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島的紅頭船

在潮汕一帶，幾百年來“紅頭船”都與當地人的生活和歷史交織在一起，散發著一種藝術化的民俗色彩。很少有人會想到，開始時，將船頭漆成紅色出於官府的強制，目的是切斷當地居民與海盜的聯繫。

問題出在海禁政策上。東南沿海，特別是閩粵交界一帶，早在宋元兩朝鼓勵海外貿易時，海商們為了追求更多利潤，已經在悄悄繞開當時的市舶司（海關）偷偷進行貿易，同官商爭利；明清實行海禁，這一帶地少人稠的客觀情況讓當地民眾不得不繼續以海為田。既然不能再合法通蕃，他們就乾脆做了非法的“海賊”，於是商船轉為“寇舶”，形成官府眼中的海盜集團。

另外，因為這是一個“三不管”地帶，自然就有因職責劃分不清而扯皮之事，這在“靖海”上自然也不例外。史載：“巡海官兵遇有歹船，妄執閩粵疆界之分，不肯窮追；及至失事，則互相推諉

中國版的“金銀島”

雖然海盜集團在海上往來如風，但他們也需要一個陸上基地，南澳島則是一個極合適的地方——這裡距離大陸的距離不遠也不近，既足以和官府保持安全距離，又方便隨時進入大陸。

此外，南澳島上的居民在明初被朱元璋強行遷徙，留下大片田地可供海盜耕作，保證糧食安全；島上山勢險峻，利於築城修寨，有險可據。最重要的是，這裡地處要衝，距離當時的海洋貿易主航線不過幾海里。

南澳島位置圖

就這樣，南澳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中國版的“金銀島”。

史載，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海上劇寇”沈師“嘯聚甚眾，犯南澳，嶺東震動三月”，廣東常平提舉楊萬里集合了數郡兵力，平定了這一事件。從此，南澳開始在史書記載上作為“賊穴”出現。從此海盜的勢力越來越大，顧炎武論南澳：“洪武間，居民負險作亂，遂為賊巢”；《南澳志》載：“終明之世，漳潮無安堵，寇亂較唐宋元為尤烈”。

到了明朝後期，南澳一帶的海盜勢力已大到了動輒“戰艦數百，聚眾萬餘”。他們橫行海上，向過往船隻徵稅，儼然海上王國。對此，官兵屢次征討，卻總是無法斬草除根。

根源在於海禁——不僅沿海許多豪門、官員、官員親屬都與海盜有著關係；民眾也常常接濟海盜

，以“一葉之艇，送一瓜，運一罇，率得厚利”。當官兵來時，沿海民眾“每見官兵動靜，則星火徒報，官府密令哨探，則推避不從”。

對此，官方的做法是進一步加緊對沿海船舶的控制。雍正初年，朝廷下令，“將出海民船按次編號，刊刻大字，船頭桅杆油飾標記”。廣東在南，南方屬火，用色為赤，於是船頭便漆成紅色。

就在當今“紅頭船”大量停泊的南澳島深澳灣旁，有一個名為“吳平寨”的村莊。

嗯，這個村子就是“吳平寨”

在中國漫長的海岸線上，這可能是唯一以海盜的名字命名的村莊。

明嘉隆年間（1521年-1572年）是中國海盜的全盛時期，吳平則是這一期間活躍在南澳島的眾多海盜首領之一。

此外，還有林國顯、許棟、許朝光、林鳳、林道乾、曾一本等海盜集團把南澳“先後據為窟宅”或活躍在附近海域。這些海盜之間有錯綜複雜的關係，比如，林鳳是林國顯的族孫，吳平是林國顯的侄婿，林道乾的船隊裡有林鳳的船隻，曾一本承接了吳平的部眾……

他們，就是中國版的“加勒比海盜”。

當地村民，至今對“吳平王”的故事依然津津樂道——比如他雖然身材短小，但相當精悍，“能在海里潛游七八里，從詔安游到南澳”——這足以使他當好一名海盜，但還不足以成為海盜頭領，成就他的是“有智略”。

緊挨著吳平寨的，是今天南澳島上的景點之一“金銀島”，這是一個在海邊的小山，山下即是深澳灣。

這裡就是“金銀島”| 林育波攝

“金銀島”上有吳平妹妹的塑像。她左右拿劍，右手拿著元寶，是這個島上的“護寶女神”。

護寶女神 | 圖片來自：靜遠的博客

南澳島上神佛滿天，全島人口只有7萬多，主要廟宇就有30多處。人們相信，摸一下“護寶女神”手中的元寶，能給自己帶來財運。不過，在傳說中，她正是不肯離開大批財寶，才死在此地的。

官盜搏弈

傳說的真偽無法判斷，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秋，這裡曾有過一場惡戰卻是毫無疑問的。

對陣的雙方在當時都聲名顯赫，一方是戰績卓著的名將戚繼光、俞大猷；一方是縱橫海上的大海盜吳平。

戚繼光大戰吳平

吳平早在寨前的海灣裡佈下了海底石牆，阻止俞大猷率領的水軍。

雙方的力量對比是：吳平船400艘，眾萬餘；俞大猷統領福建和廣東的水兵，船隻數量為300艘，戚繼光統帥陸軍：5000名“戚家軍”。可見，吳平的實力不亞於官兵。之前俞大猷對他曾用招撫策略，但他旋即復叛。

此次，戚繼光一到南澳，即在外圍運石、沉船以沉塞港口，同時以兵船環列南澳島，將全島封鎖。隨後，戚繼光登陸，與吳平惡戰數天後，俞大猷趕到，與戚繼光會同作戰。戚繼光在正面進攻之外，又以3000精兵從敵後登陸奇襲吳平。

是役，吳平大敗，被俘斬萬餘人。吳平僅率百餘人駕小舟逃脫，後又被俞大猷的部將湯克寬追擊於今越南境內，不知所終。有人說他戰死在越南，也有人說他再次逃走。

對，此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的記載是：“然往有親見平鮮衣怒馬，在京浙日為富商大賈。平已炙其面……人無識者。”南澳島上的雄鎮關可以說是這場戰役給南澳島留下的紀念品，這是一道石築的關口，戚繼光奇襲吳平時，曾取道此處。

雄鎮關

許朝光是和吳平在同一時期活躍在南澳的海盜首領。他曾自任“澳長”——將“海關”和“海洋執法”結合為一體，並仿照官方做法，對商船收稅。交稅的海商稱之為“買水”，“澳長”則保證商船在交稅後的海上安全。林鳳，以及後來的鄭芝龍，都效法了許朝光這一“抽分”收稅法，與官府爭奪商船稅。

現在南澳島上，有許朝光留下的“許公城”和“許公陂”。還有他留下的“海上烽火臺”——煙墩，這是岸上觀察敵情之報警系統。

“許公城”的煙墩

官府眼中的海賊，在民間卻被稱為“王”、“公”。曾參加辛亥革命的陳梅湖在其編撰的民國版《南澳縣誌》裡寫道，他對於南澳人將吳平、許朝光“曰王曰公”很有感觸：“可以想見當日平勢之盛，及朝光之無殘虐於澳民。”

原因在於，對於當時的這些海盜而言，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海盜，他們認為那是官方海禁讓他們鋌而走險。他們設立“澳長”、護航等制度，實際上扮演了海上政府的角色。

作為一名革命黨人，陳梅湖親身經歷了清末的吏治敗壞和民國初年的社會動盪。當時南澳島上也出了三個海盜，他們蠻橫、粗暴，擅長殺人越貨。陳梅湖看來，這些海盜，儼然退化了。他痛斥他們為“匪”。

鄭芝龍，一個超級BOSS

1575年，福建巡撫劉堯誨會同兩廣總督殷正茂聯疏請設南澳副總兵。當年，南澳設立了總兵府，配置“副總兵一員，通領舟師三千”。

南澳總兵府

也正是在此時，

南澳和鄭氏海盜集團結下不解之緣。

明末，在之前海盜活動的基礎上，鄭芝龍勢力雄長，發展為擁有大海船千艘，有眾十萬的強大海上力量，在資本、貿易範圍和活動時間方面都達到了明季海盜的頂峰。

對此，福建巡撫朱一馮在1627年執行“以夷攻盜”政策，期望藉助荷蘭人的力量來消滅鄭芝龍。這一政策曾經在對付林鳳海盜集團時用過——1575年，明王朝就曾派遣把總王望高到菲律賓聯合西班牙人攻打林鳳艦船，此後明王朝為了犒賞西班牙人，許其在廈門通商。

鄭芝龍自然不想重蹈覆轍，像前輩海盜一樣在夾攻中出局。他率先出擊，大敗荷蘭人，燒燬荷蘭快艇奧沃克號，捕獲西卡佩號和另外四艘艦船，從此荷蘭船隻再不敢出現在臺灣海峽。

南澳總兵府裡的古炮

1628年，崇禎皇帝即位，對鄭芝龍實施招撫策略，為長遠考慮，鄭芝龍接受招撫——他不能長期腹背受敵，必須獲得一個穩固的陸上基地，免除後顧之憂，集中力量對付荷蘭人和與荷蘭人勾結的海盜集團。

1633年時，鄭成功肅清了其他海盜集團，這固然是為明王朝“靖海”，但對鄭芝龍來說則是徹底控制海洋。鄭氏集團成為了當時東方最強大的海上力量。

鄭芝龍“獨有南海之利”，他對所有海舶徵收稅費，無論中外，均是“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僅此一項收入就使他“富敵國”。他還“常於澎湖外設市，稅諸洋之貨”。

另外，鄭氏集團直接進行海外貿易，比如在1633-1638年間，鄭氏集團每年開往臺灣與荷蘭人貿易的船隻少則幾十艘，多則一兩百艘。這一時期的荷蘭人正在拼命拓展海上勢力，恰好遇到了鄭芝龍這個強勁的對手。關於兩者的力量對比，有一組數字很能說明問題，鄭氏集團可控制各種海船近萬艘；同期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船舶約三千艘。

1646年，鄭芝龍降清。鄭成功繼承了他的海上事業，父子二人走向決裂。

1647年，鄭成功在南澳招兵，舉事反清。

今天在南澳的總兵府大門口可以看到一棵樹齡四百多年的古榕樹，此地即是當年鄭成功招兵處，因此這棵樹也得名“招兵樹”。

鄭成功像、“招兵樹”

此後數十年，鄭氏集團的艦隊遊弋在廣大的東亞和東南亞海域。

鄭成功延續了父親的海上抽稅制度，每船依照大小或所載貨物，收取稅金，併發給牌記，持有牌記的船舶不僅在本國具有通行效力，而且可以通往東西洋。

鄭成功在南澳招兵圖

1684年，伴隨著康熙拿下臺灣，鄭氏集團的艦隊也退出了南海——從此海洋上再沒有這麼大的中國海盜力量。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來說，這可是個好機會，他們馬上填補了這個空白。

此時中國正在步入“康乾盛世”，遠在北京的清朝廷對海洋沒有興趣，更不想在上面浪費精力。“紅頭船”政策的推出，更是為民間貿易再加一重鎖鏈。中央王朝終於心滿意足地把它對民間中國的控制力從陸地延伸到了海洋，中國千百年來在海上表現的活力只逐漸留下一個模糊的背影。

直到“海氛”再次被進逼的西方勢力挑動，清廷才發現，“靖海”肅清了中國的民間海上力量，也讓中國漫長的海岸線從此門戶洞開。當英國艦隊長驅直入，羸弱的清軍毫無抵抗之力。這時，海上早已沒有可和西方艦隊抗衡的鄭氏艦隊。

南澳，這個彈丸之地，也重新隱沒在了歷史的海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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