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日本某小學發給家長的一份通知，引起了很多網友的關注和討論。信中大意為：
（1）大家知道、中國的武漢發生了新性肺炎；
（2）預防對策和流感一樣，更要做好；
（3）隨著疫情信息在新聞及網絡上的擴散傳播，請大家平等對待與中國及在武漢地區有生活關聯的人，避免言論表述方面的歧視。懇請各位家長與孩子談及此事時注重培養提高孩子正確的人權意識。
日本某小學給學生家長的一封信。
這封信之所以引起廣泛討論，一大原因是在我們被捲入這場疫情漩渦的同時，恐懼、懷疑、擔憂與慌亂也將我們的情緒裹挾，全國多地出現了“圍堵武漢人”的歧視言論與行為。甚至對流離失所的外地武漢人的熱心救助，都會被斥為罪責。
“防疫，不是防武漢人！”
很多人可以高喊著這樣的口號，但每當某場疫病威脅到自己的利害的時候，便會點燃人性中最野蠻卑劣的一面，將仇恨的怒火燒向自己的同胞。而這條野蠻引線埋藏之深，一直深入人類與疫病抗爭史的核心地帶。病人與瘟疫之間的隱喻是如何被髮明的？隔離與疾病是如何被作為一種標籤汙名化的？在當下這個疫情攻堅戰的嚴峻時期，我們有必要再次回望病人被汙名化的歷史，以此警醒自身：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病毒，而非我們的同胞。
撰文 | 李夏恩
災難不僅會激發出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一面，也會喚醒沉睡在人性中最野蠻卑劣的根性。誠然，在過去的幾天裡，無數閃耀著人性之光的時刻足以讓人動容感泣：除夕之夜，承受巨大壓力的一線醫生崩潰大哭後，仍然頑強起身去搶救病患；吃方便麵度過春節的醫護人員，只能躺在地上休息極度疲累的身體；奉命奔赴疫區的女軍醫，在高鐵上隔著車窗與丈夫兒女流淚揮別；只有口罩權作武裝的送餐小哥冒著感染的風險，只為將熱氣騰騰的外賣送到醫護人員手中；靠廢品回收維生的八旬老人，將一萬元現金交到募捐人員手裡，拒絕留下自己的名字，等等。
但在這感人肺腑的合唱之中，也夾雜著野蠻的刺耳雜音。1月23日，武漢姍姍遲來的封閉城市的命令，奏響了雜音協奏曲的第一個音符。在此之前，人們不過是將“我從武漢來”當成是一句調侃，用以擊退那些過年時喋喋不休的三姑六婆。但疫情消息的突然曝光，讓武漢瞬間成為眾矢之的。得知封鎖消息倉猝連夜逃出武漢的30萬人，被指責為不顧大局的自私自利之徒。次日，春運期間500萬人離開武漢的消息，更給已經沸騰的輿論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
一名在武漢辛勞一年返鄉回家的打工者，發現自己已經成了家鄉的流亡者。親戚鄙夷的目光，鄰人的風言風語，像箭矢一樣群集他們身上，她四歲的女兒被親戚鄰居的冷言惡語嚇得直哭，卻沒有人來安慰飽受孤立驚嚇的一家人，甚至連超市老闆都不願賣商品給他們。一名從武漢坐高鐵回到山東老家的醫學生，剛下車就驚訝地發現自己和許多人的個人信息都被洩露了，其中包括自己的姓名、住址和身份證號，彷彿武漢人已經成了全城通緝的要犯。他或許意想不到的是，河北正定縣竟然真的發佈通報，對武漢返鄉沒有登記的人員進行懸賞舉報，開出了每名1000元的懸紅價碼。
河北正定縣發佈對武漢返鄉沒有登記的人員的懸賞舉報。
甚至對流離失所的外地武漢人的熱心救助，都會被斥為罪責。在大理，一名武漢籍的民宿客棧老闆，因為在網上發佈消息表示自己願意接待被各家酒店拒之門外的老鄉入住，就遭遇了暴風驟雨般的網絡暴力。客棧附近的一輛湖北牌照的私家車被人砸破玻璃，客棧所在村子的村支書更直截了當地警告他，如果他再敢接待武漢客人，“我們把你營業執照吊銷，把你趕出村”。
肺炎病毒一路攻城略地，對武漢人的恐慌、歧視和排斥擴大到了整個湖北省。汽車牌照上的“鄂”字和來電顯示的武漢號碼都能引起一陣不安。各地對湖北人嚴防死守，一些地區甚至到了非法拘禁的地步，強制給湖北住戶的大門外用鋼釘鐵板進行封門隔離。
如今，春節假期的即將結束和返程高峰的到來，這種“他人即是瘟神”的恐慌排斥心態，終於推廣到了所有的外地人身上。在北京，眾多小區紛紛貼出通告，將返程來京的外地租戶拒之門外。可想而知，或許再過幾天，因人人自危的自我隔離而空空蕩蕩的北京街頭，會遊蕩著多少無處可去的返鄉人員。
“防疫，不是防武漢人！”
這句適時提出的口號，可以說是為汙名之下的武漢人乃至湖北人和全體外地人正名的最佳說辭。這句言簡意賅的口號闡述的道理如此簡單明瞭，相信所有人都會點頭稱是。但正如一名身在外地受盡白眼的武漢人所發現的那樣：
“自己離武漢遠的時候，他們會高喊‘武漢加油’；但當他們發現武漢人就在身邊時，就會大罵‘武漢人滾出去’！”
1月29日，武漢一家醫院內的發熱門診大廳坐滿了輸液的患者。攝影：新京報記者，王飛翔。
這一自我分裂的表現又散發著一股熟悉的味道——今天民眾對武漢人的歧視和汙名，在17年前非典爆發時，也曾被加在廣東人的頭上。在萬眾一心齊抗非典的高唱口號聲中，廣東人同樣被視為到處亂竄的行瘟使者而飽受非議白眼，甚至加在他們頭上的罪名愛吃野味也一模一樣，只不過如今的蝙蝠在當年是果子狸。2001年冬天在京津兩地蔓延的所謂艾滋病患者扎針事件，也曾引發了公眾對本已飽受歧視的艾滋病人進一步的排斥和恐慌。在當年流傳的謠言中，最極端的聲音甚至叫囂將那些艾滋病人抓起來關在一起，一把火統統燒死，這樣艾滋病也可以徹底燒絕了根。
這些滅絕人性的極端話語，在今天聽起來確實令人毛骨悚然，但想到不久前萬人點讚的“武漢屠城”的微博。就會發現這種排斥、歧視和恐慌的集體心態有一條沾滿火藥的引線，每當某場疫病威脅到自己的利害的時候，這條引線便會點燃人性中最野蠻卑劣的一面，將仇恨的怒火燒向自己的同胞。而這條野蠻引線埋藏之深，一直深入人類與疫病抗爭史的核心地帶。
網友們上傳的防疫攔路人員
01
病人＝瘟疫：
隔離與疫病汙名標籤的發明
“患者是一名男性，患麻風病很重，他的親戚決定把他活埋。”
1929年的一天，美國探險家約瑟夫·洛克在雲南蒗蕖州目睹了駭人聽聞的一幕。包括當地的土司和區長，沒有人敢出面阻止民眾對麻風病人的活埋。作為外來者，洛克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場頗具人類學價值的活埋儀式，用盡可能冷靜的筆調將其記述下來。
對當地人來說，活埋一個麻風病人就像一場盛大的嘉年華會。他們會事先宰殺一頭公牛，剝掉皮，然後把這張血淋淋的溼牛皮毛向下鋪在山頭的草甸上，讓麻風病人坐在牛皮中央。讓這位即將被活埋的傢伙和動手活埋他的親戚朋友一起飽餐牛肉、痛飲烈酒。直到大家在狂吃豪飲中變得醉醺醺的，那些動手活埋病人的人才圍坐在病人四周，“表述他們的哀痛，告訴他離開的時辰已到，因為沒有任何辦法擺脫病魔，他只有離開他祖先的這塊土地”。
活埋的過程充滿了神聖和詭異的氣氛，病人要被紮起來縫進牛皮裡，抬起來裝到木桶中，放進地上預先挖好的坑裡。做這些事時必須很迅速及時，務必要保證病人是被活埋的，因為當地人相信“如果患者在牛皮紮好以前或安葬以前就已斷氣的話，那麼麻風魔鬼呶奴就會逃回村裡，使他的親戚又患麻風病”。在活埋之後，村裡的畢摩，也就是巫師會念誦一段名為“呶奴迪呶奴勃呶奴古雨”（Nunu ndu nunv pnunv ngu yi）的經文，用以“封閉麻風魔鬼呶奴的道路”，唯有如此，麻風病人才會與附在他身上的麻風魔鬼一起被活埋在地下，永世不得翻身。
清刊本《瘍醫大全》中麻風病人的插圖
將病人等同於疫病本身，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正是這場活埋悲劇發生的根本原因。但如果仔細審視這場儀式，就會發現，這場儀式中最虛偽的一點，就是那些親手活埋病人的親友們以及主持這場活埋儀式的巫師，心裡其實都很清楚病人並不是疫病本身，他充其量不過是盛裝疫病的容器，是疫病魔鬼藏身的皮囊。縱然所有人都心知病人染病實屬無辜，但為了自己不會感染這該死的疫病，因此大家便狠下心腸，將病人和疫病一起打包活埋，通過所謂封印疫病魔鬼的儀式讓自己對剛剛活埋了自己的親人朋友心安理得，由此掩蓋自私自利的本性。
當然，這種故意將病人等同於病疫本身的自私虛偽，今人大可以被視為原始部落民眾不開化的野蠻思維嗤之以鼻。但事實上，這種將病人等同於疫病本身的野蠻思維，卻灌注於人性最深層的劣根本質之中，流毒至今。這種人性劣根的起源，是對疫病的無知和無能為力而引起的恐慌。作為一種疫病的麻風，與今天所謂的“武漢肺炎”、當年的“非典”以及讓人聞之色變的“艾滋”一樣，有著許多相似之處。首先，它們都是傳染病，可以因與病人親密接觸而感染；其次，它們都會引起病患的身體嚴重痛苦，這種病痛讓人避之唯恐不及；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難以醫治。
在古代流行的嚴重疫病中，尤以麻風病最具代表性，在磺胺類藥物和氨苯碸發明之前，麻風病幾乎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的嚴重疫病。遲至晚清時代，在中醫傳統麻風病專著《瘋門全書》中，還寫道：“疾病之最慘、最酷、最易傳染而不忍目睹者，曰瘟疫，曰癘瘋”，其中瘟疫的治療方法，尚有明末吳又可的《瘟疫論》記載良方，“兆民賴以生全”。而被稱為“癘瘋”的麻風病，則“幾千百年，明哲代出，無不為之束手”。即使是像朱震亨這樣的一代名醫，“治效四人，後三人猶復發而斃”。
既然無藥可救，那惟一能做的，也就只有儘量讓自己不要感染上。因此，為防止與病患接觸造成交叉感染的隔離法才非常早就被髮明出來。在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簡牘中就記載，應將麻風病人“遷癘所處之”，與外界隔絕。而在《聖經·利未記》中同樣記載，應將麻風病患送往“營外”獨居。
平心而論，以隔離病患的方法來防止疫病傳染，本身無可厚非。而且患者為免他人感染而與社會隔離的行為，乃是一種自我犧牲，理應得到他人的尊重。但在古代社會，隔離產生的效果卻幾乎等同於將病患視作社會棄民，隔離所就像是監獄，而被隔離的病患則成了囚犯。他與囚犯的唯一差別就在於，囚犯是因為有罪，而隔離病患則是有病。不過這一點差別，對那些將病患送進隔離所的人們來說，要彌合也不算困難。
在極為看重宗族血緣社會關係的傳統社會，要將一個人徹底排斥在宗族社區之外，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畢竟古聖先賢諄諄教導為人立身要遵循親親尊尊之道，要孝事父母、親愛兄弟，慈愛子女，推己及人，泛愛眾人，民胞物與——社會關係的聯結、親情血緣的羈絆，能將這一切斬斷最合理的託辭，就是這個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的人犯下嚴重罪行。而疫病是對罪行的懲罰。《詩經》中所謂“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就是指因為民人不敬上天，因此上天降下疫病。《墨子》的說法則更加明確：“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禍罰而棄之”——既然疫病乃是上天降下罪罰，那麼將這個被天地鬼神責罰的棄民，再驅逐出世俗社會，也就順理成章了。
清末民間紙馬《五瘟聖眾》，民眾在瘟疫爆發時祭祀的五位瘟神。
這種以疫病為上天降罪的觀念，可以說是世界共享。《聖經》中將麻風病人視為被神離棄的不潔罪人，通過降下瘟疫的方式來懲罰背棄神意的埃及法老。基督教在西方取得勝利後，瘟疫更進一步被解釋為上帝在懲罰異教徒。公元251年，一場大規模瘟疫橫掃迦太基，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如此解釋這場瘟疫：“（瘟疫）的必死性對猶太人、異教徒和基督徒的敵人是一種災難，對上帝的僕人則是一種有益的分離……正直者被喚去更新，邪惡者被帶去受苦；更快地給予誠信者以護佑，懲罰加諸於不信之人”。
給疫病患者貼上上天懲罰的罪人標籤，多少能讓人在拋棄自己的親朋好友時心裡舒坦一些。但為了進一步掃除內心中的不安，一種比天罰罪人的標籤更適用的汙名標籤也被髮明出來。畢竟天意難測，但人事可預。因此，一張道德敗壞的標籤又被貼在患者身上。南宋醫家陳言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中對麻風病因的概括極為精闢地道明瞭這一點：“《經》所載癘風者，即《方論》中所謂大風，惡癩是也。雖名曰風，未必皆因風，大率是嗜慾，勞動氣血，熱發汗洩，不避邪風冷溼，使淫氣與衛氣相干，致肌肉憤嗔，氣有所凝。《千金》所謂‘自作不仁，極猥之業，雖有悔言，而無悔心’，良得其情。然亦有傳染者，又非自致，此則不謹之故，氣血相傳，豈宿業緣會之所為也？”“嗜慾”“自作不仁”“極猥之業”“不謹”等等道德敗壞的措辭，被加諸病人身上，可見病人之所以染病，全是因為自己放縱慾望，敗壞倫理綱常，因此疫病上門也是自作自受，並不值得同情。
傳染疫病、天降罪罰、道德敗壞，三張汙名標籤三管齊下，牢牢釘在病人身上，為其飽受病痛折磨的身體，更加一擊心靈重創。病人的隔離不再是一種為了公眾利益的自我犧牲，恰恰相反，而是入獄服刑。任何將其遺棄的行為都無可厚非。《神仙傳》中麻風病人趙瞿，家人聽從他人“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的勸告，將其送置深山拋棄，乃是當時的常見處理疫病患者的做法，沒人覺得有何不對。在中古時代的歐洲，麻風病人會被起訴判決有罪，教會會宣佈病人要從人類社會驅逐出去。他被強令站在墳墓前表演象徵死亡和入葬的儀式，牧師會在病人的頭頂撒上泥土，象徵性地將其埋葬，然後向公眾宣佈這個人在塵世中已經死亡。被當成死人的麻風病人必須穿特殊的服裝，不允許和健康人講話，財產和遺產繼承權也被剝奪。
親情、友情、愛情都在疫病患者面前重重地關上了大門。薄伽丘在《十日談》中描述1348年橫行意大利的瘟疫時，特意提到人們對瘟疫的恐慌到了泯滅親情的地步：
“各地有不少這樣的人，他們在建康時立下榜樣，教人別去理會病人，後來到他們自己病倒時，自然也遭到人們的遺棄，沒人看顧，就此一命歸天。就這樣，城裡的人們竟然你迴避我，我躲開你，街坊舍鄰，各不相顧，親戚朋友，斷絕往來。這場瘟疫使得男男女女個個人心惶惶，竟至於哥哥捨棄弟弟，叔伯捨棄侄兒，姐妹捨棄弟兄，甚至妻子捨棄丈夫也是常見的事。最令人傷心和難以置信的是，連父母都不肯看顧自己的子女，好像這子女不是他們所生所養似的。”
這種給病人釘上汙名標籤逐出社會的隔離方法，成為了一系列慘絕人寰悲劇的始作俑者。1832年，一名叫袁世熙的文人記述在他的家鄉浙江樂清的麻風病人“患是疾者，戚里惡聞，骨肉遠避，痛苦之餘，求死不能，求生不得，甚至有投水懸樑，自戕性命而銜冤於地下者”。1870年，一位來華英國傳教士約翰·格雷在廣州看到許多隔離麻風病人的“麻瘋船”，這些麻風病人“不得不在河上四處漂泊，向來來往往的大小船隻上的船民乞討，麻瘋船通常十隻到二十隻為一隊。錢，差不多是從船民那裡強奪來的。麻風患者經常靠剝取水上浮屍的衣物財物苟延殘喘”。另一名在廣東佛山的意大利傳教士福爾考迪在探望一名被隔離在河岸洞穴之中的麻風病人時，後者因為不堪忍受這種痛苦，竟然請求探望他的神父將自己活埋——事實證明，即使病人不提出這個要求，對那些樂於給病人釘上汙名標籤以紓解良心不安的人來說，他們也很願意拿起鏟子，將病人連同疫病一起解決掉。
02
活埋病人！燒死病人！
仇恨與迫害的野蠻抗疫曲
活埋疫病患者，可以算得上是中國抗疫史上最悠久古老的傳統之一。早在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簡牘中，就記載患有癘疫的病人如果被認為有罪，應當處於“定殺”之刑。所謂定殺，“殺水中之謂也，或曰生埋”，也就是將癘疫患者活活淹死在水中或者活埋。這種將疫病患者活埋的傳統，讓17世紀初來中國的傳教士倍感震驚，一名叫李科羅的意大利傳教士記述道：“中華帝國內的另一個野蠻行為，就是活埋麻風病人。”美國探險家約瑟夫·洛克在1929年雲南蒗蕖州目睹的活埋麻風病人的一幕，只是上千年來活埋麻風病人史中的滄海一粟而已。
活埋不僅是處理麻風病人的絕佳手段，其他傳染性疫病，也可以用活埋來解決。肺結核在古代有一個令人聞聲戰慄的名字“傳屍”，據說患有這種疾病的人傳染性甚烈，“此症相傳，滅門者有之”。《稽神錄》中記載瓜步一個漁村就感染了這種疫病，“轉相染著，死者數人”，於是這戶村民的父母就聽從他人勸告“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將他們的女兒活活釘在棺材裡，拋進江中。這種活埋疫病者的殘忍手段，直到20世紀仍然惡焰尤熾。僅在廣東，1934年，新興、四會兩縣駐軍下令抓捕麻風患者槍殺後集體深埋。1935年4月，廣州軍警當局在白雲山橫枝崗紫薇廟一帶，集體屠殺300多名麻風患者。同年8月，廣寧縣捉獲麻風患者49人，全部予以活埋。1936年5月，廣東高要縣縣長奉指示，在肇城、大灣鄉及六步鄉對麻風病人執行槍決、活埋達200多人。
除了活埋之外，火燒也是解決疫病的一種方式，尤其是當民眾認定病人對他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汙染的時候，將他們連同疫病活活燒死也就更加理所應當。1742年，在江西平樂縣的一個村子裡，村民們指控幾個一起住在村外茅棚裡的麻風病人收留外面的麻風乞丐，偷竊村中雞隻和蔬菜。但他們犯下的最嚴重的的罪行，則是在村子的水塘洗澡，汙染了村中的主要水源。因此，村民們決定趁這些麻風病人睡覺時用柴禾堵住窩棚的門窗，縱火將他們活活燒死。當地方官員審訊他們時，這些縱火犯表現得大義凜然：
“（他們）在村口水塘內洗澡，將來恐被傳染，叫他們移往別處，不依，若要驅逐，又怕他們恃疾撒潑，無法處置……莫若乘夜待他們睡熟時去放火焚棚，將他們燒死，也替地方除害，省得傳染別人。”
既然汙名標籤已經牢牢釘在這些疫病患者身上，因此無論採取何種殘忍的手段對待他們都理所應當，甚至是為民除害的大義之舉。不僅不該受到譴責，恰恰相反，應該得到頌揚，因為剷除這些疫病患者不僅根除了傳染源，更為社會清除了汙垢渣滓。比起中國式的活埋，歐洲的統治者們更青睞於將這些疫病患者活活燒死。法國國王菲利普五世對麻風病人執行嚴格的滅絕政策，一律用繩子綁到木柱上放火燒死。火刑也是當時對異教徒和巫婆的標配處刑方式。後者被指控在河流水井中投放毒藥，跟魔鬼簽訂契約，給世間帶來瘟疫。傳染病患者被視同與魔鬼簽訂契約的女巫之流一同遭受迫害，成為世間瘟疫橫行的罪魁禍首，必須進行肉體消滅才能根除禍患。
明代水陸畫中向人間播撒瘟疫的五瘟使者
殘害這些疫病患者，甚至還有更高尚的理由：徹底消滅世間的疫病和貧困，讓人人都進入富足的美好世界。踐行這一邪惡夢想的人，是15世紀羅馬尼亞瓦拉幾亞公國的統治者弗拉德四世，四個世紀後，他以斯托克經典小說《吸血鬼》中的邪惡主角“德庫拉”之名聞名世界。但在當時，他乃是從奧斯曼帝國魔爪下解救羅馬尼亞的民族英雄。他治下的種種暴政，也被時人撰寫的編年史和傳記美化為必要的殘忍。在一份15世紀的傳記中，描述了他是如何通過燒死窮人和病人來創造人間天堂的：
“一天，德庫拉命人在國中發佈命令，讓老弱病殘和窮人齊聚他的府邸。於是，一大群窮人、乞丐和病人便齊聚那裡，等待德庫拉大發慈悲。德庫拉命人將他們帶到一座事先準備好的大房子裡，讓他們盡情吃喝。這些人吃飽喝足後，德庫拉親自探望他們，問道：‘你們願意讓我使你們不再憂愁苦痛，在這世界上無所匱乏嗎？’所有人都指望得到這恩典，便答道：‘我們願意，陛下！’於是，德庫拉下令鎖上房門，然後放火把他們燒死。在燒時，他對貴族們說道：‘我這樣做，是為了讓他們不再成為別人的負擔，我的國家從此不再有窮人，人人富裕。而且，我還拯救了他們，他們將不再苟活於世上，受貧困疾病之苦。’”
以肉體消滅的方式來消除疫病和貧困，卸下社會負擔，建立美好社會，這一邏輯如今聽來簡直泯滅人性，但考慮到20世紀以降那些建立人間天堂的美好承諾，都是以將社會中某一部分人群斥為低劣種族或是階級敵人，進行隔絕孤立，甚至將其集體滅絕作為踐行手段，就會發現這野蠻的古老鬼魂仍然穿越千百年時光，附到現代人的身上。比之那些感染傳播折磨身體的瘟疫，尤為戕害心靈，泯滅人性。我所查到的最後一則活埋麻風病人的個案，竟然發生在即將跨入21世紀的1998年。四川廣元旺蒼縣的一位名叫康永奇的男子，因為懷疑自己的養父康興文麻風病復發，與其他八名村民商議將其處理掉，以免傳染身邊親人。因為聽聞“麻風病人死後傳染力更強，要在患者死後趁屍體尚熱時立即埋葬，方可避免傳染”，因此，他們決定將康興文活埋。
當康永奇用塑料口袋套在養父頭上，用麻繩勒住他的脖子，與同夥一起七手八腳地將老人裝進麻袋裡紮緊，拖到坑裡時，他還能聽到麻袋裡傳出“哧哧”的喘氣聲。一層又一層的石灰蓋在麻袋上，微弱的呼吸終於被埋在沉重的泥土之下。當法官在法庭上審訊這些殺人犯時，沒有一個人的良心受到觸動，表現出任何悔意，他們甚至不認為自己是在犯罪，而是在解除一個身患疫病者的痛苦。聯想到幾天前那條叫囂“武漢屠城”的微博以及下面的兩萬多條點贊，就可以想見這種殘忍的心態即使在今天也並非沒有市場。而他們不會想到的是，一個作用力必然會創造出一個反作用力。對疫病者貼上的汙名標籤和殘忍的迫害，同樣會招致肆無忌憚的報復。
1890年威廉姆·班尼斯特拍攝的清末一個麻風村裡的麻風病人。
03
把瘟疫傳染給他們！
病人的報復與互害社會的形成
眼前是一位妙齡佳人，在紅燭的映照下面若桃花，溫婉可人，幾杯酒水飲下之後，尤覺曼妙動人。如此意外春宵，讓這位外來客商不由得意亂神迷，與其床笫之間，共赴巫山。最妙的是，一夜繾綣之後，兩人各自分散。仍然流連在昨夕春夢之中的客商，或許還以為前一天與這位女郎的偶遇乃是一場天降奇緣。但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已經成了女郎溫柔陷阱中的獵物，不久之後，他就會渾身麻木，繼而皮膚潰爛生瘡，染上可怕的麻風疫病。而與他一夜歡情的女子，則徹底擺脫麻風病的困擾，成為一個正常人。
一名女性將自己身上的麻風病，通過交媾的方式傳染給男子，由此痊癒的治療方法，被稱為“過癩”。自南宋周密的《癸辛雜識》中記載了福建地區的這一異俗之後，同一類型的故事在明清時人的筆記小說中大量出現，習俗的分佈地點也由福建轉向廣東。1601年，前赴廣東履任的王臨亨在《粵劍編》中就記載麻風疫病在廣東傳染盛行，患有此病的女性，會假裝私奔，用以引誘男性與自己發生關係，之後，自己身上的病便可以完全轉移到男子身上。清初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中對這種過癩習俗的介紹至為詳盡：
“當壚婦女皆系一花繡囊，多貯果物，牽人下馬獻之，無論老少估人，率稱之為同年，與之諧笑。有為五藍號子者雲：‘垂垂腰下繡囊長，中有檳門花最香。一笑行人齊下騎，殷勤紫蟹與瓊漿。’蓋謂此也。是中瘋疾者十而五六，其瘋初發，未出顏面，以燭照之，皮內赭紅如茜，是則賣瘋者矣。凡男瘋不能賣於女，女瘋則可賣於男，一賣而瘋蟲即去，女復無疾。自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橋茅店之間，數錢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謂‘過癩’者也。”
屈大均筆下的“過癩”無異於賣淫，而且比起賣淫騙取錢財，麻風女傳染無藥可救的疫病，這種行為更加道德敗壞，可以說是給病人貼上汙名標籤的典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未嘗不是病人的一種報復。一如前面所述，在麻風疫病盛行的閩粵兩省，病人往往被指責為道德敗壞，會遭到社會歧視、迫害式隔離甚至是活埋的悲慘下場。因此，為了自救，故意採取這種“過癩”的形式，將疫病傳染到對方身上，同時也完成了自己對這個歧視自己社會的報復。
從現實效果來說，“過癩”完全無濟於事，最多不過是又製造出一個新的疫病感染者而已。但這種“你迫害我，我便將你變成同類”的報復方法，可謂疫病感染者最令人恐怖的武器。人們因為對疫病的恐慌而給病人貼上汙名化的標籤，對其進行歧視迫害，遭受社會摒棄排斥的病人，反過來也利用自身汙名標籤所帶來的恐慌效果，來報復這個不公不義的社會——互害社會就以這種形式形成了，並且陷入了一個無限的死循環：社會越是給病人貼上汙名標籤，對其歧視迫害；絕望之下的病人就越發猛烈地用疫病製造恐慌，報復社會；而他的報復行為，同時又進一步證明了汙名標籤的可信性，更加重了社會對自己的恐慌和歧視。
以嶺南地區“過癩”習俗改編的愛情故事《邱麗玉傳》連環畫插圖。藍本來自於宣鼎《夜雨秋燈錄》中《麻瘋女邱麗玉》小說故事。
自16世紀以降，隨著迫害、醜化、活埋麻風病人的記載大量增加，麻風病人不擇手段報復社會的各類案件也同步增長。除了“過癩”這一屢見記述的“習俗”之外。麻風病人的暴力犯罪行為更是屢見不鮮。在廣東博羅縣，住在附近山區的三百多名麻風病人竟然組成一個搶劫團伙，有組織地搶劫過往客商，姦汙婦女。憤怒的知縣下令將其圍捕處死，結果這些麻風病人竟然“一夕遁去”。廣東羅定縣則發生了三個外地麻風病人輪姦一名村婦的慘案。當捕快前往逮捕三名麻風病人時，這三個人竟然用鐮刀威脅捕快，還聲稱自己這樣做是為了治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特別提到這些麻風病人倚仗自己身患傳染惡疾，讓人恐慌，因此兇橫異常，出門乞討時，“人不敢以疾聲厲色相待”。也因為他們被貼上了使人恐慌害怕感染的汙名標籤，因此被山賊海盜僱傭，作為他們綁架勒索贖金的中間人。連官府催收稅款錢糧，也會僱傭這些麻風病人到稅戶家中“飲食寢處於其家，日肆罵詈，以穢毒薰染之，使之亦成惡疾”。疫病的汙名標籤竟然成了恐嚇嚇詐他人的兇狠武器，讓屈大均不由得感慨道“蓋有司以瘋人為爪牙，盜賊以瘋人為細作，其為無用而有用如此，瘋人最為人害。”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給麻風病人貼上汙名標籤，又反過來受到他們恐嚇報復的人，也會僱傭他們去報復自己的仇敵。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清廷從各省調撥廣東的軍隊，尤以湖南來的湘軍最兇悍不法，這讓廣東人咬牙切齒。於是，他們故意暗中僱傭了一批身患麻風病的女子，送往軍營充作軍妓，將疫病傳染給這些湘軍士兵，“於是潰癰遍體，死相踵者過半，餘多陣亡，獲歸者不數十人”。
互害社會的無限死循環似乎難以打破，但解決之道卻異乎尋常的簡單：一切的起點正是疫病的汙名標籤下的歧視和迫害，因此，只要將這個標籤揭下，一切便可迎刃而解。1952年四川鹽邊縣發生的麻風病恐慌就是一個絕佳的例證。鹽邊縣可以視為一個互害社會的縮影。“得了麻風病，十人見了九人恨，父母妻兒不敢見，火燒土埋絕傳人”。身患麻風病的人會被地方團保和族長組織人活埋或是活活燒死。而麻風病人也會用“放癩殼”，也就是投放自己身上的膿血皮屑的方法來加害於人，作為報復。1948年，一個外號杜癩子的麻風病人因為自暴自棄，四處“賣癩殼”，恐慌造成人人自危，群情激奮的民眾將其活活燒死。直到1951年，民眾還公開燒死了兩名麻風病人。民眾對麻風病人的恐慌，在1952年爆發，為了報復前來進行土地改革的工作隊，“短短數日，縣城機關的水缸，水井內都發現漂起了一層層白濛濛的癩子殼殼，街上賣的糕點、涼粉、涼拌菜、甜酒內也出現了癩子殼殼。不到半月，全縣先後在集體食堂、個人家中發現的就有五十多起癩殼事件”。但接受了科學培訓的工作隊用石灰水對飲食進行消毒，對投放癩殼的人進行抓捕和公開審判，用強制的行政命令和法律手段制止了民眾對麻風病人的歧視和迫害，並且建設康復院對麻風病人進行醫治。沒有人因為誤食癩殼而患上麻風病，現代醫學的特效藥治癒了病人身體上的疫病。民眾認識到那些麻風病人在本質上是與自己一模一樣的人，而非帶有某種汙名標籤的非人異類，由此社會上的歧視和迫害的消除，互害社會也迅速解體——汙名標籤就這樣被揭掉了。
1510年的德國版畫，描繪死神用瘟疫猝然奪走一個年輕男子的生命。
04
消滅疫病，而不是消滅人：
揭掉汙名標籤
“我們的目標，是在於剷除麻風病，不是在於剷除人。”
“我們的目標，是在於剷除麻瘋病，不是在於剷除人”，鄔志堅《對麻瘋人的正當態度》，見《麻瘋季刊》第三卷第二、三兩期合刊。引文部分用紅線標出。
這句話聽起來是不是很耳熟？只要把“麻風病”替換成“武漢肺炎”，就會發現這句話與今天高唱的給武漢人正名的口號別無二致。但這句話說出的時間，卻是在足足九十年前的1929年。說出這句話的人，是中華麻風救濟會的創始人和總幹事鄔志堅。他相信20世紀隨著科學昌明和醫療技術的發達，麻風病這一困擾中國人千百年的瘟疫，必定會被消除馴服。但當他踐行自己的理想時，卻發現自己不僅在和瘟疫作戰，也在與千百年來人性中最野蠻卑劣的根性在作戰。那種出於極端自私自利而歧視迫害疫病患者的邪惡心態所創造的互害社會，不僅毒害普羅大眾的心靈，甚至在那些自詡受過文明薰陶的現代人腦海裡，也佔據一席之地。當他與一位“美國留學生，曾任東吳大學法科教授某君”談起他的家鄉福建“癩病之猖獗及麻瘋人可憐的狀況”時，這位自詡受過高等教育的文明人竟然“從容”地回答說：
“不錯，敝省的癩病，確是很多，但這個毛病是無藥可醫的，所以對於麻瘋人無救濟的辦法。就我看來，最爽快的辦法，莫如將麻瘋人拿來一一槍斃之！”
這句未加思索的回答，如此滅絕人性，讓鄔志堅倍感無奈：“處今科學孟晉，文化昌明的時代，吾們還是以中世紀的方法來對付癩者，思想落伍，貽笑世界，莫甚於此。”九十年後，當我們發現同樣措辭的口號，竟然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不得不再次重複高呼，恐怕更令人感到莫名悲哀。經過一個世紀科學理性的文明思維的洗禮，內心卻仍然未能掃除張貼汙名標籤的野蠻劣性。儘管我們不會再將患有肺炎的不幸病患活埋燒死，但那種歧視的心態和迫害仇視的話語，卻意味著那古老的野蠻幽靈仍然徘徊在這片大地上。
1562年，荷蘭畫家老勃魯蓋爾繪製的反映戰爭和瘟疫恐怖景象的名作《死神的勝利》。
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曾經虛構了一場瘟疫，這場瘟疫是一種失眠症，它最大的危害是隨著失眠的加劇，人會逐漸喪失記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清醒的失憶比睡夢中的遺忘更加可怖。後者是因矇昧而對歷史無知，因此繼續過去的錯誤；前者則是頭腦清醒地重蹈覆轍。如果身為一個受過科學理性洗禮的文明人，仍然繼續讓矇昧時代的罪行在新的世紀搬演，那麼感染身體的瘟疫縱使結束，毒害心靈的瘟疫卻仍會蔓延，伺機等待著下一次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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