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60回近80萬字的“譴責小說”的作者李寶嘉，名伯元，別號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生於同治六年)，死於光緒三十二年享年四十歲。李伯元是個多產的作家，他構思之敏，寫作之快，極為少見。
1867年出生於江蘇常州（武進）一個書香門弟之家。由於幼年喪父，無法讀書，只好投靠在山東城陽做官的堂伯父李翼青處棲身。哪知這位“李大人”又不好好保護自己的“烏紗帽”，卻死抱著“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固執，和“小百姓”一起抗捐抵稅，得罪了上峰受責。他一氣之下，扔掉“烏紗帽”，憤然辭職，回到原籍老家常州。但他並沒有去“賣紅薯”，成天除了寫詩著文外，就是輔導、指點侄子李伯元讀書。
李伯元自小聰慧過人，在伯父李翼青的苦心培植下，到26歲那年，他參加考試，中了第一名秀才。翌年赴江陰鄉試，按成績，應名列金榜，可是典試官藉口李翼青有“叛逆皇法之前科”而株連子侄，結果李伯元名落孫山了。
“寶嘉，是伯父害了你，你不怪我嗎？”李翼青歉疚地對侄子說。
“伯伯，你就是我的親生父親，不是你培養我，我怎麼能考起第一名秀才？”李伯元激動地說，“我很崇敬伯伯的為人，今後我再不考那個‘舉人’了！我要學做伯伯這樣的為人。”
李翼青聽了侄子的話，很受感動，說：“寶嘉，有志氣，你不怨我就好，等過些日子，我送你到上海去找個事做吧。”
“好，我聽伯伯的。”李伯元很聽伯父的話。
這時，正直甲午海戰中國戰敗，簽訂了中日《馬關條約》，以及1895年清廷鎮壓廣州起義，殘害革命黨人陸皓東等血案，促使李伯元深深沉思：“民族多難，社稷瀕危，朝廷昏庸，官場腐敗，作為熱血學子，憂心如焚，自應擇慮何去何從？”
1896年，李伯元在伯父李翼青的支持下，隻身闖到上海灘，在法租界的一家商行找了一個“庶務”的差使。
李伯元在《海天鴻雪記》中曾描述：“上海一埠，自從通商以來，世界繁華，日新月盛。北自楊樹浦，南至十六鋪，沿著黃浦江，岸上的煤氣燈、電燈，夜間望去，竟是一條火龍……”
通過與社會廣泛接觸，加之在維新思潮的推動下，李伯元意識到，“欲喚起民眾，促使全國上下覺悟到中國將被瓜分之禍”，報刊是一種“發聵振聾、行之有效”的宣傳利器。於是，1896年初夏，李伯元第一次進了《指南報》社當了一名編輯。由於這僅僅是為了“餬口”，不得不受制於人的差使，並不能表達自己的主見和思想自由，因此他並不滿足，於是翌年6月，他乾脆自己獨立創辦起一份《遊戲報》來了。
按習規，報名在一定程度上是表達辦報宗旨的，加之他的筆名又是“南亭亭長”和“遊戲主人”，於是有的人就揶揄他是“非正人君子，想以辦報遊戲玩弄讀者”，這是人們的戲言，其實李伯元也確是在玩“醉翁之意不在酒”之術。他在創刊詞中的嚴正聲明：“豈真好為遊戲哉？蓋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一語道出他當時之感慨：國家一日比一日窮，百姓一天比一天苦，官場一日比一日黑，列強一日比一日兇。於是有朋友分析說：“冰凍三尺，已非一日之寒。如若說朝政應當如何，國事應當怎樣，有人一定會嘲笑你迂腐而不合時宜。故不得不假遊戲之說，以隱寓勸懲，亦覺世之一道也。”
李伯元所辦的《遊戲報》，確實別出心裁，獨具一格。他不僅事必躬親，自己既當主編，又任主筆，還時時告誡助手們“新聞必事事核實，言談必一針見血，不混淆黑白，語涉詼諧，意存懲勸”。他每天都是超負荷地工作，經常獨自忙到深夜，所寫文章尚未脫稿，排字工人已環立左右，只好邊寫邊與人談話，手揮口應，並行不悖。於是，《申報》和《新聞報》經常刊載對他的採訪記，稱他：“《遊戲報》的主辦，卻認真得沒有絲亳遊戲的浪漫。”
《遊戲報》問世後，頗受讀者的歡迎，很快由幾千份上升到幾萬份，一度出現洛陽紙貴，供不應求、報販加價出售的現象。為了對官場進一步的暴露和諷刺，他獨闢蹊徑，另外辦了一份《世界繁華報》。
這時，他正在創作《庚子國變彈詞》和《官場現形記》兩部長篇小說。而這兩部長篇，正是分別在《遊戲報》和《世界繁華報》上連載。為了使報紙每期連載不脫檔，他十分繁忙，經常通宵達旦。
《庚子國變彈詞》是寫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史稱“庚子之役”），清政府在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上簽字後，“海內沸騰，國人激於義憤。而議和照樣糊成，以至當朝昏官驕侈淫佚，敷衍塞責成風，演變成種種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罪惡。”開篇就令人怵目驚心，推出清王朝殺戮無辜群眾的場面：“這一殺，直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河。劊子手們似覺忘了人生還有父母兄弟姐妹，連自己卻祖宗不識、六親不認，雞犬不如。”接著就揭露帝國主義侵略者用氯氣炮攻天津的慘無人道罪行和八國聯軍血洗北京城“一鼓破城恣搶掠，寶物盡入洋賊手”等殘酷手段和種種罪行。
由於李伯元創作的題材、內容和情節，都是他本人親目所睹和受難者提供的第一手資料，因此，通篇真實可信，激憤感人。
歷史的鏡子，犀利的文筆
1906年2月，李伯元寫於1901-1905年的《官場現形記》一書30冊在上海出版。全書共60回，1903-1905年在《世界繁華報》上連載，同時由該報館分5編出版，每編線裝6冊12回，共30冊。
《官場現形記》，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貴矣，官之權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古之人，士、農、工、商分為四民，各事其事，各業其業，上無所擾，亦下無所爭。其後選舉之法興，則登進之途雜。士廢其讀，農廢其耕，工廢其技，商廢其業，皆注意於“官”之一字。蓋官者有士、農、工、商之利，而無士、農、工、商之勞者也。天下愛之至深者，謀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於是乎有脂韋滑稽者，有夤緣奔競者，而官之流品已極紊亂。限資之例，始於漢代，定以十算，乃得為吏。開捐納之先路，導輸助之濫觴。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者，直是欺人之談。歸罪孝成，無逃天地。夫賑饑出粟，猶是遊俠之風；助邊輸財，不遺忠愛之末。乃至行博弈之道，擲為孤注；操販鬻之行，居為奇貨。其情可想，其理可推矣。沿至於今，變本加厲，凶年饑饉，旱乾水溢，皆得援救助之例，邀獎勵之恩。而所謂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窮期，不至充塞宙宇不止。朝廷頒汰淘之法，定澄敘之方，天子寄其耳目於督撫，督撫寄其耳目於司道，上下矇蔽，一如故舊。尤其甚者，假手宵小，授意私人，因苞苴而通融，緣賄賂而解釋。是欲除弊而轉滋之弊也。烏乎！可且昔亦嘗見夫官矣，送迎之外無治績，供張之外無才能，忍飢渴，冒寒暑，行香則天明而往，稟見則日昃而歸，卒不知其何所為而來，亦卒不知其何所為而去。袁隨園之言曰：“當其雜坐戲謔、欠伸假寐之時，即鄉城老幼毀肢折體而待訴之時也；當其修垣轅、治供具之時，即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權之時也。”怵目惕心，無過於此。而所謂官者，方鳴其得意，視為榮寵，其為民作父母耶?抑為督撫作奴耶?試取問之，當亦啞然失笑矣。既是一面歷史的鏡子，也是一幅多色調的社會畫卷，確實是腐敗官場的一幅“百醜圖”。它雖然沒有一個從頭到尾的完整故事，但每一回都有一個獨立或相關的故事，而且寫得真實深刻。李伯元因鄉試“名落孫山”，沒有進過官場，他何以對其內容、情節瞭解得如此真實具體呢？原來他的素材除部分親眼所見的表象外，絕大部分都是他伯父李翼青提供的。李翼青的同僚幕友中，上至尚書、御史、欽差大臣，下至州官、知府、縣令乃至鹽司，幾乎無階不有。官場腐敗，從崇洋媚外、賣國求榮，到逢迎拍馬、貪贓枉法、爾虞我詐、欺上壓下，及至吸毒嫖娼、敲詐勒索、迫害人命等等，都有無數事例。李伯元透過現象深析其本質，認識到：“封建制度造成官場魑魅魍魎靡所不有，實為歷史一大汙點。然數千年以來，頗少有為之發其奸而摘其覆者。”他用犀利的筆尖挑破了位高、權大、名貴、威重的幃幕，將晚清官場的黑暗，統統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淋漓盡致地解剖了貪官惡吏的魂體：“官之氣愈張，官之焰愈烈，羊狠虎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蠅營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為者，而官為之。”
李伯元在作品中，選取的素材、情節和文筆，既廣泛、典型、深刻，又風趣、生動、辛辣。如第五回：“藩司賣缺兄弟失和，縣令貪贓主僕同惡”，是寫三荷包和胞兄何藩臺（省級長官）為買官、賣官、賺錢之事，兄弟倆大打出手，從而殃及何藩司姨太太之事：
那三荷包卻不提防他哥此刻鬆手，仍舊使著全力往前頂；等到他哥坐下，他卻撲了一個空，齊頭拿頭頂在他嫂子肚皮上。他嫂子是女人，又有三個月身孕，本是沒有氣力的，被他叔子一頭撞來，剛正撞在肚皮上。只聽得太太啊唷一聲，跟手咕咚，就跌在地下。三荷包也爬下了，剛剛碰在太太身上。何藩臺看了，又氣又急：氣的是兄弟不講理；急的是太太有了三個月的身孕，自己已經一把鬍子的人了，這個填房太太是去年娶的，如今才有了喜，倘或因此小產，那可不是玩的……寥寥數筆，把兄、弟、嫂3人一場精彩打鬥的狼狽相，真是描繪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叩轅門蕩婦尋情郎，奉板輿慈親勖孝子。”這說的是一位“居官清正”的傅撫院，從京城到浙江任封疆大吏，半年後，突然有一個年青女子帶一個11歲的男孩來訪，聲稱一定要見傅撫院。傅撫院一聽情況，心裡早已明白，這就是他10年前在京城做官時嫖娼和妓女生的小孩，而且是他自己許諾認定的。這十幾年，從兒子出生長到11歲，情婦和兒子，都還未見過情夫和父親。傅撫院自然是不承認，而且姨太太已有所聞，正在慪氣，傅撫院只好交代總管湯生安排些銀兩，將妓女和自己親生的兒子趕走。可是，他一個省級長官，為打發他昔日的情婦和兒子的錢都不願意出，要總管去找錢塘縣替他出。湯升一時不解道：
“有了錢，他自然會去，何必又要發縣，多一週折呢？”傅撫院發急道：“你這個人好糊塗！錢雖是一樣給他，你為什麼定要老爺自己掏腰，你才高興？”湯升至此，方才明白老爺的意思，這筆錢是要首縣替他出，他自己不肯掏腰的緣故。只能一聲不響，退下了。
這位傅撫院，一位省級主官，對情婦和親生的兒子已欠了10多年的撫育、感情債，連面都不見，只給幾個錢，還不願自己“掏腰包”，而叫下面縣裡出，找單位報銷，真真令人不齒。
當時，《官場現形記》在社會上的影響，也震驚了衙門和朝廷。攝政王載灃就曾下令兩廣總督端方派人剌殺作者，取締連載作品的報社。李伯元也不斷收到恐嚇信，乃至子彈和砒霜等警告物。由於當時《官場現形記》的作者署名是“南亭亭長”，因而官府在“檄文”中就揚言：凡抓到“南匪”就格殺勿論！
李伯元遇險不驚，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將報社化整為零。他本人迂迴於英、法租界中“遊擊”辦公，通過密友的關係，進行地下印刷。李伯元始終以一種大無畏的氣概，受挫不折，報紙一日未停。為顯示大丈夫“站不改名，坐不改姓”的意氣，將筆名乾脆改為正名，並且以詩言志：“往日醒塵夢，爾今更抖擻；慷慨告天下，仍作不平鳴。”如此，李伯元和他的《官場現形記》終於躲過了劫難。就這一點說，英、法租界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社會名流多讚譽，墨跡青史留人間
儘管《官場現形記》及其作者，使腐朽的朝廷官府驚恐，採取通緝、剌殺等毒辣的手段，但與此相反的是，廣大人民和整個社會，大加讚譽、熱情支持。在小說連載的時期，幾乎震動了整個上海灘，編輯部每天收到讀者熱情洋溢的信，有時多達上百封。有讚譽作者是“鐵面無私的包青天”；有的比擬成“救世的手術師”；有的還誇讚是“銳眼的上帝”。這些，僅是普通讀者的反映，那麼專家、學者、名家們又是怎麼評價的呢？
當時晚清的“譴責小說”，除了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是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了。但魯迅先生說：“相比這兩部小說，儘管各有所長，多有風骨，但從廣度和深度看來，還是李伯元冠其首。因為他本身的經歷，決定了他充塞愛國情的反骨。”
是的，《儒林外史》只是偏重於“儒林派”的官吏，並不涵蓋整個官場，就這個意義說，《官場現形記》的“廣度”、“深度”自然就更深刻、厚重得多了。
章太炎評價李伯元是“固執大義，以文救國”的人。柳亞子先生則盛讚他是“強項不低首，力作掃妖氛”。就連當時遠在日本留學的秋瑾女士都寄來熱情洋溢的勉詩：“剌破畫皮促民醒，元群不愧軒轅孫。”此外，李大釗還對李伯元的《庚子國變彈詞》也作了高度評價：“《庚子國變彈詞》不但是一部小說，也是一部信史，是一部中國人民的受難史、帝國主義的侵略史。”
李伯元在文友、讀者的熱情支持和激勵下，使他“熱血填膺筆難輟”。兩部小說剛剛連載完，又推出了新作《文明小史》和《活地獄》兩部作品，依然筆鋒不移。除此之外，李伯元還創作了大量措詞詼諧的詩歌和辛辣的雜文，如《愛國歌》、《送郎君》、《碰和解》等等，都一時廣為流傳。
章太炎總結他的一生，親題其墓誌銘曰：“一代愛國才子，千秋流芳人間。”
江蘇常州也出人才啊！
閱讀更多 船山評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