發展經濟,長期徘徊在一個低成本經營水平線上;不過國家借人口之多,產品積少而成多,聚沙而成塔,到了市場上、到了城市裡,倒顯得頗有繁榮氣象——這叫作表面花團錦簇,內囊卻是空虛的。
假若與西歐中世紀相比,問題就凸顯出來了。現在教材裡說中世紀的中國與西歐都是封建社會,殊不知彼封建而非此封建。中世紀歐洲的社會體制是分權體制,君主下面有許多分封的貴族,國王的財政收入主要靠自己的直屬領地和一些國有的自然資源(如礦藏、森林),各地貴族領地的土地產權和行政管理基本是自治的。更重要的是,或許是受羅馬城邦民主制歷史傳統的影響,至少到13世紀後,有些國家也搞中央集權了,但工商城鎮卻蓬勃興起,而後或城市自治,或獲得特許,貴族(原有的土地貴族加上新興的工商貴族)組成的市政廳獲得了自治權。這樣,國王、教會、城市貴族構成相互制約的三角關係,而不是像中國那樣皇權無限、無任何社會力量可以與之抗衡或談判。市政廳後來演化為議會,現代民主制由此脫穎而出。就以稅收為例,明清中國的官僚機構不斷膨脹,每年財政支出從數百萬兩漲到數千萬兩白銀,地方官員都必須無條件執行皇權旨意,特別是保證賦稅的徵納,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在西歐,國王與各地貴族、納稅人代表之間必須通過市政廳或議會的討論,反覆談判,才能確定能不能增稅,增多少。國王有時不得不通過借款來取得財政收入(特別是戰爭時期),為此必須出讓部分權力;工商貴族藉此又得到發展。在古代中國,雖有富商大賈,但沒有任何可稱為相對獨立地位的工商階層——中央政權一直奉行打擊豪強的政策,實際上是要消滅異己力量;工商依附於政府,官商結合倒是大傳統。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民主制很難成立,這是歐洲史與東方史很大的一個差別。因此歐洲發生工業革命,率先走上現代化的原因很多,因素複雜(如法制傳統、產權觀念、思想革命、科技革命,還包括農業革命等),什麼是最關鍵、最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確實不容易說清楚,但絕對不是完全偶然的。它要經過三四個世紀的歷史綜合積累,才能完成突變。
在我看來,“後現代”是對著“現代”來的。“現代”肯定不完美,“現代”的話語系統已經產生了“話語霸權”的負面功能。既然不完美,既然已經朝著新意識形態方向發展,就有必要加以反駁和質疑,動搖它的王牌地位,促進多元文化的活躍。這就是“後現代”存在的理由。如果“後現代”想要把“現代”的歷史成果和歷史經驗統統丟進大海,肯定也是一種極端,不能上當。而且這裡也有個情境的問題。從社會發展角度說,在現代已經充分發展的社會里,“後現代”的產生是自然的;但在發展中國家裡,就不能把“後現代”看得太認真。我覺得西人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時常表現出不是“飽漢不知餓漢飢”,便是“此山望見那山高”,忽高忽低,難以捉摸,我們也得姑妄聽之。我們能不能超越?超越當然是最理想的,可不顧實際地超越,百年中國在這方面吃的虧可大呢,所以我們自己還得有主見。我的直觀的印象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後現代”的“破壞性”(或者說“顛覆性”)強過於建設性,它四面出擊,八方“搗亂”,總姿態是要挑戰任何權威、任何信仰,有點“造反派”的脾氣,很容易刺激年輕人的“青春躁動”。美國的老史學家魏斐德就已經感受到了“代溝”,不無牢騷地說:社會責任感丟失了,現在年輕人的史學與好萊塢的卡通片已經沒有什麼差別,有一種嚴重的失落感。再下去,我會不會也落到他那種灰色的心境裡去呢?現在沒有,將來不敢說。
本文選自《史家與史學（增訂版）》（王家範 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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