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主義

祇園精舍之鐘聲，

奏諸行無常之響。

婆羅雙樹之花色，

顯盛者必衰之理。

驕奢者豈得長久，

彷彿春宵黃粱夢。

強暴者終遭殄滅，

恰如風中之浮塵。

——《平家物語》

中古時代

自認世界讎仇之優越者，此等蠢行者必自戕滅亡；認為自己最優秀的民族，諸如古典時期的波斯和羅馬帝國、封建時期的西亞、東亞、日不落歐洲老牌殖民帝國、後工業時期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納粹......不勝枚舉，若一民族殘暴自悅、不仁不義，這樣的軍隊會失敗，這樣的國家會滅亡，癲狂不安恰恰是民族焚滅的前兆，美國正在通往舊時代的末班車。

自古以來，征服‘世界’、通天之塔、長生不老就是歷代人類的不懈夢想，想來想去，這三者之間，無有關於慾望，更多關於對和平幸福的希望和祈盼，代代先祖歷經歲月剝蝕，將經驗化作人類前行的希望，渴望著未來的和平繁榮。

談及征服世界，那蒙古帝國和日本就是亞洲最可探討的鮮活例子。

日本國是一島國，在東方大海上，距陸一千五百哩。其島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神道教），而自治其國。據有黃金，其數無限，蓋其所屬諸島有金，而地據陸甚遠，商人鮮至，所以金多無量，而不知何用。

此島君主宮上有一偉大奇蹟......其頂皆用精金為之......複次宮廷房屋室地鋪金磚，以代石板，其它窗攏亦用精金，由是此宮之富無限，言之無人能信。

有日料餐飲甚多而其味甚美。亦饒有寶石、珍珠，珠色如薔薇，甚美而價甚巨，珠大而圓，與白珠之價等重。鄰國聞此島有財富，謀取之。

然二次大戰玉碎，日本淪喪美利堅之獵犬，臣民皆死心無望，雖已科技強國，然吾觀之其國仍未開化，國內力圖自保，則未來之勢難料。

讀史者聯想一下‘日美’太平洋戰爭，美國自二戰以來，湧現出了多少在日本研究領域開風氣之先的“日本通”，包括《菊與刀》的本尼迪克特。反觀元世祖忽必烈與日本的兩次大戰，死傷十幾萬人，居然未能換來絕大多數人對日本人的新認識和新想法，謬哉怪哉？

不過，無需苛責古人。當時生活在元朝疆域內的絕大多數人都未出過國、留過洋，既無今日的高校和公共圖書館可資利用，也不能方便地在線搜索百度、谷歌、維基等等，更沒有人甘願捨棄“四書五經”中的“黃金屋”“顏如玉”，專門搜索國外的情報資料。直到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黃遵憲在《日本國誌·敘》中還在批評：

以餘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感覺是喜歡扯淡），足已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歐美，即日本與我僅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議論也者，可不謂狹隘歟！

想說明一點：忽必烈汗打算對日本出手的時候，面對著的實在是他不怎麼了解的對手，即便這種信息匱乏因為後來也曾多次遣使日本，有些許改善，仍然遠遠不夠。這對於兩次遠征和孤懸海外的十幾萬元朝官兵來說，可是致命的錯誤。

世界：當今局勢，多元對立，互不相讓，禮崩樂壞，邪佞當道，千年未有之變，也曾聽聞有人述說“震旦體量之巨，諸國忘塵莫及”，此話出畢，眾人如痴如醉，如此妖言怎可信乎？以色列尚可攻伐五國聯軍，無論體量再大，若行霸權肆意妄為，國家一定會衰落，如同美國令人不齒。

近一個世紀以來，人類越來越將目光轉向了更加未知的空間---海洋、高山和太空；人類對自己的境況之擔憂，遠超先祖耕戰之憂慮；未來的化石燃料等傳統能源不足、水資源短缺、生物武器濫用等尖銳問題，沒有一個不是在危害世界人類存亡的嚴重問題，那麼星際殖民、材料革命、逃離地球諸如概者或許是人類唯一的希望，人類呆在地球上的日子已屈指可數。

“ 一種侵蝕民族情感的世界主義傾向，是與德國的民族性不可分割的。人們可能必須失掉他們的德國性，為的是找到他們的德國性。“

——托馬斯·曼(《一個不問政治者的反思》)

世界迷思

德國的兩次世界大戰，令其徹底失去了作為潛在世界主宰者的資格和機會，雖然它消滅了腐朽的殖民主義世界，完成了納粹的歷史任務，但也讓世人們看清了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對世界的嚴重破壞性，德國和日本打破了很多人類禁忌，比如思想控制、征服世界、種族優先、滅絕屠殺等暴行，由是造成的二十世紀冷戰下的霸權局勢與之密不可分。

中國的迅速崛起是二十一世紀舉世注目的現象，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經濟的格局，也開始在全球政治、安全和文化等多個方面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近代以來，中國深切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 “霸道”，不得不開始學習現代化的 “舞蹈”，試圖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以夷制夷”的現代化歷史，似乎使中國人變得更像自己的對手而不是自己的祖先。

倘若如此，我們似乎就面臨著一個悖謬性的現實：中國越是崛起，國力越是強大，就越是遠離天下主義的傳統，就越是 “非中國化”。如果被這種邏輯決定，中國崛起的前景至多是在舊有的世界霸權秩序中成為新的霸權者，而難以改變這個霸權秩序本身。

本文作者旨在對中國崛起的世界性影響提出系統性的學說與論證，闡明中國發展對塑造世界秩序的巨大潛力與文明意義，並訴諸一種明確的價值立場：中國應當為人類和平與共同繁榮做出新的貢獻，其理想目標不是重建往昔的 “中華帝國”（落後），也不是在霸權輪替的角逐中居身為新的 “霸主”，而是在根本上改變霸權結構本身，最終促進人類走向公正與和平的 “新世界秩序”。作者定義這樣的理論為 “世界統和主義”。

警惕五眼聯盟

天下觀的歷史衰落與當代復興的難題

對於 “天下觀” 的討論近年來成為一個焦點議題，其中趙汀陽對 “天下體系” 的研究格外引人注目。他將“天下”視為中國獨特的世界觀念，論證它比西方以民族國家和國家間關係為核心的世界觀念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在道德意義上也是最為優越的世界觀念的範式。然而，天下觀作為思想資源所富有的啟發性，並不意味著在當代條件下尋求天下理想的復興具有現實可能。一個明顯的難題在於，天下思想不只對於西方世界是陌生異己的，而且對於當代中國人也是相當隔膜的。

在今天中國人的世界想象中，佔據支配地位的意識並不是 “天下” 而是 “民族國家”，甚至還存在著某些不可忽視的激進民族主義傾向。我們需要誠實地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傳統中國的天下理想——堅持 “兼容幷蓄”、“和而不同” 與 “求同存異” 等卓越的理念，深具文化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精神——已經被強勢的民族主義意識所壓倒，甚至時而被排外主義、敵視他者以及復仇主義的情緒所劫持。實際上，正是天下觀 “衰落” 的事實才構成了探討其 “復興” 的前提。

然而，中華文明並沒有徹底斷裂，而是在應對強大外部的處境中尋找重振天下的道路。實際上，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並不完全受制於民族國家的思想框架，“世界革命” 的理想與 “三個世界理論” 都蘊涵著明顯的世界主義品格。當然，在 “文革” 結束之後，尤其在進入 1990 年代之後，世界革命的政治想象(“新世界的政治”)再度受到嚴重的挫折而隱退。改革時代的當務之急(硬道理)是發展，致力於建設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新一輪的民族主義思潮也因此在中國人的世界想象中佔據了主導地位。

幸運的是，在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創造性學習中，中國已經成為強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開啟了新的歷史契機，有可能緩解民族主義意識的緊迫感，使我們更為從容地反思民族國家思維的侷限性，重新探究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世界主義內涵，並開掘其在當代條件下重建全球想象的理論潛力。

全球想象

（新）世界主義：一種新的全球想象

帝國的興衰、霸權的輪替以及全球中心的多次轉移都表明，各種版本的文明中心論或自我優越論都具有內在的傲慢與偏見。天下秩序的式微與歷史上許多帝國的衰敗或許有各自特殊的緣由，卻共享了某種相似的重要教訓：文明中心論往往導致自我覆滅，這是歷史留給人類的共同遺產。

正是這樣一種視野吸引我們再次思考 “世界主義” 所蘊含的理論潛力。就詞源學意義而言，“cosmopolitanism”(世界主義)這個詞，由 “cosmos” 和 “polis” 兩個詞根組成：“cosmos” 意指 “宇宙” 整體的和諧秩序(不僅存於自然世界，也存於人的內心)，是一種普遍的秩序；但 “polis” 所指的城邦政治是地方性或區域性的。所以，“cosmopolitan” 的含義既是普遍的又是地域性的。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構想這樣一種 “新世界主義”：由各種源自地方性的“普遍主義”論述在彼此的學習與對話過程中 “匯聚而成”，同時又受到地方相對性的約束。回到開頭托馬斯·曼對於德國性的評價，我們也可以這麼理解，在新世界主義視野中，為了得之，必先失之，只有認清並且揚棄以自我為中心的民族性，才能真正找到並且在世界範圍內更好地傳承自己的民族性。

換言之，我們正在探索一種新的全球想象：告別文明中心論，終結霸權輪替的歷史，走向一種基於跨文明對話與合作的世界秩序。一個更好的未來世界秩序，將是世界各個民族共同建立的，其基礎性的共同價值規範不是先在的、不是現成的，也不是由某個“強國”或某種“優越文化”單獨界定或強加的，而是在各種文化之間彼此影響與學習、相互競爭與對話的過程中共同創造並不斷再造的。

一方面，舊有的天下觀念必須面對其歷史沒落的命運及其教訓，另一方面，它仍可獲得創造性的轉化以適應新的世界格局。在當代尋求天下主義的復興，應當拒絕重返往昔中華帝國”的幻想，致力於從華夏中心主義的幻滅中拯救天下理想——在揚棄華夏中心論的同時去闡發天下理想中最值得繼承的思想遺產。出於擺脫華夏中心主義的訴求，我們在術語上選擇 “新世界主義” 而不是 “新天下主義”。我們相信，轉向新世界主義或許是天下理想在當代獲得復興的一種最可期許的希望。

結語

歷史上的帝國往往傾向於將自己的文明想象為世界的中心，試圖通過征服或 “皈依” 收復並統治整個世界。新世界主義拒絕各種傲慢的文明中心論，警惕其潛在的帝國企圖，努力打破各種文明中心論的霸權地位——無論是歐洲中心論，華夏中心論或者美國中心論。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中，任何一種自我中心主義或文明優越論的主張，在現實中是不可行的，在道德上是不可欲的。因此，新世界主義期待一個共建的世界，而作為中國學者所構想的新世界主義，我們注重汲取中國的文化智慧，同時借鑑其他文明的思想成就。中國與西方都有自身的特殊主義和超越地方性的普遍主義思想，都可能通過文明對話成為這個共建世界的共同思想資源。最後，從新世界主義的角度來看，作為硬實力(經濟、軍事和技術的)崛起的中國仍然具有積極的意義。沒有實力的承載，中國不可能發揚自己的文明傳統並對世界做出貢獻。我們強調實力的發展是一個必要的過程，是一個從對抗霸權走向消除霸權的 “揚棄” 的過程。中國崛起的最可欲的未來前景，或者說，中國文明對世界秩序最偉大的貢獻，不是所謂 “中國統治世界”，不是 “天下帝國的重歸”，而是中國最終促使世界進入一個對話與共建取向的後霸權秩序。如果中國終將會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大國，那麼應當是一個致力於終結霸權邏輯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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