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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約尼·阿佩爾鮑姆（Yoni Appelbaum）
法意導言
美國總統大選在即，兩黨將進入新一輪的競爭。極具個人特色的特朗普總統上臺以來，美國社會已經見證許多前所未有的變革。特朗普主義以強勢的姿態為全世界帶來影響。特朗普或共和黨是否能夠成功連任，這一問題決定著美國民主的走向。本文從美國社會人口結構的轉變入手，結合美國兩黨政治角逐的史實，分析特朗普主義的利弊以及目前共和黨所面臨的政治形勢，且指出美國中右翼力量對政治的選擇才是促進美國民主社會向前發展的關鍵。本文為2019年12月發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的專欄文章。作者約尼·阿佩爾鮑姆（Yoni Appelbaum）是美國社會和文化歷史學家，今為《大西洋月刊》的專欄作者，曾於哈佛大學教授歷史與文學。
本文作者約尼·阿佩爾鮑姆
目前，美國的人口結構轉變正在發生。這一次，美國人民能否共渡難關？
民主取決於敗者的妥協。二十世紀，美國政黨和總統候選人們清楚地知道，選舉失敗既不是永恆的也不是不可容忍的。輸家承認失敗，調整計劃、重組聯盟，然後走向下一場選舉。思想和政見會遭到反駁，也會遭遇惡毒的攻擊。但無論辯論有多激烈，失敗也並不總是意味著政治上的毀滅。但是，近些年來，自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臺後，這樣的情況已經改變了。
“那些激進的民主黨人被仇恨、偏見和憤怒教唆。”特朗普在6月於奧蘭多舉行的連任競選活動中對群眾說，“他們想摧毀你們，他們想摧毀我們的國家。”這是特朗普向支持者宣傳的核心觀點：他是阻止他們走向深淵的人。
今年十月，特朗普面臨彈劾危機，他生氣地在推特上發言：“這不是一次彈劾，這是一場政變，這些人想奪走人民的權力、選舉權、自由，破壞憲法第二修正案，他們想奪走人們的宗教自由、圍牆、以及成為美利堅合眾國公民的神聖權利。”他還引用了一個支持者的陰謀預言，稱彈劾“會導致美國內戰，國家將因此產生不可癒合的裂痕。”
特朗普的這段話反映了時代的困境。民主政體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脆弱。過去二十五年裡，紅藍派之間的對抗加劇，民主黨人主要聚集在城市和城郊，共和黨人者則佔據農村和周邊郊區。國會里，兩黨過去曾在意識形態上達成一致，如今業已被巨大鴻溝所隔絕。
特朗普作其連任競選演講
隨著政客們在地理上與意識形態上逐漸分離，他們對彼此的敵意也與日俱增。1960年，不到5%的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會因自己的子女與他黨人結婚而感到不快；如今，根據一項調查，35%共和黨人及45%民主黨人會因此事生氣，這個數字甚至遠超對跨宗族和宗教結婚抱有不滿的人。兩黨對抗的增加也導致美國民眾對政治制度的信任度下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七月公佈一份研究，稱只有一半受訪者認為人們並不排斥由兩黨中的誰擔任總統。在一些邊緣選區，人們的不信任逐漸顯現：德克薩斯州的右翼分子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左翼分子又開始主張州獨立。
範德比爾特大學和其他機構的政治學家最近研究發現，“政客都稱對方黨派像動物一樣，缺乏人性。”總統卻鼓勵甚至推動這樣的狀況發展。這是十分危險的，研究者說到，“這容易導致道德約束力的下降，而道德約束是阻止人們傷害他人的防線。”
如今，徹底的政治暴動仍比政黨分裂時期（包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要少得多。但過激的言論氛圍也使得某些人變得偏激。塞薩爾·薩約克（Cesar Sayoc）因為用炸彈瞄準多個知名民主黨人而被捕，他是個熱衷於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人。在法庭文件中，他的律師表示，薩約克從特朗普充滿白人至上意味的言論中獲得了行動的靈感。律師稱：“政治氣氛和（薩約克的）精神疾病有密切關係。”此外，在某些地區，政治抗議已經轉變為政治暴力。在弗吉尼亞州的夏洛茨維爾地區，那裡舉辦的一場“團結右翼”集會導致一名年輕婦女被謀殺。這些極端主義團體的暴力行為讓他們的反對者有更多攻擊的話柄。
這些仇恨從何而來？是全球化、後工業時代經濟所帶來的壓力、經濟上的不平等、社交媒體的渲染、地理上的分裂、以及總統本人的煽動。正如《東方快車謀殺案》中的情節那樣，每一位嫌疑人都參與到犯罪中。
但最大的推動力可能是人口變化。美國正在經歷一場發達穩定的民主國家從未經歷過的轉變：歷史上佔主導的團體日益成為政治上的少數派，而曾經的少數派團體如今能夠捍衛自己的平等權和利益。如果要尋找這種轉變的先例，可能要回溯美國曆史。當時，英國白人最初佔據主導地位，而後主流團體不斷被重新定義。但這些先例最終都演變為政治暴力，很少能如今日一樣影響深遠。
許多美國人印象中，國家居民大多數是白人基督徒。但如今情況已不如昨，人們對這樣的變化也並不敏感。將近三分之一的保守黨認為他們的信仰遭遇“許多”歧視，二分之一的福音派教眾也有此感。但是，與已經發生的變化相比，尚未發生的變化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下一個二十五年，根據移民率以及民族和種族認同的變化，非白人將成為美國的多數。對某些美國人而言，這是可喜的變化；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則不值得關注。但這樣的轉變已經引起政治上的強烈反應，而總統則對此加以助推和利用。2016年，白人工人階級選民認為，對白人的階級歧視是個嚴重的問題，這讓他們在最熟悉的國度反而成為陌生人。這些人投票給特朗普的可能性是其他白人群體的兩倍之多。三分之二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2016年選舉是阻止美國衰退的最後機會”。他們認為特朗普是那個對的人。
2002年，政治科學家魯·特謝拉（Ruy Teixeira）和記者約翰·朱迪斯（John Judis）出版書籍《新興的民主多數派》（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書中談及，人口變化是美國的褐變。更多女性、專業人士以及年輕人將加入民主黨，很快將迎來“新的發展時代”，而共和黨將成為永久的政治少數派。此外，該書認為，新興的民主多數派是不可阻擋的。2012年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連任後，特謝拉在《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稱，“民主多數派將成為主流。”兩年後，民主黨在2014年中期選舉中受挫，朱迪斯似乎有點退縮，稱新興民主多數派可能只是海市蜃樓，白人工人階級對共和黨的支持會讓共和黨人長期佔據優勢。2016年選舉結果似乎證實了這一點。
但許多保守派在調查人口變化趨勢時發現，特謝拉說的話沒錯，只是當時時機未熟。他們發現，共和黨逐漸對自己喪失信心。
共和黨人將特朗普的當選視為一種過渡性的統治而非復興，這種短暫的喘息可以減緩國家的衰退。共和黨人不只是簡單的參與選舉，他們努力縮小選民的範圍，提高以少數選票獲得選舉勝利的可能。最高院的保守派法官於2013年將《選舉法》的關鍵條文無效化後，五年裡39%的縣減少了投票站的數量（此前法律限制這樣的行為）。此外，儘管嫁禍對方是兩黨都常用的手段，但過去十年裡共和黨人顯然更耽於此道。在威斯康星州，去年民主黨人贏得州選舉53%的選票，卻只佔了36%的議會席位。賓夕法尼亞洲，共和黨人試圖彈劾州法院的法官，因為這個法官阻止了共和黨人在國會選區賄賂選舉的企圖。特朗普和他的內閣試圖壓縮2020年人口普查時移民的人數，削弱移民的選舉權。任何政黨都會追逐自身利益，但只有認為自己無法在選舉中獲勝的政黨才會設法阻止選民投票。
一度佔優的群體不得不適應新生人口，這在美國曆史上很常見。這個適應過程可能是體面的，也可能是痛苦的，甚至是通過暴力實現的。美國政黨不斷改革，沿著新的宗旨不斷自我調整。從前嚴守的信仰、倫理和階級邊界如今不斷被重塑。同一事物時而重要時而次要，昔日的敵人成為明天的盟友。
有時候，自我調整會被打斷。這時候，政黨非但不會迎接新盟友加入，甚至反對民主進程。思想上的保守主義可以接納進步主義，並更新自身的規則，實現代際的發展。而身份上的保守主義則只能將複雜的政治演算化為簡單的算術問題。
特朗普上臺後，美國移民政策全面收緊
特朗普和他的政黨如今走進了死衚衕，這可能導致他連任失敗（假設他沒有被彈劾）。但總統的失敗只會加劇選民的絕望心態，讓支持者更加恐懼人口轉變會帶來不利影響。這樣的恐懼是目前美國民主的最大威脅，美國民主正在違背先例，抬高社會標準，破壞“護欄”。當曾經掌權的團體意識到自己將不可避免地被取代，手中的一切將要被摧毀，他們會付出一切代價捍衛自己的權益。
政治學家亞當·普熱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研究東歐以及拉美地區的民主實踐。他認為民主制度如希望長久存在，“必須讓所有政治力量能夠在利益和價值的競爭中角逐掌權的機會”。除此之外，民主制度也應當追求平等。“他們要讓失敗的民主看起來也比不民主的未來更具有吸引力。”儘管保守派如今掌控著白宮，參議院和許多州政府的席位，他們也在懷疑自己是否能贏得選舉。這預示著美國民主目前面臨的跌宕。保守派甚至認為選舉失敗將帶來黨派的毀滅，這是更令人擔憂的。
我們要警惕是否誇大了事情的危險性。1860或1850年的狀況不會再重現，但美國曆史上有諸多例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南北戰爭）警示我們，
當佔主流的團體認為自己無法贏得選舉且無法承受失敗的後果時，繁榮民主社會的蕭條只在頃刻之間。面對特朗普主義，佔主流的共和黨的垮臺既是現時美國社會狀況的產物，也有著過往事件殘留的影響。政治學家丹尼爾·茲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他近來對西歐民主興起的研究中討論了區分政治穩定的民主政體和威權國家的決定性因素：關鍵變量並不是左翼的權力或人格，或者促進民主化的動力，而是中右翼的力量。一個強大的中右翼政黨可以阻止激進的右翼運動，同時也將攻擊政體的激進分子攔在門外。
左翼力量很容易淪為威權主義的工具。二十世紀那些最糟糕的運動都來自於極權左翼勢力。但極右翼黨派是由掌握權力和社會地位的人組成的。他們中可能有商業領袖、軍官、法官和政府官員，這些都是政府賴以生存的社會力量的代表。如果這些享受特權的群體在民主社會中看到自己的未來發展機會，他們會支持這樣的社會發展。但“如果保守力量認為選舉政治會奪走他們在政府的位置，那他們很可能會強烈抵制民主。”
十九世紀，美國民主社會曾發生過一次災難性的崩潰。那時候，白人選民恐懼於多元化國家可能威脅自己的優勢地位的事實，由此引發了一場戰爭。
如今，吸引白人基督徒選民的共和黨正在打一場不能贏的仗。共和黨在選舉團（Electoral College）、聯邦最高法院、參議院中的優勢可能會讓失敗來得慢一些，但這終究無法避免。
共和黨選擇通過強迫而不是說服的方式來繼續掌權，這反映出在多元民主社會中，通過共同遺產（common heritage）而不是通過價值和理想來定義一個政治黨派極其危險。特朗普阻止移民的舉動引起美國民眾的巨大反響，他的限制主義態度不為公眾所接受。2015年，彼時特朗普還沒有宣佈競選，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合法移民的比例應當提高；而如今，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支持增加合法移民。無論特朗普的移民提案如何有利，他都難以將其實現。
對於民粹主義者而言，特朗普並不受歡迎。但人們不該因此而竊喜。他越激起對手對他行為的反對，就會帶給自己的支持者越多的恐懼。左派的肆意妄為讓特朗普的支持者更加向特朗普靠攏，正如右派的某些行為讓共和黨難以獲得多數人支持，這也正是共和黨恐懼在惡性循環中走向毀滅的原因。
權力和選民的支持還有挽救的餘地。美國曆史上，許多有影響力的團體為贏得選舉而放棄了對民主的承諾，最終導致失敗。然而，他們認識到自己可以在所懼怕的政治體系中發展繁榮。聯邦黨人通過了《外籍人員和懲治暴亂法案》（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將批評政府的行為犯罪化；改革派共和黨人將城市管理的權利從移民選民手中奪走。人們抗拒普遍民主制，害怕他們因此在選舉中失利以及由此帶來的後果。一般情況下，民主制會佔據上風，也不會對敗者有負面影響。
一戰時期，情況卻又不盡相同。大量移民從東歐、南歐遷入，導致白人清教徒感覺到威脅。美國連續頒佈數部禁止令，主要是為了規範這些新人口的社會行為：頒佈1917《間諜法》，以此逮捕了上千名政治激進分子，並將數百人驅逐出境；頒佈了新移民法律，關上了部分人通往美國的大門。
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領導下，民主黨正處於這種本土主義衝突的最前沿。威爾遜總統卸任總統四年後，威爾遜的女婿以及艾爾·史密斯（Al Smith）為爭奪總統席位而鬥爭。史密斯是有愛爾蘭、德國和意大利血統的紐約天主教徒，他公開反對禁酒並譴責私刑，以爭取總統提名。四年之後，史密斯取得了勝利，壓制了黨內本土主義者的勢力。他召集了新興的婦女和發展中工業城市的族裔選民。民主黨人在1928年總統大選中落敗，但在接下來的五次總統競選都贏得勝利，其中包括美國曆史上民主黨選舉優勢最大的一次。在這過程中，民主黨人意識到，最有效保衛自己的辦法並非禁止移民，而是邀請移民進入美國。
齊布拉特的研究表明，美國現有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夠持續，可能取決於中右翼的抉擇。如果中右翼決定接受暫時的選舉失敗，而後通過政治辯論增加吸引力以獲取民眾支持，避免將所謂的共同遺產當作自己的立黨原則，則共和黨仍能保持生機。黨內的裂縫能夠被修補，且共和黨的前景將能得到改善， 正如1920年後威爾遜所領導的民主黨那樣。美國的民主將得以存續。但如果中右翼意識到人口變化帶來的動盪以及無法接受其面臨選舉失敗，並轉向特朗普主義和根植於民族國家主義的極右翼，則支持共和黨的選民將會越來越少，且美國曆史又將重現至暗時刻。
美國民主正遭遇迄今為止最嚴峻考驗
2012年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敗選以後，至2016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前，有兩份文件揭示了中右翼的賭注與選擇。羅姆尼敗選後，共和黨國家委員會認為，如果他們繼續堅持，則最終將面臨政治驅逐。委員會公佈一份報告，呼籲共和黨投入更多精力贏得“西班牙裔、亞太島民，非裔美國人，印第安裔美國人，美洲原住民，婦女和青年”的支持。這些團體佔2012年投票總數的近四分之三。報告警示全黨，“除非共和黨國家委員會能夠認真解決這個問題，否則我們將在未來的選舉中失敗。數據顯示了這樣的結果。”
在上屆總統選舉中，共和黨正面臨著兩種衝突觀點之間的抉擇。上文所述的報告在意識形態上定義共和黨，敦促其領導人接觸新團體，強調他們之間的共同價值觀，將共和黨重建為能贏取大多數選票的政黨。保守派作家邁克·安東（Michael Anton）則將民主黨定義為受到美國社會多樣性威脅的“一個民族、一種文明”的捍衛者。共和黨擴大同盟的方式是徒勞有害的。如果共和黨在下一次選舉中落敗，那黨內保守派將因“抵抗和異議”而面臨報復性迫害。
當特朗普任期屆滿，共和黨將面臨同樣抉擇，但這一次的情況則更為嚴峻。2013年，共和黨的領導人已經清楚看到未來的發展，因此極力敦促共和黨人接觸更多背景多樣化的，價值追求契合共和黨“理想，哲學和原則”理念的選民。然而，特朗普主義掘棄了保守主義，轉向民族國家主義。
美國政治遺產中的保守派崇尚延續性，熱衷傳統和制度，對於新鮮事物懷有合理的懷疑，他們為國家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美國既是不斷變化的國家，同時也是有強大延續性的一方土地。每一次移民潮都改變了美國文化，但移民自己也適應美國文化並且保存了某些核心的傳統。每個人都正日益融入美國文化之中。
接收移民並且邀請他們共同建設國家，美國精英因此得以保存自己的位置。國家主流文化不斷重新自我定義，擴大自身邊界以接納不斷變化的人口。美國成立之時，多數美國人口是由從英國來的白人清教徒組成的。儘管威爾士和蘇格蘭的文化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在美國這些差別則變得微不足道。如果美國白人基督徒多數派失去主導地位，那一些新的主流群體就會興起並取代多數派的位置——這是通過更新穎的、廣泛的方式理解美國主流文化的意義。
時至今日，保守派仍對自己充滿信心，認為可以贏得下一次選舉。他們並沒有對民意測驗的結果感到沮喪，也沒有準備放棄道德勸說而訴諸脅迫。他們正在努力從一位總統手中重建政黨。
右翼面臨的這一次選舉賭注比下一次總統大選高得多。如果共和黨的選民不相信民主選舉可以給予他們更加穩定的生活，保證他們在多樣化國家中獲得更多利益，即使共和黨敗選也不會威脅人們的權利，則特朗普主義將在特朗普卸任後的時間裡仍然有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而我們的民主社會將因此品嚐苦果。
Yoni Appelbaum, How America Ends, The Atlantic, December, 2019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9/12/how-america-ends/600757/
譯者介紹
梁銳，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2017級研究生，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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