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中國“當代藝術”、行為藝術名家彭禹，在其名為“親愛的彭禹”之社交媒體上，如此寫道：
“呼籲全社會募捐機構停止接受低保邊緣，甚至低保之下的人士捐贈，也呼籲媒體不要誇讚、表演、助長對低收入人口捐贈的讚歌。看到媒體宣傳收廢品的大爺，賣鹹菜的老奶奶去捐贈，我只感到心疼，收起你們那些不費力的表揚吧，那是他們的養老錢，買命錢！”
而有著“亞洲快腿”之稱、曾為前國家自由搏擊總教練、“英雄傳說”世界職業搏擊大賽創始人、WBC中國區秘書長的鄒國俊，則在第一時間，轉發了這條內容，並如此評論說：“我同意”。
確實，在當下非常時期，這也激發了國人的慈善大愛之心，目前，人們紛紛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捐款捐物不斷湧現。
這其中，也出現了一些低收入者，甚至是經濟較為困難的老人，竟捐出其幾乎多年積蓄的善事發生——人們為之感動，媒體進行報道，也是人之常情。
可是，像藝術家彭禹，以及搏擊領域的名人鄒國俊，卻反對讓低收者捐款，更不贊成對這種現象大力宣傳，這真的合理嗎？
從出發點上看，彭禹與鄒國俊的意圖顯然是溫情的，也是能理解的——他們這是為低收者著想：低收入者自己都生活不易了，何苦來呢？還要把僅有的幾個小錢，給捐出去呢？這顯然是一種體恤低收者的美好心理，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不用懷疑彭禹與鄒國俊們的善意。
那麼，問題的另一面就是：低收入者，或曰窮人們，應否做慈善？或者，人們是否要讚美其行為，以起到嘉獎與提倡的效應呢？
事實上，無論是個人或社會，並沒有人會主動提倡，或讚美低收入者慈善捐款；而不過是這些低收者自己，主動做了捐款的好事後，人們或媒體才去對此報道和讚美——如果不讚美、不報道？難道是相反？是不聞不問嗎？
所以說，我們也不必對報道或讚美低收者捐款的媒體或個人進行抨擊——這本是人之天性，及媒體的義務與責任的自然體現。相信不太會有人，刻意去製造“低收者捐款”的噱頭進行宣傳和引導吧？
估計在不少人心目中，慈善的主要力量，或者說捐款捐物的大頭，是企業或富有者階層——事實上，錯了！
最起碼在大多數的國家，特別是發達的歐美國家，慈善捐款捐物的重頭，是普通的個人，而非企業或少數的富人！
前幾年的一個慈善數據顯示，美國72%的公益捐款，是來自於個人，與中國的個人捐款僅佔24%，而中國的機構/公司的捐款比例，卻佔比76%，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像美國2014年的捐贈總額，達到3585.3億美元，其中72%來自個人捐贈。在英國的同比數據，則是90%（個人）和10%（公司/機構）。
當然，這個數據中，個人部分也會包括了一些富有者，但發達國際的富翁，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慈善基金會——所以說，這些統計數據中的個人慈善，主力軍仍是普通民眾，富翁佔比極低。
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的慈善比例中，一般收入者佔了大頭，而富有者佔比例相對小得多——這也說明了一個事實與真相：世界上的慈善，主要力量並非依靠少數有錢人，而是主要依賴於廣大的中低收入者。
即富人看似有能力、也可能捐得多；但其實，在慈善的整體力量上，他們仍不如普通收入者的慈善動力和能量大！
所以，彭禹、鄒國俊者們的感覺中，窮人大可不必做慈善，如果擴大化地說，就是富有者多做慈善就行了——低收者做不做慈善，影響並不大。
換言之，他位的意思即是：“能力小的應獨善其身，等能力大了，再兼濟天下”，否則，讓低收入者捐款，就成了一種病的。或者說，他們認為慈善公益應該讓富人來做，其他人大可一旁觀之
。但世界各國的慈善真實情況和數據，卻否定了這一看法。
所以，我們仍然提倡所有人都能自願做慈善，人人也有做慈善的自由和權利——當然，這樣說，或這樣的統計數據與推論，並非是要為富人們免除做慈善的社會責任，同樣，這也更非是要求低收入者，可以不計後果地去做慈善，捐得自己一分不剩。
社會的不斷美好，能夠通過慈善得以更好地實現與展現，但如果有人單純地以為，慈善應是有錢人、收入高者的專屬權，則這就等於放棄了廣大普通人讓社會變得更美好的責任和權利了！
因此說，我們如果指望少數派的富人，來自覺行善以改變社會，這似乎有點過於單純與天真了；而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普通收入者，甚至是低收入者，也能在社會需要時獻出一份愛心，這同樣是人類的普遍需要，其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皆如此！
因為，一般收入者和低收者們，因其身份，則更能對需求助者們感同身受，讓普通人就更有行善的內心動力、衝動激情和自然而然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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